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资产阶级生发筑路追求，集中体现在“商办、民有、绅管”6个字上。这6个字，与朝廷短期内维护统治、抵制列强的愿望，是合拍的，而与封建帝国的长远专制，则有根本不同。如此一来，川汉铁路从1903年开始呼吁筹建，到1909年入冬上马，长时间处于官办抑或商办、国有还是民有的争端之中，为下一步尖锐冲突埋藏隐患，给这条路的最后失败留下伏笔。
不管怎么说，川汉铁路宜万段，终于在1909年冬，以商办“胜利”而动工兴建。晚清“最后一届”政府即宣统当局，委命詹天佑出任总工程司，指挥勘定路线。
不幸的是，四川总督锡良奏请成立的所谓“商办川省川汉铁路有限公司”，仍旧依托了官办底子而非商办之实：公司的总理及副理，仍是总督奏派。请注意这一点，此举与袁世凯全权任用詹天佑，差异甚大。在京张线上，詹先生不仅是总工程司，而且出任“总办”，在人事、资金、技术三个方面拥有总裁实权，少有扯皮。甚至封建贵族王爷因“祖坟宝地”纠缠改线之事，詹天佑都可以上奏朝廷得以解决。这在封建官办筑路时代，可谓不幸中之万幸。
这一回，詹先生只是担任总工程司，其余责权要由一位李稷勋大人说了算。李大人不是一名铁路专家，却在詹天佑上头坐镇主事，时称“总理”，其流弊其麻烦，势必无穷。
川汉铁路上半段，从成都到宜昌，由四川人承担，预算白银5000万两，基本上都是四川商民的血汗集资。下半段宜昌至武汉，则由湖北人筹办。那时候，为了发展自己，川中父老急于打通巴山蜀水，冲出封闭盆地，积极性如同而今的脱贫态势。这笔巨款就是从民间一点点集起来的。而当时，晚清政府的全国年税收，好像总共才一万万两吧？这段路，艰险之中最险者，便是宜昌—万县这一段。因而每公里铁路的开筑造价，相当高昂，远远超出京张路概算。千百年间，出川入蜀，除了旱路需翻越秦岭外，就是这滚滚长江水路了。大江之中，激流涌滩，水运不畅，舟楫闭塞，人民悲苦。四川盆地的米粮运不出来，大汉口的洋风吹不进去。沿途湘鄂西、武陵山，开发更难。诗仙李白，也是一个矛盾体，他酒醉时候说“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待酒醒时又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了。可叹千里江陵，万重大山，是躲不过去的鬼门关。
詹天佑新建指挥部，设在今宜昌市“铁路坝”近旁。1909年12月10日，此路终于破土动工。詹天佑携手副总工程司颜德庆，决计先打通宜昌到秭归这一段。
这位颜德庆，曾在京张路与詹天佑并肩作战。眼下，詹天佑尚在京张线上善后，颜德庆先赴宜昌主持工程踏勘等一应事务。因此，詹、颜之间频频通电通信，不经意间，为后人留下一批珍贵史料。
宜万铁路工程，打一开始就多灾多难。
先说选线方案——科学不科学均不能公开讨论。只因这一带，乃湖广总督兼川汉铁路督办大臣张之洞势力范围。张之洞已经支持了美国人洛克先前勘测的内陆山区路线，因而詹天佑和颜德庆勘测的沿江路线便提不上议事日程。而从当时标准看，后者比前者更合理。洛克方案到秭归，要160公里，詹颜方案仅80公里。但张之洞倾向了洛克，便只好照此开工。詹天佑的顶头上司表态，“保持沉默，勿再谈论此事”。詹、颜二人束手无策。直到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先生坐镇，重修此路，才又将方案改回来。而四川人白花花的银子，却已经废去巨多。
再看资金管理，更是腐败丛生。为了修筑此路，四川商民从1905年开始筹款，到1909年开工时，好不容易先期筹到1100余万两血汗白银，并将其中的350万两存放上海支用。管护这笔巨资的官员，名叫施典章。偏偏这位施大人胆大妄为，竟将其中200万两私挪他用，另购股票185万两希图发财，直至大案败露，损失惨重。这路如何修得下去？可叹直至今日，比施大人更黑之贪官，如法炮制，相似贪案依然存在。
接下来，是材料管理权限不明，蛀虫极多。从《詹天佑文集》中可见，川路公司内部领导成员之间，争夺材料管理权，从中牟利，矛盾十分尖锐。詹天佑和颜德庆，当然懂得应当采购和使用什么样的材料和设备，却无法做主。甚至詹自北京拉出的订单，寄往宜昌颜收，也往往到不了颜的手里。订单跑到哪里去了？无疑是被牟利者控制起来了。詹先生在致颜先生信中苦恼地写道：“需用的订单都已随时寄给你，非常非常奇怪的是，你居然没有收到。我于今日电告你，你可请问李（稷勋）总理，任命谁为材料管理人？当李总理决定后，请即电告我。”詹先生又直接写信给李稷勋，要求明确材料管理权，以利工程建设，李大人却长期不做函复。反过来，一批高管大人不通过詹、颜等专家，不管适用不适用，便自行决定购买材料甚至巨额机车，詹、颜生气也没用。詹先生致信致颜先生，写到车辆购置之事，唯余无奈和痛苦：
“李大人可按其所愿订购任何物资，我未给他任何这样的订单！依我看，在一定时期内，我们不需要这种车辆，请勿在上面加署我的名字！……现在，他已将请购工作也控制在手，如同长期以来控制订购工作一样。我想，他将要对工程司下令去修桥了！”
在另一封信中，詹反复强调说：“对于任何别人可能提出订购的或者别人事实上已经订购的任何材料，我均不能负责！”
如果说，痛失资金和滥购材料设备，是贪官蛀虫们带给宜万铁路的灾害，那么，人事任免的纠纷与黑暗，就更是中国政坛之陈年积弊，是更加让专家们头痛欲裂的大问题。在詹天佑致颜德庆的几十封信函中，几乎每封必涉人事难题，乱纷纷足有百处之多，人员身份更是形形色色。请看——
“我已经电告你请他辞职。我不能设法调他来此处或其他我主管的任一铁路。若他不辞职，请将他辞退。”
“这里没有可依靠之人，却还要把他们当做善良的同僚。”
“我们已经制定了考核学员提升工程司的规定，你最好对他们进行一次考试……以此防止那些不合格的人被提升。”
“如果他坚持离去办他的私事，我将写信给李总理，按规定办理或予辞退。”
“张广宇回到此地，想告知我，他成功地获得了山洞工程的承包权，我未见他。我奇怪这是谁介绍的？我通知他，必须在此将工作结算清楚才能前往，希望他此次不要赖账。”
“周先生在获得许可之前，没有权调用任何人。绝不能对那些只是自己想来的人就发给差旅津贴。”
“他二人几乎均无英语知识，此外亦无数学基础知识。我不知道为何将其定为毕业学员？在短时间内这样提升，颇为不妥。”
“如果他从事反对工程司的活动，则我们宜放弃全部事务，由他来负责吧！……请注意李总理，看他说什么？我料想，是李故意把他放在此处，以寻求他反对工程司的过错。……这就是中国的办事手段，越困难越好。……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在和谐地进行工作，那就什么也听不到了。”
——诸如此类烦恼事，詹信中比比皆是。其中一位主办名叫王大富，掌管机务处实权，因有高层庇护，更是肆无忌惮。詹曾致信提醒颜工，严防此人损及工程质量，说“让王大富负责绘出宽翼缘工字梁图，否则他可能制造混乱，减少硬度，使钢梁变弱”。詹天佑深怀忧虑：“在我最近去工地巡视过程中，发现一些工程确实不太令人满意。作为总工程司，我必须指出，并要求按照我认为必须做的进行改正。”王大富却不管詹天佑这一套，在机务处独掌人事，诸事拒不陈报。詹天佑不得不亲自执笔，对王大富提出书面警告——
“王先生：我曾数次告诉你，将机务处员工一览表报送给我和颜先生批示……在此表中，你须说明对薪水的建议和个人的籍贯、年龄、曾从事的职业以及曾在何处就学受何教育。我长期等待此表！如果，你在六月十五以前再不送到，我将认为这是有意违抗总工程司的命令！此外提醒你，我曾要求你报送你为机务处订购的机械一览表，包括第二十八号订单之打印件，你必须送给颜先生和我各一份。”
詹先生为人谦和宽厚，如此严厉批评指责下属，实在是让这帮人给逼的。詹先生动怒，义正辞严，无非因为两大项，一项人权腐败，一项财权腐败。
读者早已看得出来：宜万铁路，修得成吗？
中国百年现代化道路之初，就是这样一个糟糕局面。今日看来，许多古国积弊，有的因不断引进和完善现代管理体系而革除了，有的则随着年代久远而更加顽固，更加严重。
詹天佑正是一位大改革家，他首先结合国情，吸收各国先进经验，建立了中国工程师职称制度和一系列的铁路规章制度，奠定了中国铁路现代化建设第一块基石。
不过，所有规章制度都只是和平年代的衡定器而已，遇到乱世，便会土崩瓦解。举例说，闹“文革”时候，举国大乱，还要什么规章制度？要砸烂的正是它们！最后收拾残局，主要依靠枪杆子。用林彪的话说，“一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二靠人民解放军”。回看大清晚期，社会矛盾尖锐复杂，大江南北风云激荡，政府内外交困，暴乱此起彼伏。詹天佑所建立所维护的那些新章程，势将无法立足生效。
而种种官场积弊“宜万”难题，只是大清政府一个腐朽侧面，真正的大动荡，还在后头。
让我们最后看一下晚清宜万铁路工地上的情景吧：从宜昌向西至秭归方向，分成10段开标施工；全路上马3万人到4万人，场面浩大，却多为手工操作，工具原始落后。大工头乘轿子，戴礼帽，持手杖，身后跟着一群“勇”字号枪兵，其下大小工头就多了，没步枪有烟枪，随意打罚工人，乃至用刑。有记载说“罚跪时，一跪一大排”。工伤事故多，医疗保障差，死后随地埋。民工住宿席棚地铺，每个席棚可塞入35人，蚊蝇遮日。全路来自河北、山东的北方农民过半，难以适应江畔潮湿寒暑；大锅饭，糙米水菜，争抢果腹。当地粮菜价格，逐日升高。
搬运大石头每日可得50文钱，技工日得120文，可购大米约5斤，却总是发饷拖欠无日；工地上自有同盟会渗透活动，其中一位叫黎怀瑾，具有“承揽工头事务”公开身份，却是一名职业革命家，风里来雨里去，专门利用劳资矛盾，暗中组织革命斗争，最终英勇献身于路工暴动；筑路公司和当地乡绅农户闹对立，矛盾更为尖锐，与今日盲目兴建“开发区”侵占耕地的案例，几无不同。据记载，宜万路开工后，每购一亩地仅付铜钱20串，每间房铜钱15串或18串，迁祖坟一座也是20串。路民之间，频发冲突，大小工头，身负创伤，时见裹头吊臂，血溅衣衫。有时，农民们状告县衙而无果，彼工头便有生命危险，时闻工头被锄刀砍死，抛尸江流惨案。工人们得不到薪金，便抢粮度日，更是祸果连连。还有一次，詹天佑、颜德庆的属下，竟与护庙和尚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
这便是上世纪之初，中国铁路建设工地上，一幕幕暴烈而又混乱的景象。有一种说法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基础建造过程中，这将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躲过的惨痛阶段。忽而又想起了印度，印度现代化的速度比较缓慢一点，恐怕也不是什么坏事情？
保路运动烈火燎原
还看晚清说宜万。社会底层之贫苦，民间矛盾之锐化，虽然令人深切忧痛，但并非不可治理。所有这一切，尚且不至于导致宜万铁路全线崩溃，种种问题，本是可以缓解控制的。大崩溃之既来，根源在于朝廷，正像我们常说的：问题在下头，根子在上头。
终于，宜万铁路彻底暴露了晚清朝政的腐朽没落，引发了一场全局性的、不可遏止的强大风暴。事变不仅造成了全路瘫痪，而且导致了整个封建王朝大崩塌，迎来了中华民国的诞生——
川汉铁路宜万段自1903年开始筹建到1909年开工以来，一个英国，一个法国，一个美国，再加一个德国，他们无一例外，不约而同看重了这条自华东、华中直抵西南天府之国的大干线。本来，滚滚长江之上，早已游弋着外国兵舰和商船，自川江而峡江而扬子江而海港，分明一条黄金水道，年年岁岁白银满舱，然而他们仍然觉得，行船不如火车快；更何况当年长江三峡暗礁丛生，行不得大船。相形之下，火车之利，无疑更大更强。詹天佑率万众于江岸上施工筑路，这帮人常常登船窥伺，从江上看得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