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里虽然一直是北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外出道路一直狭窄崎岖。新中国成立时，从禹里直到安县数十公里都只有小路相通，尤其是禹里至曲山段22公里，其道路“半依石壁，半逼急流，不特车难方轨，亦且人难并肩。”要在处处有陡峭山崖阻隔的路段修建公路是极其困难的。有鉴于此，1952年北川在开始修建曲山至安县公路的同时，把县政府驻地由禹里迁到了曲山。自此以后，禹里这个千年古镇降格为区乡驻地。
1959年，曾拟将县政府再迁回禹里，恰遇连年自然灾害，财力匮乏，这一动议便一直搁置下来。几十年之后，新县城曲山逐渐由仅有79户、320个居民的小街发展成具有现代气息的山区小城，禹里虽有缓慢发展，却处处显露出贫穷落后的外表。
进入新的世纪，禹里又面临着新的选择。北川受客观条件的制约，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更是难有大发展的机遇。为了摆脱贫困，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县上决心在禹里下游的漩坪建一座水库电站。按照规划，漩坪和禹里这两个当年红军后勤基地都将没入水中，场镇及其周围数千人需要搬迁，巨额的资金缺口不仅使北川这个贫穷小县面临艰难的选择，也迫使当年为革命作出巨大牺牲的人民面临新的考验，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再次作出牺牲。
禹里，这座千年古镇，这个英雄的小镇，当其沉没在山间瑶池的底部之时，是否还有人记起您古老而光荣的历史？
两千多年前，有个叫陈涉的穷小子，少年时期即有登王侯将相宝座的鸿鹄之志。当其揭竿而起反抗暴秦前，曾与穷哥们相约：“苟富贵，勿相忘。”后来，陈涉果然称王，此时，少年时期的穷伙伴还记着当年的约定，去和他套近乎，却遭陈涉的嫌弃。
70年前，红军到达北川后，大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宗旨，号召贫苦群众参军支前，“共产党是为穷人谋解放、谋衣穿、谋饭吃，使穷人有土地、有政权的政党”，“参加红军十大好处”等宣传品至今还珍藏在北川的红军碑林馆和文化馆中。质朴的北川人民正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踊跃投身革命洪流的。但共产党是用马列理论作指导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革命政党，不在乎局部地方百姓之得失，不同于依靠封建意识聚集人心的农民起义队伍。翻过了雪山革地，走过了万水千山，红军终于完成万里长征的伟大壮举，且不说从北川人民的支前中间接受益的中央红军，就是受到北川人民竭尽全力支援的四方面军中，也少有人再记得中国的版图上还有个贫穷的北川。
北川人民也不是立一点功劳就要力图有回报的浅薄小人。北川人民是如此淳朴、善良和勤劳。当年在熊熊大火中，他们目送了红军和自己亲人远去的背影，便遭到如狼似虎的国民党川军和无恶不作的还乡团的蹂躏。当新世界的阳光照亮北川大地的时候，他们把精心保护的红军文告捐给了文物部门，而没有以其中“不许破坏穷人利益，不许拿群众一针一线”、“损坏东西要赔”等条款向人民政府索取补偿。几十年来，一些走完长征路成长为党政军中级高级干部的北川籍红军老战士从未囿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为北川谋取好处；还有汪玉成、董廷生等北川籍红军老战士，在经历了十几年战火洗礼，奋斗到革命成功之后，却放弃当干部的机会，自愿回到贫穷的家乡，在贫瘠的土地上默默耕耘，从不以功臣身份为子女读书就业和福利问题向人民政府讨价还价；最可叹的是那些跟四方面军南下北上，几过雪山草地历尽磨难的红军流落人员，他们被打散与部队失去联系后，讨口帮人，辗转几年，才从遥远的异乡回到北川，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人还长期受到歧视甚至迫害，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落实政策。
七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为红军长征的胜利，为新中国诞生立下汗马功劳的上一辈人大都默默地走完了人生路，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有谁不为他们的无私无畏折服！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执掌权力的官员们在大力褒扬红军精神的同时，反思一下几十年来北川的不平待遇，难道不会感到内疚吗，如果还有良知的话。
北川自古就是羌族聚居地，红四方面军到达北川后，浓郁的民族风情给将士们留下深刻的印象，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当时北川的民族状况：“北川的村落中，番族（即羌族）比汉族的人口为多”、“汉族多聚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番族各部落则散居在较广大的山区。”
北川是羌汉杂居，其西北的茂县、松潘，则是羌、藏聚居区。有鉴于此，红四方面军还在江油时，就确定了进入民族地区的方针。红军占领北川后，大力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主张，现存的红军标语中，就有十几条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北川召集的各部落头人会议上，更是明确宣告将来“要设立各民族的自治区，如藏族的自治区、回族的自治区和蒙族的自治区等”。
红四方面军在北川明确提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虽然由于战事紧急，这一主张未来得及在北川落实，但其后来在阿坝和甘孜分别建立了格勒得沙、波巴两个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少数民族政权所制定的法规条例及其政权结构形式，同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要求基本一致。红四方面军的革命实践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雏形，而区域自治政策最终成为了人民共和国的基本国策。
由于北川东南面紧邻汉族聚居区，受其影响，羌民逐渐在语言、服饰等方面淡化了本民族的特色。新中国成立后，大部分羌人被视为汉族。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逐渐落实民族政策，恢复和改正了民族成分。1986年2月，县委、县人民政府首次根据群众愿望依法递交了申请建立自治县的报告，却因“北川羌族人口比例较低”，未获批准。当时北川羌族人口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同期批建的自治县中少数民族人口比例最低的仅为9％。在此后十七年中，北川人民依法连续坚持不懈地争取，2003年，其愿望才得以实现，是年7月，******正式批准北川建立羌族自治县，为红四方面军几十年前的承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北川作为红军首先宣布这一政策的地方，却又是全国最后批建的自治县，不能不说是带有深厚的悲喜剧色彩。
北川与安县交界的千佛山，是红军百里山头阵地的致高点，其南面属安县，北面属北川，当年，国民党川军和中国工农红军便分别从两县的属地出发，在两县交界处展开激战。千佛山虽海拔仅3000米，但周围群山均在其下，红军战斗遗迹还有完好保存。这里气候宜人，植被完好，自然风光优美，又是天然的旅游渡假胜地。在属北川地界的千佛山北侧，不仅风光秀美，而且半山腰的岭岗村是当年红军的后勤基地，村里的羌族汉子苟玉书因带领八十多人的支前连每天步行百余里为红军运送后勤物资，被红四方面军前线总指挥王树声称为“模范支前连的模范连长”。根据这些自然和人文资源，北川一直把千佛山确定为红色旅游景区。
几年前，红色旅游受到高度重视，四川决定全省建设36个红色旅游景区，据说选中的将受到国家的扶持。此时，有关官员为了“亲商”（千佛山安县一侧有私营业主投资搞旅游），竟然将安县列为红色旅游景区上报。北川除了有千佛山红军主战场，从甘溪猿王洞经大禹出生地禹里再到千佛山、小寨子沟，是县内规划的重点旅游线，而这条路又恰恰是当年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进军路线，具有开发红色旅游的独特优势。但是，当北川申报红色旅游项目时，有关专家称，36个点已排满。后经大力“做工作”，才勉强挤进省内红色旅游的大盘。中央重视红色旅游，其中一个目的就是给老区人民进行扶持，虽然北川至今未从中得到一分钱的好处，反倒是搞红色旅游规划花去财政资金数万元，但也算是享受到了本该享受的“政治待遇”。
历代打天下者均爱穷人，因为穷人是推翻旧秩序的中坚力量。但天下已定之后，穷困则往往被视为包袱而受到轻视、漠视甚至歧视。当年北川人民为红军修路是何等热情，他们放下自己的生计，凭借弯刀锄头和气力，为红军修拓道路数百里，虽然这些修拓过的道路仍不过是些小路而已，却是红军必不可少的通往胜利的道路。参加修路的主要是当时北川县苏维埃所管辖的群众，所修道路也主要在今北川关内地区。在这一区域，至今称得上够档次的公路仅漩坪至坝底约40公里的三级柏油路，其余坝底经马槽、白什至青片，禹里经开坪、小坝、桃龙至片口的通乡道路，均系等外级土路。而相邻当年国民党占领区的公路却由土路改建成柏油路、水泥路，由单车道改为双车道、四车道乃至八车道高档公路。究其原因，不外乎是北川无大的项目支撑，而偏僻贫困则是最主要的原因。懂得报恩是中国人崇尚的美德，凡滴水之恩便当涌泉相报，嫌弃贫困歧视老区的人是否应当受到道德的遣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