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现实禹羌北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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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6章 《古镇悲歌》(2)

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加后勤人员和家属,总共达10万人,后勤保障任务极其艰巨。当其进入北川前,就在富庶的平坝地区大量筹集粮食及其他物资,仅在今江油一带的筹粮就达900多万斤(余洪远回忆)。从江油经北川去茂县仅有小路相通,物资运输全靠人力。苏维埃组织大批精壮民工,将这些粮食一站一站向西转运,一部分运往佛泉山——千佛山前线阵地,一部分一直向西运往茂县方向。两大主力红军在懋功会师时,四方面军曾以大量物资支援几乎弹尽粮绝的中央红军,这些物资运达几百里之外的阿坝州,不知有多少北川民工为之流血流汗。

除了从中坝背运粮食,苏维埃还组织民工为红军“打粮”,先打官仓的粮食,再打地主的粮食。北川属贫困小县,官仓和地主的粮食很快打尽。5月初,红军撤出江油,粮源断绝,苏维埃号召广大贫苦群众为红军捐粮捐物,以解燃眉之急。人民群众捐了粮食捐猪羊,捐了腊肉捐蔬菜,最后几乎捐出了自己所有能吃的东西,禹里的王全贞把自己坐月子准备的醪糟也捐给了红军。

各级苏维埃还组织大批民工把群众捐出的食物收集起来,经过加工,再运往前线。禹里以南的漩坪组织了六七百人的民工队伍,专为红军收集加工运送食物,即使在今天总人口已增长数倍的情况下,要组织如此规模的义工也是很困难的。漩坪民工负责人王伯厚,当时是乡苏维埃主席,因支前成绩卓着还曾受到路过的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嘉奖。

筹集粮食困难,将这些粮食运往前线更为困难。红军百里山头阵地多在远离居民区的海拔两三千米的崇山峻岭之中。禹里及其以东的漩坪、以西的墩上是红军的三大后勤基地。从这些场镇上至红军前线阵地,均有数十里之遥,且都是少有人行走的羊肠小道,有的地方还要穿过人迹罕见的原始森林,天上时常有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成百上千的运粮民工们不畏艰辛和危险,每天步行上百里,坚持为红军运粮两个多月,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当年民工们支前的动人事迹,红军老战士陈明义在其回忆录中作了如下概括:

“在千佛山、佛泉山战斗中,交通十分困难,全靠运输队员,其中包括不少老人、妇女、儿童,肩挑背扛,翻山越岭,过溪涧,涉急流,把粮食、蔬菜送到忍饥挨饿、浴血战斗的红军战士手中,又把伤病员运到后方。北川紧靠前线,群众出力尤多,许许多多运输队员牺牲在北川河谷高山深涧之中,谱写出了军民团结战斗的壮丽篇章。”

红军在北川期间,大力宣传党的政策和红军宗旨,扩大红军队伍。北川人民响应号召,踊跃参加红军,父送子、妻送夫参军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同时参军者为数不少。据新中国成立后调查,全县参加红军的共1500多人,为红军运送物资西进的约一两千人。单看这一数字并不大,但考虑到当时北川红军占领区的人口不过三万。三千多人几乎是当时全部的青壮年。这些北川的优秀儿女大部分牺牲在长征路上,新中国成立后,仅承认正式参加红军而牺牲的人为烈士,其数量为1097人,其余大批牺牲的民工则成了无名英雄。

北川地处深山峡谷,境内沟壑纵横,交通极其困难。川军败逃时,又破坏了漩坪、禹里、马槽等地的桥梁,更增加了通行的艰难。红军到达北川后,立即组织以木、篾、泥等工匠为骨干的架桥队,迅速修复县内的桥梁,还组织两百多人的两个架桥连,修复了茂县境内的镇西桥。镇西桥是横跨岷江长约百米的大篾索桥,川军败退时,将其烧毁。按照红四方面军总部的命令,北川架桥民工在县苏主席陈忠理的带领下,星夜赶往茂县。茂县无竹,北川境内产竹地区则大量征集竹子送往茂县,仅禹里官竹林砍伐的白甲竹就达10几万斤。当此之时,在北川至茂县170里山路上,扛篾圈子的、抬竹绠的民工川流不息。架桥民工冒着敌机轰炸和伏敌冷枪射击的危险加紧施工。镇西桥于6月初竣工,保证了四方面军主力顺利西进与中央红军会师。为了这一胜利,禹里民工马良正等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红军西进的道路有的狭窄,有的要通过原始森林,通行艰难。在苏维埃的领导下,北川组织成百上千的民工为红军修拓道路。从都坝经老洞园到金凤、从卢包树经小园到小坝、从黑尔明到白什、从桃龙翻煞角垭到马槽、从青片翻和尚头到茂县水沟子、从墩上经土门要塞翻土地岭到茂县,这些道路长达数百里,都经过北川民工的艰难修拓,红军大部队及其骡马辎重才得以顺利通过。

人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沂蒙山、大别山人民的支前事迹,淮海战役时无数群众推着小车随大军南下的场面更让人感动。北川人民支援的是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因而长期被轻视直到遗忘。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充分肯定红四方面军在北川战斗的重大意义,是十分必要的,北川人民在党和红军处于危急时刻,在共产党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还遥遥无期的困难时候全力支援红军,其精神更为可贵,值得大力彰扬。

1935年6月12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与翻越夹金山的中央红军会师,标志着其策应中央红军的任务胜利完成。在北川的红军部队迫于敌军的强大压力和后勤物资的奇缺,也开始陆续撤离西进。6月22日,也就是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10天,红军尾队开始撤离甘溪,7月19日,撤离其总部驻地禹里,7月23日,最后一批红军队伍撤离青片,翻越海拔4000米的插旗山口进入茂县。

随着红军的撤退,国民党川军尾随而至。为了阻止敌军追击,红军犯下一个严重错误,他们在“坚壁清野”的口号下,相继烧毁徐坪坝、鸳鸯树等处尚未运走的粮食,烧毁漩坪、禹里等地支前群众架起的桥梁,烧毁桂溪、垭上(平南县苏维埃驻地,时属平武县)、贯岭、都坝、开坪镇、小坝、片口、桃龙、庙头坝、禹里、墩上、坝底、马槽、白什、麻窝、青片等17处街道以及沿途的一些大院落(红军占领区的街道仅陈家坝一处幸免),致使1260多户6000多场镇居民和一大批农民,总计1万多人无家可归,严重伤害了群众的感情。县城禹里仅四方面军总部住过的部分房屋得以幸免。

红军离境后,地主恶霸组织的还乡团和国民党川军对掉队红军及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北川的山头路口、桥头渡津都成了敌人疯狂报复的杀人场。还乡团杀人手段之毒辣,令人发指,枪决、刀砍、乱棒打死、乱石砸死、绳索吊死、砍断手足痛死、丢在水里淹死、推下悬崖摔死、悬吊在岩上饿死,无所不用其极;活埋、挖眼、拔舌、剥皮、割嘴、破边(将人倒吊砍成两块)等酷刑惨绝人寰。红军占领区3万多人,被杀害者达2000多人,不少苏维埃干部全家被杀绝,连几岁小孩也未放过。

进驻北川的国民党川军更是如土匪一般,抢劫财物,残害百姓,无恶不作。他们的丑恶行为连国民党基层官员也极为愤慨。通口(非红军占领区)的乡保长及士绅给国民党县政府的报告中有如下描述,就是川军荼毒人民的真实写照:“暂编二师五旅换防以来,驻扎街乡,毫无纪律。各部兵夫都以采粮为名,家至户到无漏网。仗军威如虎狼,视人民如草芥,遇男拉夫拉兵,遇女估霸****。谷米粮食搜索几尽,银钱衣物席卷一空。六畜籍以作菜,农具假作做工。日夜轮流骚扰,到处鸡犬不宁。稍形阻止,动施刀枪,至陷市镇无商贾,田野无农夫,道路无行旅。”

由于春季支前,大春作物来不及播种,田地无收,而存粮几乎全部捐给红军。红军撤离后,北川出现空前饥荒,饿死者不计其数。千佛山战役期间,敌我双方战死者成千上万,战事紧急,很多尸体来不及掩埋,红军撤离后,数千人被杀、被饿死,由此引发疫病流行,又有不少家庭全家死绝。

空前劫难致使北川人口减少几半。据统计,1935年前北川人口4。6万,到1936年,仅剩下2。5万,一些地方甚至成了无人区,如小园口原住农民40多户200余人,1936年变得空无一人。

浩劫之后北川一片凋零的惨状,新任国民党北川县长冯康作了如此描述:“北川自遭匪后,又罹兵灾,损失之巨,断难计及。康于八月筱日来长此土,……鸡犬无声,路断人稀,即此地之写照。”

红军长征胜利后十几年,挥戈南下的人民解放军又一次解放了北川。1950年1月初,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禹里,宣告这个古镇新时代的开始。新成立的县人民政府仍以禹里为其治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