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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川藏茶马古道 (1)

川藏茶马古道是走出来的商道、文化之道、民族团结之道。

行走于古道之上,收集一些历史碎片,复述那些断壁残垣的故事,一定会引发人们内心那种欲说还休、复杂的情愫,这些古老的情愫,也就是我们很长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家园情感。

这条朝圣之路便是通往宁静与和谐、超然与脱俗的天国之路。

在川藏线上的成都、雅安和康定,听到最多的话题是关于茶马古道的。

茶马古道是一部史诗,它的肚子里装满了沧桑的故事,充满了形形色色的启迪。带着一颗朝圣之心,像收藏者一样沿着茶马古道去寻觅,我寻觅到了一块净土,选择了一个观察历史、观察世界、观察人生的最佳角度。神秘的茶马古道成了我表达情感的载体——在历史的遗迹里圆自己的梦。

在中华几千年的历史上,成都、雅安和康定是古代的几个大驿站和物流中心。从这里出发,茶叶、丝绸、棉花、香料、葡萄、苜蓿、胭脂、胡萝卜、辣椒、烟草、红薯、玉米、马铃薯……同时,西域各民族地区的土特产、马匹也从古道输入中原。“茶马互市”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存在,曾对国家的财政、军事、经济、文化和民族团结产生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想古代先人们有了行走的双脚,从东走到西、从内走到外。关于行走,尤其是茶马古道上的行走,其意义远比现实大得多。

拿成都来说,“天竺邛杖、蜀布路线”就是东到盐乡自贡和重庆、西到藏族同胞居住地、北连长安、南通云南的古商道。同时,它又借助茶马古道,可以抵达印度、尼泊尔和缅甸,甚至可以抵达波斯。川滇茶马古道因势而兴,直到建国后,随着公路铁路的修建,才逐渐衰落并消失。据考证,川滇茶马古道比丝绸之路还要早,古代的成都是中原进入西南边夷的最大关塞,中原与西南各民族的交流,都以它为中心。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月氏,十三年后,周游西域列国的张骞回到长安。他向汉武帝汇报了此行的所见所闻,在汇报中,张骞向皇帝说出自己的见识:“我猜测,大夏离我国一万两千多里,在西南边。天竺国又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地的物品,应该离蜀地不远……如果从蜀地过去,既方便,又安全。”

于是,汉武帝派张骞带着礼物从蜀地犍为郡出发,去结交天竺。历史上,犍为郡是汉代时期的大郡,即今天的宜宾。张骞从汉代国都长安出发,朝西南走,到达成都后,沿着岷江经过今天的乐山到达宜宾,之后以便逆金沙江而上,到达今天的攀枝花,最后沿着茶马古道到达昆明,到达缅甸、泰国。

张骞的此次出行有收获也有遗憾。遗憾的是他没有走到天竺;收获的是,这次出行结交了西南地区的滇国等国家,使汉代与这些西南边夷国家联系了起来。

张骞的出使报告写进了《史记》。

张骞向汉武帝汇报后,司马迁记写下了汉武帝的想法:“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

张骞是汉代的信使,他不是商人,但他却在汉代与西域之间发现了巨大的商机。他设问,大夏为什么会有蜀地的产物?大夏在今天的阿富汗北部,大夏的蜀地产物是从今天的印度来的,那么印度的蜀物是从何而来的?于是他得出一个判断,毫无疑问这些蜀物是从茶马古道进入缅甸和印度的。

茶马古道以云南最为著名,但那只是古道的下游主干,这条古道的中游无疑就是四川,上游起点非长安莫属。事实上也是如此,古道从长安到成都后,路分两条:一条经雅安、汉源过大渡河、西昌、会理然后从攀枝花拉鲊渡金沙江上云贵高原,经永仁、大姚、祥云至大理,与云南通过缅甸茶马古道相连;另一条是从成都经乐山、宜宾跨金沙江进入贵州的赫章,再到云南宣威、曲靖、昆明、楚雄至大理。这两条路线为茶马古道的“天竺邛杖、蜀布路线”。

而蜀地的茶马古道并不仅仅只有通往印度这两条,还有一条路,就是我们现在最为关注的“川藏茶马古道”。

川藏茶马古道从成都到雅安,翻过二郎山到达康定(打箭炉),然后到达理塘、巴塘、德格、昌都、林芝、拉萨,最后到达江孜、亚东,通往尼泊尔、印度。川藏茶马古道山高路远,地形和气候条件十分恶劣,如果把物产直接运抵尼泊尔和印度,困难太大。所以,这条路更多地充当着四川与西藏之间的物流路线。中原战事需要与西藏交换马匹,藏地同胞则需要用马匹换回生活必需的茶叶、盐巴、棉麻丝绸等物产。

《史记·西南夷传》说:“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筰马是指筰都的马;僰僮是指僰人奴婢;髦牛即牦牛。这段记载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早在汉代初年,四川人已经开始用当地物产和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特产作交换了。事实上,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司马相如已经为他开辟了道路。当时,朝廷派司马相如治理西南夷,他做得很成功,“邛、筰、冉、斯愉之君,皆请为内臣”,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被写进了后来的《华阳国志·蜀志》:“夷人冬则避寒入蜀。”

成都平原与藏区民间的物流、贸易、文化沟通一直存在,司马相如让它更为通畅。利用这条古道,把成都平原所产的茶叶、盐巴以及其他物产运往康定,再由康定的马帮驮运到藏地各区,换回军队所需的马匹;同时,藏商也会把当地的土特产输入内地。

张骞出使从犍为出发时,司马相如已过天命之年,这时的蜀地周边,汉藏物流、贸易、文化已经交流得如火如荼,正是得益于川藏茶马古道建立得最早、运输量最大、保持得最为悠长。甚至在今天,我们还可以在雅安、天全、汉源一带的山上寻找到蜿蜒曲折的古道,古道石板上依稀可辨那些背夫们用丁字拐砸出的坑洞。

川藏茶马古道是走出来的通商之道。背夫们一滴汗珠摔八瓣,背负着和自己体重差不多的茶包,一步一个脚印,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汉藏贸易、文化交流史。那些隐身于历史灌木丛中的羊肠小道,如镌刻于历史丰碑上的画面,见证了汉藏交流的全过程。今天,行走于古道之上,收集一些历史碎片,复述那些断壁残垣的故事,一定会引发人们内心那种欲说还休、复杂的情愫,这些古老的情愫,也就是我们很长的历史中沉淀下来的家园情感。

四川古称“天府之国”,是中国茶的原产地。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四川人已经将茶作为商品进行贸易。当时,蜀地的商人常以茶叶、盐巴和其他物产与大渡河以外的少数民族部落交换牦牛、骡马等特产。这一时期进行商品交换的道路古称“牦牛道”,也可算做最早的“茶马古道”。这条古道是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崃)、雅安、严道(荥经),逾大相岭,至旄牛县(汉源),然后过飞越岭、化林坪至沈村,过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新渡桥、塔公草原)的旄牛王部落中心。沈村是进行交易的口岸。由于这个时期饮茶习惯还未普遍形成,茶叶在内地被视为药品使用,价高量小、尚不可能被藏地大量使用,输入藏地的茶数量有限。

到了唐代,吐蕃王朝兴起于青藏高原后,大力汲取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认识到茶叶在汉藏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实行榷茶制,限定互换的物资,内地为茶叶,边疆为马匹。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颁布实行茶法的朝代。这种以茶易马的贸易形式,就是史学界所称的“茶马互市”。

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主要为“青藏道”,即通常所说的“唐蕃古道”。唐蕃古道在前期主要是一条政治交往之路,后期则成为汉藏贸易进行茶马互市的主要通道。这条路东起长安,经青海、从四川西北角的邓玛(原邓柯县),过金沙江,经昌都地区、那曲地区至拉萨(逻些)。唐时期,茶马互市还未限定口岸。到了宋朝,朝廷则在熙、河、兰、湟、庆等州设置专门的茶马互市的市场,实行茶叶专卖的“引岸”制度,并在四川的黎(汉源)、雅(雅安)设立茶马互市口岸,专门供应康区茶叶。

到了元代,为了发展内地与西藏之间的交通,政府在藏区大兴驿站,从而使四川西部与西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大大延伸。

明朝政府特别重视茶叶在安定藏区、促进国家统一中的作用,制定了关于藏区用茶的生产、销售、贩运、税收、价格、质量、监察的一系列法规和制度,限制入藏茶叶的数量,抑制茶商投机行为。由于朝廷对朝贡者不仅厚赏崇封,赏赐“食茶”,还允许朝贡者在内地采购限额外的茶叶,从而使藏区宗教上层、地方首领纷纷朝贡求封,有的干脆直接奏称“今来进贡,专讨食茶”,返回时总是“茶驮成群,络绎于道”。为了加强与长河西、朵干思各部的关系,缩短运距,方便运茶,明太祖命四川官府劈山开道,开辟了自碉门(天全)经昂州(岩州,今泸定岚安镇)与大渡河至长河西(康定)的“碉门路”茶道,并于昂州设卫,驻军以保护茶道畅通。成化六年(1476年),又规定乌思藏、朵干思各部朝贡必须从“四川路”来京。于是,四川不仅成为边茶的主要生产地,而且成为了“茶马互市”的主要贸易区,形成了黎、雅、碉门、岩州、松潘五大茶市口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