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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1971年春天 (3)

我家里每天端上桌的都是地瓜米,还有咸菜。即使过节,黑黄色的地瓜米也依然不会少,最多稀拉拉杂夹一些白米饭,最多咸菜旁边多出几片红烧肉而已。面粉是要用粮票买的,而我家是农业户,没有粮票。面粉拌猪油和白糖炒过之后这么好吃,我先前想象不到。我相信我叔叔也未见得能想到。我叔叔陈白新是国家干部,他有粮票,但他总是把粮票尽量省下,悄悄递给我父亲。我父亲有了粮票他也不用,他把粮票藏起来了,一张张方方正正地叠好,藏到我母亲找不到的地方。如果我有胆量向父亲提出建议,建议他将粮票拿去买面粉,拌了猪油白糖炒来吃,我估计我父亲是会举起扁担劈我的。

十岁那年,我从吕佳薇那里吃到有生以来最美好的食物,我以为那已经是世界上最极致的东西了。但吕佳薇不以为然,吕佳薇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个大宝库,还有很多东西,无数的东西比这个更美妙,比这更精彩,所以才让人欲壑难填。

那天我从吕佳薇那里学到一个词:欲壑难填。后来我越想越觉得这个词含义非同寻常,这个词像女巫一样躲在阴影里、黑暗中,亮着贼眼,闪着贼光,总伺机出来咬上一口,揣上一脚。它是挥之不去的,它与人终生相伴。

就在我坐在东风生产队知青点里,吃着猪油拌白糖炒的面粉的时候,我婶婶施淑英正腆着大肚子在花岐公社的办公楼里上上下下急急寻找着我叔叔陈白新。见到老陈了吗?没有。看见陈副主任了吗?没有。知道陈副主任去哪里了吗?不知道。最后是上完厕所慢悠悠回来的公社革委会秘书小郑说,陈副主任下乡了,去赤卫村。赤卫中学有个民办教师对女学生耍流氓,学生家长纠集了一群人到学校去打起来,分管文教这个口的副主任接到消息后立即就赶去了。

赤卫中学是赤卫村的戴帽中学,离花岐镇有十来公里的路。我婶婶望望天色,天边正有晚霞绸缎般一层层铺展着,热烈灿烂,漫无边际。她已经生过一个儿子,儿子三岁了,叫铁蛋。在这个红霞满天的黄昏,她预感到打算取名为铜蛋的第二个儿子即将到来。

而她的丈夫陈白新却不见踪影。

我婶婶施淑英是北方人,说一口脆脆的带卷舌的普通话。我们这里平时是不说普通话的,说土话,连我叔叔在大会上做报告也是用土话。土话的发音都靠前,很多是舌尖音,我们的舌头可能因为很少使用,一直闲置在那里,所以就特别僵,硬梆梆的,卷不起来。我婶婶于是在我们中间就十分与众不同。我婶婶是南下干部的子女,她的父母都是从北京学校里出来的,打着快板跟解放军队伍到了上海,1949年又不约而同听从号召,报名参加南下服务团,然后相识相恋结婚生子,都在各自部门有了一官半职,后来又都被查出一些历史问题,于是就一起被下放到边远的山区小县劳动。

而我婶婶施淑英却没有随父母走,在父母被查出问题之前,她已经报名上山下乡,独自一人来到离省城仅一个多小时路程的花岐镇落户。施淑英以她出色的普通话很快就成为一只千里马,她来到公社广播站,让花岐镇人民都听到她那脆脆的声音。就是在这时候施淑英认识了我叔叔,我叔叔当时可不是只有一两个姑娘喜欢他,非常喜欢他,但我叔叔最后却娶了施淑英。出生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施淑英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施淑英与她的父母不一样,况且我叔叔在施淑英父母下放之前就已经与施淑英确定了恋爱关系,所以我叔叔觉得他怎么都应该娶施淑英。按我最粗浅的看法,施淑英实在不算个漂亮的人,她有一张扁平的北方人的大脸,两颊红扑扑的,像一对桔子。

躺在花岐卫生院特别为她在二楼僻出的一个单间里,施淑英脸上却失去了往日的红润。

她是在半夜被人送进来的。女人的预感是件多么奇妙的事情,施淑英本来多少带一些侥幸的心理,希望能挺一挺,挺过这一晚,但是,半夜里,她还是肚子突然一绞,像有人用一把利器将她的五脏六腑猛地一挑,彻骨的疼痛中她醒过来了。

半夜,夜深人静,三岁的铁蛋两手举在头顶做投降状,很无邪地睡熟了,住在公社院子里的干部和他们的家属也都沉沉入睡,只有我叔叔,他还留在偏远的赤卫村。

29岁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我叔叔那时候还多么年轻。

公社革委会主任杨长工是在扫盲班里粗粗滚一下就出来的工农干部,认的字加起来大约也不会超过我。我在公社院子里常见到他,他是个憨厚的长者,有一张老农般皱纹纵横的脸,常没来由地挂着笑,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笑。他的脸与我叔叔陈白新放在一起,一下子就让人看出了智商的差距。我叔叔的地位因此就可想而知,我叔叔是第一副主任,他说出去的话,在别人看来,基本上就等于这个公社的最高指示了。我叔叔走在街头,一路走一路有人跟他打呼招,用一种与我父亲十分类似的恭谦态度。而我叔叔一旦坐到主席台上,挥动手臂,滔滔不绝地做起报告,下面打毛衣的、交头接耳的人,马上就会收起手中的活,正襟危坐,认真静听。我叔叔这个位置上的人,在后来许多伤痕小说里,其形象都是猥琐下流的,打砸抢、收刮民脂、奸淫女人等等无恶不作。但我知道这是另一俗套了,我的叔叔陈白新,他身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分管着文教卫生系统的干部和全公社上千名的知青,但他行直立正,有口皆碑。

我婶婶在她阵痛发作时,举目无亲,她那能够把舌头卷得比她更脆更好听的父母,正在边远的山区小县里做着回省城甚至回京城的美梦,他们实在无暇管一管花岐公社广播员施淑英。这个万籁俱寂的春天夜晚,我婶婶只好在阵痛的间隙,蹩足劲扯起大嗓门叫道:来人,快来人送我上卫生院!

公社干部住的是低平的木板房,木板不隔音,我婶婶施淑英带卷舌音的喊叫几乎把所有人都惊醒了。马上有人披着衣服过来,马上就有人推来了板车,马上有人一路小跑着把我婶婶护送到卫生院。从公社到卫生院仅仅五六百米的路程,但铜蛋性子太急,铜蛋根本等不及到卫生院,就自作主张跑出来了。铜蛋生在板车上。

我叔叔第二天傍晚才回来,背着军用挎包,挽着裤管,洗得发白的解放鞋上沾满土。公社革委会有辆凤凰自行车,几个正副主任下乡本来可以轮流骑,但我叔叔从来不骑车,他走路。他说自己最年轻,理应享受在后。在回公社的途中,他已经听到儿子铜蛋的来临。当时他只是轻轻哦了一声,没有人从他脸上看出高兴或者不高兴的表情,我叔叔的思维显然还停留在民办老师玩弄女学生一事中。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贫下中农把子女托付给学校,而学校里却出了这样的败类。我叔叔先找杨主任汇报,接着把其他几个副主任召来,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对此事的处理方案。然后他才起身,他对我说,阿米,走,我们一起去卫生院。

在我叔叔抵达卫生院之前,我的父母早已出现在那里。我父亲陈白丁一得到消息就把我从被窝里拉起来,他说你去叔叔家,把铁蛋照看好。然后他就先赶去了,我母亲则留在家里,把养了大半年的两只母鸡先杀掉一只,煮好,放在罐子里,提到卫生院。

看得出我叔叔对铜蛋十分喜爱,这种喜爱多少包含了一点内疚的成份。他把铜蛋举起来,对着窗子看了又看。长得像谁?阿米,你说他长得像谁?他笑眯眯地问。我摇头,那么小的一团,五官都粘在一起,简直连人都不像嘛。

我婶婶施淑英在无限的疲倦之中,仍然拿出足够的力气来制造了一系列贬义词,贬义词潮水一样向我叔叔涌过来,他苦笑着,没有吭声。

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对男女之事是没有任何概念的,我甚至也没有想过为什么一个人会在另一个人的肚子里,然后有一天,他又突然生下来,小猪似的浑身通红,毫无目的地划动四肢,还闭着眼睛满脸皱巴巴地哇哇哇哭。

吕佳薇对铜蛋出生的兴趣超过了我,吕佳薇18岁了,她看来什么都懂。

吕佳薇拿了一包粉状的东西让我送给我婶婶,我以为是炒面粉,猪油拌白糖炒的面粉,细看,又不像。透明的塑料袋里,那些粉末是米黄色的,隔着塑料纸揉一揉,还有点绸缎般的光滑。我问这是什么?吕佳薇说:奶粉。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奢侈的东西,我捧着它,心里嘭嘭跳着。

吕佳薇说,你不要说是谁送的,你只要把奶粉拿到你叔叔家,悄悄放下,就行了。

吕佳薇在这句话一说完,就转身,从床底下又拖出箱子。这次她拿出来的不是炒面粉,而是一个小铁罐,她把小铁罐撬开,从里头倒出一股白色的液体,然后再用开水一冲,递给我,她说,来,你喝了,这是炼乳。

我知道我再也不能拒绝送这包奶粉了,当甜到骨头里去的炼乳顺着食管进入到我胃里的时候,我觉得生活中又有一扇美丽的窗子被打开了。这世界的确是个大宝库啊!我的两眼炯炯闪亮。

我母亲已经搬到我叔叔家住下,照顾铁蛋,照顾铜蛋,照顾我婶婶施淑英坐月子。我叔叔家只有一间房子,所以我叔叔陈白新索性就卷了床被子,睡到办公室了。毫无疑问他喜欢这样,这样他更可以没日没夜地开会看文件写材料了。

我到叔叔家,若无其事地逗逗铁蛋,看看铜蛋,跟母亲说说话,对婶婶问声好。我婶婶施淑英正准备给铜蛋喂奶,她把左边的衣襟撩开了,露出大奶,奶大得活像一只排球。我看到胖乎乎的铜蛋撅着嘴很贪婪地咬住球顶部一个咖啡色的钮,啪哒啪哒,啧声奇大。他在这边吃着,那一边,我婶婶右边的衣襟上很快就晕出一块湿痕,而且很快湿痕就越来越大,接着就有水一样的液体往下淌了。婶婶干脆把衣襟都掀起,勾着下巴把衣角夹住,又拿过一块布一把将右边的大球压住。

我怔住了,呆呆地看。我很奇怪施淑英怎么突然胸前会冒出这么两只大球,以前我可能不太注意看她,可如果以前她胸口上也端着这么大的两团肉,我一定会发现的。

我婶婶无意中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她对我母亲说,嫂子,阿米还很傻呀。

我母亲说,就是了,这野丫头还什么都不懂。

我婶婶说,她还没开始发育吧?

我母亲说,早着哪,你看她瘪得跟一根木棍似的。

我婶婶就笑起来,很暧昧的样子。我不喜欢她的笑,她的笑好像有一股子怪怪的味道,我说不上怪在哪里,反正我不舒服,脸也红了。

铜蛋上面吃得正欢,下面就跟着通畅起来,不仅洒了一泡尿,还拉了屎。我婶婶连忙招呼我母亲拿纸擦,拿尿布换。看她们手忙脚乱的,我知道我该行动了。就像吕佳薇所说的,我把奶粉悄悄一放,然后,走了。不过我不是一般的放,而是拉开抽屉,把奶粉重重往里一塞,扯过一旁的报纸罩住。这一系列的动作十分敏捷流畅,等到我母亲在铜蛋的屁股上重新搁好了一块干净的破布,我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我整个童年时代,这可能是最惊心动魄的一件事了。我上树,我下河,我踢铁罐,我打乒乓球,我甚至还常常瞪起眼睛、挽起袖子跟人打打架,用又长又脏的指甲把对方的脸划出一道道血痕,这些事我都是肆无忌地做的,我比男孩子还野这无需瞒谁,我晒得像猴子那么黑这也不必做任何掩饰,只有这件事,送奶粉这件事,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得又紧张又兴奋地藏着掖着这个秘密。吕佳薇反复叮嘱,她说,如果你叔叔知道了,问起,你先别承认,以后看情况再说。

我点点头,炼乳在我胃里仍然温暖地放射夺人魅力,我点点头。

我父亲曾经说,做人信义是很重要的,头可断血可流,答应别人的事也不能反悔。我父亲是个话不多的人,他很少说话,但偶尔说的话,比如这一句,他郑重其事地说的话,就十分有棱有角地突显在那里,让我很难忘记。

吕佳薇对我婶婶施淑英的兴趣也超过了我。施淑英当然不止吕佳薇一人感兴趣,施淑英带卷舌的声音每天都在花岐公社的上空飘荡,施淑英就像李铁梅、阿庆嫂、喜儿、吴清华一样,成为公社社员人人仰望的对象。

阿米,你喜欢你婶婶还是喜欢你叔叔?吕佳薇问。

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多好的问题,我自己的叔叔,我自然是喜欢他。

阿米,你叔叔喜欢你还是你婶婶喜欢你?吕佳薇又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