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原籍下邦（今陕西渭南附近）。其祖父、父亲都做过县令一类的地方小官，祖母、母亲也都知书达理。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自幼受到文化熏陶，五六岁时就开始学写诗，八九岁便能写出很不错的律诗来。到了十六岁，他带着自己的诗稿去首都长安拜访了老诗人顾况。当顾况看到他的诗句“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不禁拍案叫绝。此后，他的诗名迅速传遍了京城内外。
白居易27岁中举，29岁中进士，31岁又参加“拔萃科”考试并被录取，从此登上仕途。他在中央和地方做官共达40多年。起初，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周至县（今陕西周至）县尉、翰林学士、京兆府户曹参军、太子左赞善大夫；44岁后，又相继担任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忠州（今四川忠县）刺史、杭州刺史、苏州刺史；56岁起又陆续升为秘书监、刑部侍郎、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一直到70多岁，还挂着一个刑部尚书的官衔。
一、刚正不阿
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唐朝早已度过了它的极盛时期而走向衰败：政治黑暗，矛盾重重，各种问题都很多。尤其是宦官的权势极大，连皇帝也都要让他们三分，有几个皇帝还不明不白地死在他们手里。再就是那些世家大族出身的官僚同宦官狼狈为奸，党同伐异，搞得文武百官人人自危，却又敢怒而不敢言。有些人为了保全自己或图升官发财，竟然巴结逢迎甚至卖身投靠。白居易却从来不向这些恶势力低头，还常常公开同他们做斗争。
有一次，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考试，在众多考生中择优录取了牛僧孺等三位佼佼者。宦官和世族官僚集团本来就忌讳“直言极谏”，自然对德才兼备的牛僧孺等人恨之入骨。于是，纷纷跑到宪宗皇帝李纯那儿去诬告，说他们在考试中作了弊。昏庸的宪宗帝偏听偏信，遂将牛僧孺等搁置一边，不予任用，还贬了主考官的职。白居易实在看不下去，便挺身而出，毅然上疏，竭力为他们争辩，并当面顶撞了宪宗帝。宪宗很恼火，曾为此而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现在竟对我如此无礼，真使我难以忍耐！”
元和十年（815年）6月3日，长安城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宰相武元衡到皇宫早朝时，突然路边窜出一伙刺客，将他当场刺死。与此同时，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被人刺伤。事发后，朝野震惊，群情激愤。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明知自己身份所限，按规定不能参与朝政，却出于正义感，仍于当天中午向宪宗上书，强烈要求迅速捉拿凶手。宦官集团又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说白居易抢先议论朝政大事是藐视朝廷规矩，是越职行为。还鉴于白居易的母亲不久前因患神经病而落井身亡，诬告他不孝等等，对他进行了一系列人身攻击。结果，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并从此长期没有得到升迁。
二、造福百姓
白居易一向关心民间疾苦。早在他被贬之前，宦官们曾发明了一种“宫市”，即皇宫里需要什么东西，由小宦官到市场上去购买，称为“宫使”。这些“宫使”不按市价讨款，只是随便留点东西充当价值，实际上等于公开抢夺。白居易为表达自己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宦官的憎恶，先后写了许多诗。其中，人所熟知的《卖炭翁》，写的是一个贫苦老人，为解决衣食问题，到终南山去伐木烧炭。他“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好不容易将一车辛辛苦苦烧好的木炭拉到长安城，却又在冻得发抖的情况下担心销路不好，还希望天气再冷些。忽然，几个“宫使”骑着高头大马横冲直撞地奔过来，一边叫嚷着“有皇帝的命令”，一边不由分说地把那车炭掠向了皇宫，只留下了两块对老人毫无用处的红绸子算是炭钱。
白居易被贬地方后，对下情了解得更多，更清楚。
他除了对他们表示同情，还力图多为他们做一些实际的好事。
在江州任上，白居易鼓励当地百姓多种茶，种好茶。据说，著名的庐山云雾茶就是他当年倡导扩种的。他还在庐山香炉峰下辟园种茶，并写诗一首。诗曰：“长松树下小溪头，斑鹿胎中白布裘。药圃茶园为产业，野麋林鹤是交游。”
在忠州任上，白居易为了帮助当地百姓尽可能地早日脱贫，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进行“劝农”，号召群众开荒种地，发展生产；二是改进税收办法，使富豪们多纳税，让贫苦人少负担；三是节省官府开支，能不办的事尽量不办，以免劳民伤财。此外，他看到当地有许多荒山秃岭，便倡导百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据史料，他当年亲自带领老百姓种了一片又一片的桃、杏，自己还特地作了一首《种桃杏》的诗。其中写道：“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在杭州任上，他除了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境内孤儿、寡妇和无人赡养的老人的基本生活，还针对杭州存在的实际问题，兴修塘坝，浚治李泌开凿的六井，并主持兴筑了一条从钱塘门到武林门的长堤——白公堤，将西湖分隔为二。堤内是上湖（即今西湖），堤外为下湖，与郊外千顷农田相连。湖水拦蓄在上湖，周围30里，北筑石函，南建笕坝，平时可承蓄雨水山泉，天旱时则可放水灌田，从而解决了当地的水旱灾害。
在此期间，白居易也写了不少著名的诗。其中一首是：
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亦非纩，裁以法度絮以仁。
意思是：他有一个立法度、施仁政的宏伟规划，一旦实现，杭州百姓将会备感温暖。
白居易在杭州三年任满，被迁任为苏州刺史。当他离开杭州时，杭州百姓拦路相送。十分感动，遂又写了《别州民》一诗。诗曰：
耆老遮归路，壶浆满别筵。甘棠无一树，哪得泪潸然？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在苏州刺史任上，他每天一早就去衙门处理成堆的公文案牍，直到黄昏才回家。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们每10天休息1天，而他却几乎从来没有休息过。在那儿，他采取的惠民政策主要是简化政事、提高工效、平均赋税和工役。当然，由于他历来重视种树，也大力提倡植树造林。至于他本人，亲手栽种最多的则是梅树。
在苏州，由于白居易经年累月、废寝忘食地造福一方，终于累出病来。当他离职回长安时，苏州官员和百姓站满了大运河两岸，痛哭流涕地追着船为他送行10多里。大诗人刘禹锡曾写诗形容当时的情景，说：“苏州十万户，尽作婴儿啼！”
三、平易近人
白居易曾写有一首著名的《观刈麦诗》，诗中写道：在五月大忙季节，农民光着背，赤着脚，顶着炎炎烈日割麦子；而妇女则抱着孩子，弯着腰，紧跟在后面拾麦穗。他们如此辛苦，其结果却是将收获的麦子全部交了赋税，自己只能靠拾到的麦穗来充饥。写到这儿，白居易情不自禁地开始了反躬自问：我一不种田，二不织布，有何功德可言？却每年拿到俸禄300石，哪能不惭愧？
也正基于这种感情，白居易从来不摆官架子，总是自觉地将自己融入百姓之中。
在忠州，白居易曾亲自主持过一个大规模的群众性聚会。会上，按照当地风俗，把席子铺在地上，大家围坐成一圈，兴高采烈地用空心的藤枝吸着酒，年轻人则在鼓乐之中翩翩起舞。这时，有些官员悄悄劝白居易赶快离开，理由是“贵”“贱”杂处，不成体统。白居易淡然一笑，反劝他们不必在末节上苛求，还表示随和一点好。
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白居易在创作时也分外随和。据说，他每写一诗，常常念给老婆婆们听。如果她们听不懂，他就改，一直改到她们能够听懂为止。因此，他的诗里很少晦涩难读的字眼，倒吸收了许多当时流行的口语。
白居易的诗浅显易通，寓意深刻，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受到社会各阶层的喜爱。此外，由于日本、朝鲜及中亚各国常有使节、商人、留学生来唐朝，所以他的诗又受到外国人的青睐。据说，有个契丹国王得到了一本白居易的诗，马上派专人将它译成本民族文字，令臣下在朝堂上大声朗诵。而日本天皇则把白居易的诗视为宝物珍藏起来，一有空便取出来暗自吟咏。
白居易活了75岁。死后，谥号“文”。忠州、苏州、杭州等地都为他立了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