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因侍从庄王多年，熟知庄王的性情，知道此时的庄王，忠言直谏、强行硬谏都是行不通的。因此，他在获悉群臣劝谏失败之后，采取一种“正话反说”的策略，先顺着庄王之意说下去，自然地在顺依顺颂中露出揶揄、讽刺。先指出楚国是个实力雄厚，了不起的国度，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到，那么大王以大夫礼葬爱马有什么过分？应该以人君之礼葬之。这些话在庄王听来自然适意，甚至感谢优孟对自己爱马心情的深刻理解。但是，后来优孟把顺颂顺依之说自然地推向极端，或者说是水落石出，大王以国君之礼厚葬爱马，这着实是“贵马”之举，但是在它的反面是“贱人”。优孟正是运用“正话反说”的方法，从称赞、礼颂楚庄王的“贵马”精神的后面烘托出另一相反的又正是劝谏的真意——讽刺楚庄“贱人”
的昏庸举动，从而把楚王逼入死胡同，不得不回头，改变自己的决定。此一例，使人们佩服优孟“正话反说”的机智。
甘夫人借古劝夫
典故、名人、名言、名句，均是文化传统的精粹，蕴蓄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今人、今事又有着相通相似之处，恰到好处地借用古人、古事来说明今人、今事，而使对方由“古”联想到“今”，由“浅”联想到“深”，或在关键时刻，一语点破，以便对方明白己方的理脉和其中的道理，这种方法就是稽古喻今。
三国时的刘备有位甘夫人，虽出生贫贱之家，然而长得玉质柔肌、态媚容冶。刘备驻守徐州时，闻甘氏艳名，便纳为妾。后来刘备的原配夫人糜夫人早逝，刘备便逐渐提拔、扶正甘夫人做了夫人。由于甘夫人天生丽质，加之肌肤白若霜雪，刘备常常在户外望之，犹如月下聚雪的景观一般，令刘备十分陶醉，连亡命途中，也与甘夫人时刻不离。反正甘夫人是他老婆，宠爱备至也无可厚非。后来，有位河南人献给刘备一个精巧的玉人，高三尺，栩栩如生，光彩照人。刘备爱不释手，便把玉人放在甘夫人房间里，使两者媲美生辉。在他看来，眼下自己有巴蜀这块地盘，而且外事内政有诸葛孔明这位丞相张罗，不用他操心，于是常常一边拥抱着甘夫人，一边玩味着玉人，口中还念念有词道：“玉之可贵，德比君子，况为人形，而不可玩乎？”为自己玩物丧志寻找借口。这可急坏了甘夫人。她倒不是因为刘备爱玉人吃醋，而是因为这样下去，复兴汉室基业何以成功呢？甘夫人知道，刘备经过长期努力才由一文不名的贩夫而拥有了西川，建立了蜀汉政权。这固然可贺可喜，但这只是起头，应该更加发愤图强。因为刘备原有的计划是复兴汉室，灭曹操，吞东吴，统一天下。但是今观刘备，自从建立蜀汉政权以来，玩弄玉人，宠信小人，意志颇为消沉，大志即将磨灭。长此以往，哪里还能展现他原来囊括四海、复兴汉室的宏愿呢？甘夫人不能不忧虑。她几次想摔掉玉人，又怕刘备不高兴，几次想谏言，毕竟自己又是不参政的妇道人家，不好直言。后来，甘夫人终于从玉人本身触发起灵感，想到了春秋时代“子罕不以玉为宝”的典故，于是以此为谏辞，稽古喻今，说服刘备：
“古代宋人得以玉石，献给宋国的正卿子罕。可是子罕不但不接受，连看都不看一眼。献玉的人说：‘此玉成玉人状，是一块稀世之宝，故而才敢奉献给你。’子罕却说：‘我平生以不贪为宝贵，你是以玉为宝贵，若是将玉赠送给我，那么，你我都丢失了宝贝，你丢掉的是宝玉，我丢掉的是廉洁这块宝。’所以子罕不以玉为宝，在春秋时代传为佳话。”
正当刘备听得津津有味之时，甘夫人又说：“现在曹操、东吴都未消灭，陛下你却以一块玉石玩于股掌，你可知道，凡是淫、惑必生变，千万不可长此以往啊！”
刘备听后，沉思了一会，终于撤掉玉人，摒绝奸佞小人，振作而务大计了。
甘夫人的说服如何能奏效呢？正是因为她先以春秋时代子罕不贪玉的典故开场，使刘备听起来犹如习习春风，以为老婆只是与他谈论历史掌故，心里自然轻松舒畅，不会有反感和警觉。待到刘备解除精神防线，正欲垂耳听夫人的絮絮私语时，甘夫人却“篇末点题”，使刘备在遭受一击之时，顿时头脑清醒起来，意识到夫人讲典故的用意，同时也感悟到夫人之意是“苦口良药”，自己确实险些丧志，于是立即下定决心，幡然改进，撤玉人，拒小人，致力于经世治国之大计了。
茅焦冒死相谏
秦王嬴政的父亲庄襄王，初名异人，后改称子楚。庄襄王既非嫡长子，又曾到赵国当人质，而幸遇在此地经商的吕不韦的大力协助，才被秦孝文王宠爱的华阳夫人收为义子，又立为太子。庄襄王在赵国当人质时，娶“赵豪家女”为妻。此女与吕不韦关系暧昧，亦私爱同乡人士缪毒（làoǎi涝矮）。庄襄王即位后（前250），拜吕不韦为相、号文信侯，尊养母为华阳太后，生母为夏太后，妻子赵氏为后。
秦王政年十三即位（前246），仍拜吕不韦为相，号仲父，尊母后为太后。朝政掌握在吕不韦与太后手里。缪毒以宦者身份侍候太后，实际“诈腐”，仍有生育能力，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秦王政即位八年（前237），缪毒受封为长信侯，有家僮数千人，食客千余人。他依仗太后支持，骤然跻身权贵，号称“假父”，其势足与吕不韦抗衡。翌年，秦王政年22，按秦国制度，将要到旧都雍（今陕西凤翔）蕲年宫举行加冕礼，正式亲政。缪毒担忧秦王政亲政会制裁他，于是盗窃秦王御玺和太后玺，征调军队，发动叛乱。秦王政已有准备，迅速组织力量平定叛乱，车裂缪毒并灭其亲族，杀了他与太后私通所生的两个儿子，并将太后迁到雍幽禁起来。吕不韦也曾与太后私通，缪毒事件的第二年，他害怕隐私暴露处死，便饮毒酒自杀。
秦王政迁母之举，引起一些大臣的反对。秦王政下令：“敢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断其四支，积于阙下！”有冒死谏言的果真被处死，在宫阙之下堆了27人的尸体。这时齐人（今山东北部）茅焦闻知这一情况，请求以太后事谒见秦王。秦王派使者告道：你没看见阙下劝谏而死的人吗？茅焦回答说：“臣闻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27人，臣之来固欲满其数耳，臣非畏死者也！”让使者转告秦王，我就是抱死谏言的。随茅焦而来的同乡知此情形，皆抱着行装逃跑了。秦王听了使者回报，大怒道：“是人也，故来犯吾，趣召镬（hu ò获）烹之，是安得积阙下哉！”秦王政愤怒地按剑而坐，口吐白沫，让使者快召他进来。茅焦慢步入宫，在秦王政面前谏道：“臣闻有生者不讳死，有国者不讳亡；讳死者不可以得生，讳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圣主所欲急闻也，陛下欲闻之乎？”秦王政让他说下去。茅焦说：“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车裂假父，囊扑二弟，迁母于雍，残戮谏士，桀、纣之行不至于是矣！今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臣窃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说完，“乃解衣伏质”，光着身子听候处置。秦王政没料到自己的所为会引起诸侯的唾弃，影响到秦的威望的统一大业。茅焦尖锐的批评打动了他，于是立即下殿，拿着茅焦的衣服说：先生起就衣，今愿受事！并宣布对他破格授爵为上卿，又亲自驾车迎接太后回咸阳，“复为母子如初”。
太后回咸阳置酒款待茅焦时说道：“抗枉令直，使败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复得相会者，尽茅君之力也。”茅焦是通过“劘（mó摩）虎牙”切谏，才使秦王母子相见的。
有道明君及沽名钓誉之德一般能够接受直谏，如果不分对象，虽死谏不能进。
琼斯以情感人
琼斯是芝加哥的一位富有的慈善家，他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都奉献于心脏病的研究，这是他最热心的一桩事业。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正在就建立全国心脏病基金会的可能性进行调查，要求琼斯到会作证。为了准备发言，他请教了一些最优秀的专家。民间的心脏病研究组织配合他的工作，为他准备了递交给参议员们的呼吁书和简明详实的文件。当他带着准备好的发言材料去出席听证会时。他发现自己被安排在第6个发言作证，前5人都是著名的专家——医生、科学家及公共关系专家，这些人都终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委员会对他们每个人的资格都一一加以盘问，还会突然问道：“你的发言稿是谁写的？”然而，琼斯看出，缺乏医学专业知识的议员们对专家们的内容高深的演讲仍然半信半疑。
轮到琼斯发言了，他走到议员们面前，对他们说：“先生们，我准备了一篇发言稿，但我决定不用它了，因为，我怎么能同刚才已发表过高见的那几位杰出人物相比呢？他们已向你们提供了所有的事实和论据，而我在这里，则是要为你们切身利益而向你们作一呼吁。你们是美国的优秀分子，肩负重大的责任，决定美国的沉浮，现在你们正处于生命最旺盛时期，处于一生事业的顶峰，你们日夜为国家呕心沥血，工作十分紧张和辛劳，正因为如此，你们的心脏最有可能受到损害，你们最容易成为心脏病的首先牺牲者。为了你们自己的健康，为了你们家庭中时常祈祷你们安康的妻子和儿女，为了千千万万个把你们送进这个大厅的选民们，我呼吁和恳请你们对这个议案投赞成票！”
琼斯面带感情，慷慨陈词，一口气谈了3刻钟，议员们被彻底地征服了。不久全国心脏病基金会就由政府创办了，琼斯成为首任会长。
琼斯指出了心脏病对议员们本身的威胁，使对方服从于自身的安全需要，是这篇演说词成功的关键。
忠死之谏不可取
臣下对君主一番忠心，然而如果君主一意孤行，拒绝不听且给予进谏者以迫害。那就没有必要冒死进谏而做无谓的牺牲。
依照一些理论，臣子们以为可以毫无顾忌将谏议送上朝堂，效忠君主。然而中国既无保障谏议的制度，权力至上的君王对臣下谏议，可以奉为至宝，亦可打入冷宫，甚至还可将善为恶。因此，进谏后果不甚美妙，进谏者需要冒很大风险。这就使进谏者分化成各种不同态度。概括言之，可分为三种。
所谓忠死之谏，即基本态度是：进谏者或出于为国，或出于忠君，或为道义而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政治家常把这种臣子视为作臣子的楷模。《管子·形势解》云：“正谏死节，臣下之则也。”荀子把为国而不怕杀头，敢于矫君之非的臣僚称为“诤臣”、“辅臣”、“拂臣”。《墨子·七患》讲到，国无拂君命大臣，是国之大患之一。《吕氏春秋》说：“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火，视死如归。”先秦有众多之人提倡对君主要敢于“谔谔”，反对并鄙视“诺诺”。尽管人们褒扬忠死之谏，但真正能做到忠谏则屈指可数。就先秦而言，能够称得上忠死直谏之臣，也只有夏桀时的关龙逢，殷纣时的比干，吴王夫差时的伍子胥。所以《吕氏春秋》云：“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所谓“数”，即必然性。
一般人采取谏而不争的折中主义的态度。其特点是：君主听谏就谏，不听就算，根本犯不上为进谏而舍命。先秦政治家与思想家持此种态度者不乏其人，如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孔子认真执行这个原则。
孟子为进谏讲过一些激进之言，但落实到行动上也如孔子。他说：“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余裕哉？”
在进谏与纳谏关系上，君主居于主导地位，臣不管怎样积极，除极个别例子外，臣不能改变君主的决断。进谏本是有利于君主进行统治的行为，但伴随进谏者不是福，而是祸。这正如《管子·宙合》所说：“强言以为谬而功泽不加”。故聪明者“退身”以待清明。正因如此，造成进谏者的折中主义态度。战国时燕人蔡泽曾说：“主圣臣贤，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国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吴；申生孝，而晋惑乱。是有忠臣孝子，国家灭乱，何也？无明君贤父以听之。故天下以其君父为戮辱，怜其臣子。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在蔡泽看来，臣子不必以死进谏，不必以死为忠，因为事情决定权并不在臣子手中，臣子将应说之言陈谏于君，即算尽了为臣子的责任。
古代政治生活中，可以看到与折中主义态度紧相联系的另一种态度，这就是“急流勇退”。此种“急流勇退”理论认为：为臣应清醒认识自己权位与君主权力之间的矛盾。当臣子达到一定权位后，仍要进谏，就可能引起君主怀疑，此时，为臣者即应很快引退或缄口不语。范蠡是把握君主专制时代君臣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的著名人物。他说过一句名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在他看来，为臣者充其量不过是君主“良弓”与“走狗”。他根据多年观察，认为越王勾践其人“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所以他在灭吴之后立即隐退，从而保全性命。范蠡刈越王之分析，在专制时代有其普遍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