一、沙门思潮
据近代考古发掘证明，早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就已出现城市化文明。后来，中亚的游牧部落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吠陀文献透露了雅利安人在印度由西向东推进的过程。《梨俱吠陀》和《娑摩吠陀》表明雅利安人生活在印度河流域，《夜柔吠陀》表明雅利安人已经进入恒河流域，《阿达婆吠陀》表明雅利安人已经到达孟加拉地区。
吠陀时代战争连绵不断，开始主要是雅利安人征服印度土著居民，后来又出现雅利安人部落之间的互相兼并，逐渐形成大小王国。到了公元前五六世纪，也就是佛陀生活的时代，印度的部落大部分过渡到国家。据《增一尼迦耶》记载，当时印度有十六个大国(Mahājanapadā)：鸯伽(Aga)、摩揭陀(Magadha)、迦尸(Kāsi)、憍萨罗(Kosala)、跋祇(Vajji)、末罗(Malla)、支提(Ceī，或Cetiya)、梵伽(Vagā，或梵沙，Vasa)、俱卢(Kuru)、般遮罗(Pacala)、摩蹉(Maccha)、修罗塞纳(Sūrasena)、阿萨迦(Assaka)、阿般提(Avantī)、犍陀罗(Gandhāra)和甘蒲阇(Kāmbojā)。[1]《长尼迦耶》第18《阇尼沙经》提到其中的十个国家(Janapadā)：迦尸和憍萨罗，跋祇和末罗，支提和梵沙，俱卢和般遮罗，摩蹉和修罗塞纳。[2]耆那教的《薄伽婆提经》(Bhagavati、sūtra)也提到十六个国家，但具体国名与《增一尼迦耶》有同有异：鸯伽、梵伽、摩揭陀、摩罗耶、摩罗婆、阿蹉、婆蹉、憍蹉、波达、罗达、跋祇、莫利(或末罗)、迦尸、憍萨罗、阿婆诃和商菩多罗。[3]
在这些大国之外，还有许多小国和部落，如释迦(Sākiya)、薄伽(Bhagga)、布利(Buli)、迦罗摩(Kālama)、憍利耶(Koliya)、莫利耶(Moriya，孔雀族)、毗提诃(Videha)和离车(Licchavi)等。
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初期，依然过着部落生活。每个部落由若干村落(grāgma)组成，每个村落由若干家族(Kula)组成。部落首领叫做“王”(rājan)，由“议事会”(sabhā)选举；部落大事由“人民大会”(samiti)讨论决定。因此，部落政体具有共和制性质。
而随着部落逐渐变成国家，开始出现君主制政体。《增一尼迦耶》中提到的十六个大国多数是君主政体，其中尤为著名的四大王国是摩揭陀国，国王频毗沙罗及其儿子阿阇世，首都王舍城；憍萨罗国，国王波斯匿及其儿子毗流勒(Viūabha)，首都舍卫城；梵沙国(Vasa即Vatsa，婆蹉国，或译犊子国)，国王为优陀延(Udea，梵文Udayana，或译优填王)，首都憍赏弥城；阿般提国，国王波罗迪约多(Pajjota，梵文Pradyota)，首都优禅尼城。同时，有些国家，尤其是一些小国和部落仍然保持共和政体，如跋祇国、末罗国以及释迦族、离车族、毗提诃族、憍利耶族、莫利耶族、布利族和摩伽族等。但是，这些共和政体国家或部落始终处在君主政体国家的威胁之下。在列国纷争中，摩揭陀国势力最强。至公元前四世纪，摩揭陀国已经统一恒河流域和印度中部的一些地区，为公元前三世纪阿育王孔雀王朝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在佛陀时代，婆罗门教思想体系已经确立，种姓制度已经普及。婆罗门教以吠陀为天启圣典，信仰多神，崇奉祭祀。婆罗门教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天神创造的；只要崇拜天神，祭祀天神，就能获得现世幸福。阐释吠陀的各种梵书是婆罗门教的祭祀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祭祀被说成是一切力量的源泉。而掌管祭祀的婆罗门也几乎被抬高到神的地位。《百道梵书》就宣称有两种神：“众神是天上的神，有学问的婆罗门是人间的神。祭品供给众神，祭祀酬金供给婆罗门。”[4]因而，在婆门教经典中，婆罗门总是排在四种姓的首位，其次是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
刹帝利是武士阶层，掌管王权。吠舍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首陀罗主要从事农业、渔猎和技艺，或充当奴仆。此外，还存在大量家务奴隶。随着部落向国家的转化，王权的作用日益突出。因此，在佛经中提及种姓时，总是把刹帝利排在首位。但无论排列次序如何，婆罗门和刹帝利始终是印度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的现世幸福是建筑在对广大吠舍、首陀罗和奴隶的掠夺剥削之上的。
从吠陀时代到列国纷争时代，婆罗门教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占据主流地位，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始终存在异端思潮。在列国纷争时代，由于政治经济的剧烈变化，社会的动荡，这种异端思潮在婆罗门教势力相对薄弱的东部地区，形成强大的沙门思潮。佛教就是沙门思潮之一。当时，社会上对佛陀的一般称呼就是“沙门乔答摩”。
沙门(samaa，梵文ramaa)是对苦行者、出家人或游方僧的通称。沙门思潮根植于印度本土文化，可以追溯到印度河流域文明。据考古文物判断，印度河流域文明存在母神崇拜、生殖崇拜和兽主崇拜。兽主结跏趺坐。这是后来的瑜伽行者或苦行者的常见坐式。
在雅利安人入主印度后，婆罗门教不可能完全取代印度本土文化。它也吸收印度本土文化。在《梨俱吠陀》中除了提到不信神、不祭祀的“达娑”和破坏祭祀的“罗刹”之外，还提到一类“牟尼”(muni)。《梨俱吠陀》第10卷《长发颂》(Ke-īsukta)描写一位牟尼头披长发，身穿棕色脏衣，腾空而行，出神入迷。他与风神结友，与楼陀罗神一起喝饮毒汁。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不崇尚苦行，因而以奇异的目光看待这类牟尼。《阿达婆吠陀》第7卷中还提到一位“神牟尼”(devamuni)，凭借苦行获得神秘力量。“牟尼”一词后来成为苦行者、仙人或圣人的通称。佛陀的一个尊称就叫做释迦牟尼(Sakyamuni，梵文ākyamuni)，即释迦族圣人。
在吠陀文献中，还提到与牟尼相近的耶提(yati)和弗罗提耶(vrātya)。耶提也具有神秘力量。在《娑摩吠陀》中，他们有时是吠陀神的朋友，有时是吠陀神的敌人。“耶提”一词的本义是“控制”，后来也成为苦行者的名称。《阿达婆吠陀》第15卷中描写弗罗提耶修炼苦行，修习七重呼吸吐纳。《二十五梵书》中描写弗罗提耶说雅利安语，但生活方式不同于雅利安人。后来，大约在公元前后两世纪内产生的《摩奴法论》中，将弗罗提耶称为“再生人与种姓相同的妻子所生的儿子凡是因为不发愿持戒而不得入教者”[5]。而《包达衍那法经》将弗罗提耶称为“混血种姓”。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则明确说弗罗提耶是首陀罗男子和刹帝利妇女的混血种姓。
这些材料表明在吠陀时代，始终存在与婆罗门教相抗衡的异端思潮。婆罗门教的核心是“祭祀”(yaja)，而这些异端思潮的核心是“苦行”(tapas)。婆罗门教认为通过祭祀天神可以获得现世幸福，而这些异端思潮认为通过修炼苦行可以获得神秘力量。这些异端思潮的信奉者名称不一，直至公元前五六世纪，即佛教和耆那教兴起的时代，才普遍采用沙门的名称。
沙门这一名称最早见于婆罗门教的《泰提利耶森林书》和《广林奥义书》。“沙门”一词源于动词词根ram，意谓辛苦、劳累。因此，很可能是婆罗门首先采用这个名称指称这些苦行者。
但是，这种沙门思潮也对婆罗门教产生影响。在梵书之后产生的各种森林书和奥义书是对婆罗门教祭祀主义的反拨。森林书是在远离城乡的森林里传授的。这些著作不像梵书那样制定祭祀的实施规则，而是探讨祭祀的神秘意义，强调内在的或精神的祭祀，以区别于外在的或形式的祭祀。奥义书则进一步探讨世界的终极原因，形成“梵我同一”的哲学观。同时，提出业报和轮回理论，认为人死后，通过灵魂转移获得再生，而再生为什么，取决于人生前的行为(“业”)。人生的最高目标是获得解脱，解脱的方法便是认识“梵我同一”。这些思想不见于在此之前的吠陀文献。对于婆罗门教来说，奥义书思想无疑具有革命性，标志教内出现一种新的动向，即由“祭祀之路”转向“知识之路”。
虽然在奥义书中能发现一些与沙门思潮相似的思想，但奥义书哲学终究属于婆罗门教。奥义书也被称作“吠陀的终结”(Vedanta，吠檀多)。它与激烈否定吠陀权威的沙门思潮还是迥然有别的。
在列国纷争时代，沙门思潮流派纷呈，观点异杂，类似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很难作出统一的概括。《长尼迦耶》第2《沙门果经》[6]介绍了六派沙门大师的观点。此经讲述佛陀住在王舍城耆婆(Jivaka)的芒果林时，一个月明之夜，阿阇世王前来问法。他提出的问题是：“尊者！人们从事各种各样的技艺，有象夫、马夫、车夫、射手、旗手、军官、士兵、王族将领、侦探、力似大象的勇士、身穿胸甲的战士、奴婢子、厨师、理发匠、沐浴师、糕点师、花环师、漂白师、织布匠、编篮匠、陶匠、算术师和会计师，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技艺。他们都能享受到技艺的现世果报，自己安乐幸福，也使父母、妻子和亲友安乐幸福。他们还慷慨布施沙门婆罗门，获得幸福果报，再生天国。尊者！请问沙门也是获得这种现世果报吗？”佛陀问阿阇世王是否向其他沙门婆罗门请教过这个问题。阿阇世王回答说曾经请教过。于是，他向佛陀复述六位大师——富兰那迦叶、末伽梨拘舍罗、阿耆多翅舍钦婆罗、婆浮陀迦旃延、尼乾陀若提子和珊阇耶毗罗胝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但这六位大师都不是直接解答阿阇世王提出的问题，而是表明自己的哲学观点，因此，阿阇世王认为他们个个都是答非所问，“犹如问芒果，答面包果，问面包果，答芒果”。[7]
富兰那迦叶表明的哲学观点是：“大王！行动者或使人行动者，砍杀者或使人砍杀者，折磨者或使人折磨者，苦恼者或使人苦恼者，颤抖者或使人颤抖者，杀生者，取不与者，破门而入者，抢劫者，偷盗者，奸淫者，说谎者，均不造成恶业。如果有人用锋利似剃刀的铁轮杀死大地上的众生，尸首成堆，他也不因此产生恶业，获得恶报。如果有人沿着恒河南岸打人、杀人、砍人或使人砍人，折磨人或使人折磨人，他也不因此产生恶业，获得恶报。如果有人沿着恒河北岸布施或使人布施，祭供或使人祭供，他也不因此产生善业，获得善报。布施、自制、守戒和诚实，既无善业，也无善报。”阿阇世王将富兰那迦叶的这种观点称为“无业论”(akiriya)。
末伽梨拘舍罗表明的哲学观点是：“大王！众生苦恼，无因无缘；无因无缘，众生苦恼。众生清净，无因无缘；无因无缘，众生清净。无自造作，无他造作，无人造作；无能力，无精力，无体力，无勇力。一切众生，一切呼吸，一切生物，一切生命，均无控制力，无能力，无精力，而受制于命运、遇合和本性，于六种出生中感受苦乐。有一百四十万种以及六千六百种生门。有五百种业以及五种业、三种业、一种业和半种业。有六十二种道行，六种中劫，六种出生，八种人地，四千九百种生计，四千九百种出家人，四千九百种龙土，两千种感官，三千种地狱，三十六种尘界，七种想胎，七种无想胎，七种无结胎，七种天神，七种人，七种鬼，七种湖，七种以及七百种波土婆(pauvā，意义不详)，七种以及七百种悬崖，七种以及七百种梦，八百四十万种大劫，一切愚者和智者皆于其间流转轮回，直至苦灭。不要认为‘我以戒行，以苦行，以梵行，使未熟业成熟，使成熟业消失’。轮回中的苦乐不可度量，既无消长，也无增减。犹如线团放线，放尽为止，一切愚者和智者流转轮回，直至苦灭。”阿阇世王将末伽梨拘舍罗的这种观点称为“轮回清净论”(samsārasuddhi)，也就是说，“无因无缘”(ahetu-apacca)，一切皆由“命定”(niyati)。
阿耆多翅舍钦婆罗表明的哲学观点是：“大王！没有布施，没有祭祀，没有供品。没有善业恶业的果报。没有今世，没有他世。没有父，没有母，没有化生的众生。世上也没有这样的沙门婆罗门，正住正行，凭自己的通慧亲证今世和他世，开示他人。人由四大组成，一旦命终，地复归地身，水复归水身，火复归火身，风复归风身，诸根归空。以担架为第五，四个人抬走尸体，在火葬场念念悼词，尸骨烧成鸽色，供品化为灰烬。所谓布施，迂腐之谈；所谓有益，无知妄说。无论愚者和智者，身坏命死，断灭消失，荡然无存。”阿阇世王将阿耆多翅舍钦婆罗的这种观点称为“断灭论”(ucchedavā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