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加后勤人员和家属，总共达10万人，后勤保障任务极其艰巨。当其进入北川前，就在富庶的平坝地区大量筹集粮食及其他物资，仅在今江油一带的筹粮就达900多万斤（余洪远回忆）。从江油经北川去茂县仅有小路相通，物资运输全靠人力。苏维埃组织大批精壮民工，将这些粮食一站一站向西转运，一部分运往佛泉山——千佛山前线阵地，一部分一直向西运往茂县方向。两大主力红军在懋功会师时，四方面军曾以大量物资支援几乎弹尽粮绝的中央红军，这些物资运达几百里之外的阿坝州，不知有多少北川民工为之流血流汗。
除了从中坝背运粮食，苏维埃还组织民工为红军“打粮”，先打官仓的粮食，再打地主的粮食。北川属贫困小县，官仓和地主的粮食很快打尽。5月初，红军撤出江油，粮源断绝，苏维埃号召广大贫苦群众为红军捐粮捐物，以解燃眉之急。人民群众捐了粮食捐猪羊，捐了腊肉捐蔬菜，最后几乎捐出了自己所有能吃的东西，禹里的王全贞把自己坐月子准备的醪糟也捐给了红军。
各级苏维埃还组织大批民工把群众捐出的食物收集起来，经过加工，再运往前线。禹里以南的漩坪组织了六七百人的民工队伍，专为红军收集加工运送食物，即使在今天总人口已增长数倍的情况下，要组织如此规模的义工也是很困难的。漩坪民工负责人王伯厚，当时是乡苏维埃主席，因支前成绩卓着还曾受到路过的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嘉奖。
筹集粮食困难，将这些粮食运往前线更为困难。红军百里山头阵地多在远离居民区的海拔两三千米的崇山峻岭之中。禹里及其以东的漩坪、以西的墩上是红军的三大后勤基地。从这些场镇上至红军前线阵地，均有数十里之遥，且都是少有人行走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还要穿过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天上时常有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成百上千的运粮民工们不畏艰辛和危险，每天步行上百里，坚持为红军运粮两个多月，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当年民工们支前的动人事迹，红军老战士陈明义在其回忆录中作了如下概括：
“在千佛山、佛泉山战斗中，交通十分困难，全靠运输队员，其中包括不少老人、妇女、儿童，肩挑背扛，翻山越岭，过溪涧，涉急流，把粮食、蔬菜送到忍饥挨饿、浴血战斗的红军战士手中，又把伤病员运到后方。北川紧靠前线，群众出力尤多，许许多多运输队员牺牲在北川河谷高山深涧之中，谱写出了军民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
红军在北川期间，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宗旨，扩大红军队伍。北川人民响应号召，踊跃参加红军，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同时参军者为数不少。据新中国成立后调查，全县参加红军的共1500多人，为红军运送物资西进的约一两千人。单看这一数字并不大，但考虑到当时北川红军占领区的人口不过三万。三千多人几乎是当时全部的青壮年。这些北川的优秀儿女大部分牺牲在长征路上，新中国成立后，仅承认正式参加红军而牺牲的人为烈士，其数量为1097人，其余大批牺牲的民工则成了无名英雄。
北川地处深山峡谷，境内沟壑纵横，交通极其困难。川军败逃时，又破坏了漩坪、禹里、马槽等地的桥梁，更增加了通行的艰难。红军到达北川后，立即组织以木、篾、泥等工匠为骨干的架桥队，迅速修复县内的桥梁，还组织两百多人的两个架桥连，修复了茂县境内的镇西桥。镇西桥是横跨岷江长约百米的大篾索桥，川军败退时，将其烧毁。按照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北川架桥民工在县苏主席陈忠理的带领下，星夜赶往茂县。茂县无竹，北川境内产竹地区则大量征集竹子送往茂县，仅禹里官竹林砍伐的白甲竹就达10几万斤。当此之时，在北川至茂县170里山路上，扛篾圈子的、抬竹绠的民工川流不息。架桥民工冒着敌机轰炸和伏敌冷枪射击的危险加紧施工。镇西桥于6月初竣工，保证了四方面军主力顺利西进与中央红军会师。为了这一胜利，禹里民工马良正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红军西进的道路有的狭窄，有的要通过原始森林，通行艰难。在苏维埃的领导下，北川组织成百上千的民工为红军修拓道路。从都坝经老洞园到金凤、从卢包树经小园到小坝、从黑尔明到白什、从桃龙翻煞角垭到马槽、从青片翻和尚头到茂县水沟子、从墩上经土门要塞翻土地岭到茂县，这些道路长达数百里，都经过北川民工的艰难修拓，红军大部队及其骡马辎重才得以顺利通过。
人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沂蒙山、大别山人民的支前事迹，淮海战役时无数群众推着小车随大军南下的场面更让人感动。北川人民支援的是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因而长期被轻视直到遗忘。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在北川战斗的重大意义，是十分必要的，北川人民在党和红军处于危急时刻，在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还遥遥无期的困难时候全力支援红军，其精神更为可贵，值得大力彰扬。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与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会师，标志着其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胜利完成。在北川的红军部队迫于敌军的强大压力和后勤物资的奇缺，也开始陆续撤离西进。6月22日，也就是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0天，红军尾队开始撤离甘溪，7月19日，撤离其总部驻地禹里，7月23日，最后一批红军队伍撤离青片，翻越海拔4000米的插旗山口进入茂县。
随着红军的撤退，国民党川军尾随而至。为了阻止敌军追击，红军犯下一个严重错误，他们在“坚壁清野”的口号下，相继烧毁徐坪坝、鸳鸯树等处尚未运走的粮食，烧毁漩坪、禹里等地支前群众架起的桥梁，烧毁桂溪、垭上（平南县苏维埃驻地，时属平武县）、贯岭、都坝、开坪镇、小坝、片口、桃龙、庙头坝、禹里、墩上、坝底、马槽、白什、麻窝、青片等17处街道以及沿途的一些大院落（红军占领区的街道仅陈家坝一处幸免），致使1260多户6000多场镇居民和一大批农民，总计1万多人无家可归，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县城禹里仅四方面军总部住过的部分房屋得以幸免。
红军离境后，地主恶霸组织的还乡团和国民党川军对掉队红军及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北川的山头路口、桥头渡津都成了敌人疯狂报复的杀人场。还乡团杀人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枪决、刀砍、乱棒打死、乱石砸死、绳索吊死、砍断手足痛死、丢在水里淹死、推下悬崖摔死、悬吊在岩上饿死，无所不用其极；活埋、挖眼、拔舌、剥皮、割嘴、破边（将人倒吊砍成两块）等酷刑惨绝人寰。红军占领区3万多人，被杀害者达2000多人，不少苏维埃干部全家被杀绝，连几岁小孩也未放过。
进驻北川的国民党川军更是如土匪一般，抢劫财物，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他们的丑恶行为连国民党基层官员也极为愤慨。通口（非红军占领区）的乡保长及士绅给国民党县政府的报告中有如下描述，就是川军荼毒人民的真实写照：“暂编二师五旅换防以来，驻扎街乡，毫无纪律。各部兵夫都以采粮为名，家至户到无漏网。仗军威如虎狼，视人民如草芥，遇男拉夫拉兵，遇女估霸****。谷米粮食搜索几尽，银钱衣物席卷一空。六畜籍以作菜，农具假作做工。日夜轮流骚扰，到处鸡犬不宁。稍形阻止，动施刀枪，至陷市镇无商贾，田野无农夫，道路无行旅。”
由于春季支前，大春作物来不及播种，田地无收，而存粮几乎全部捐给红军。红军撤离后，北川出现空前饥荒，饿死者不计其数。千佛山战役期间，敌我双方战死者成千上万，战事紧急，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红军撤离后，数千人被杀、被饿死，由此引发疫病流行，又有不少家庭全家死绝。
空前劫难致使北川人口减少几半。据统计，1935年前北川人口4。6万，到1936年，仅剩下2。5万，一些地方甚至成了无人区，如小园口原住农民40多户200余人，1936年变得空无一人。
浩劫之后北川一片凋零的惨状，新任国民党北川县长冯康作了如此描述：“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损失之巨，断难计及。康于八月筱日来长此土，……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即此地之写照。”
红军长征胜利后十几年，挥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又一次解放了北川。1950年1月初，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禹里，宣告这个古镇新时代的开始。新成立的县人民政府仍以禹里为其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