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既能把握经学发展的大势,又能对经学发展的个别环节有一“个案”的了解,扩大了传统经学史的涵盖面,给人一种高度概括的总体感观。
作为第一部完整意义上的我国经学史,《经学历史》有其优点,但由于受作者学术立场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其中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甚至是错误。
具体表现为:该书对经学史上各阶段的重要经学人物的评价有失偏颇;对于经学史上某些重要流派甚至避而不谈。
《清儒学案》
《清儒学案》是中国清代学术思想史著作,近代学者徐世昌及其门客僚友吴廷燮等集体编纂。1938年刊刻行世全书共208卷,分为正案、附案和诸儒案。
列入《清儒学案》正案者有儒学家有孙奇逢、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戴震、龚自珍以及曾国藩、张之洞等179人,列入附案者有傅山、惠栋、刘宝楠等922人,列入诸儒案者有费密、唐甄等68人,共1169人。
在编撰体例上,《清儒学案》参照《明儒学案》、《宋元学案》的做法而有所折衷。正案一般以学者字号为标题,凡曾为宰辅者或两人以上合案者,则称其县籍。
列入附案的人物,则称为正案中人物的家学、弟子、交游、从游、私淑等。列入诸儒案者,以省籍分编。编排上,除居前11名是封建朝廷规定从祀孔庙者外,一般以学者生故先后为序。每人先列传略,后载专著、文集。所采著作都在传中标明。
本书搜罗人物众多,材料丰富,收录清代学者著作在万种以上,但编撰不精密,内容也很芜杂,可供研究我国哲学史参考。
《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考近代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康有为著,是一部变法理论著作。该书始撰于1892年,1898年正式刊行。
《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以前的历史都无据可考,孔子遂假托尧舜等古圣先贤的言论行事而作“六经”,其目的是为托古改制。
康有为虚构出一个首创“改制”的孔子,实际上是用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思想,把孔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素王”,为其变法造势,以减轻维新变法的阻力。
康有为在书中以历史进化论附会公羊学说,宣称人类社会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顺序演变的,相对应的是君主专制时代、君主立宪时代和民主共和时代,以此论证变法维新的必然性,要求因革改制。这被反对派视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的“无父无君”的叛逆行为。
《孔子改制考》表达了康有为作书的目的,用大同社会代替封建专制统治,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挑战,振聋发聩。其次,在书中,康有为猛烈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表现了民主自立的思想。
该书对当时的政局和儒学都产生了很多的影响。但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不用说康有为,连光绪皇帝也是自身难保,《孔子改制考》也和它的作者遭受了同样的命运,被清政府禁毁。
《新学伪经考》
《新学伪经考》,又名《伪经考》,14卷,初刊于1891年,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康有为打着公羊派的旗号,宣扬托古改制思想的重要著作,《新学伪经考》着重从经学方面进行论述,对传统的“古文”经学展开猛烈的攻击。
康有为认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儒学“古文”经典,如《周礼》、《逸礼》、《古文尚书》、《左传》、《毛诗》等都是西汉末年刘歆伪造的,因此都是“伪经”。
而刘歆制造伪经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王莽篡夺西汉的政权、建立国号为“新”的朝代,所以古文经学是新莽一朝之学,只能称之“新学”。
清代的今文经学家刘逢禄、龚自珍、魏源、邵懿辰等早就对刘歆及一些古文经传发动过攻击,清末的廖平更撰《古文学考》、《知圣篇》、《辟刘篇》,主张今文经是孔子的真经。
古文经是刘歆窜改过的,而康有为继承和发展了廖氏的学说,对所有古文经进行彻底的否定和批判,在学术上,攻破了古文经学“述而不作”的旧说,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打击了“恪守祖训”,不愿变法的封建顽固派,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作了舆论准备。
《新学伪经考》在广州出版后,各省纷纷翻印,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1894年夏历七月,御史安维峻弹劾康有为“非圣无法,同少正卯,圣世不容,请焚《新学伪考》,而禁粤士从学”,两广总督李瀚章令康有为将此书自行焚毁,戊戌政变后,又曾两度被禁,由此可见《新学伪经考》在政治上所起的巨大作用了。
《礼运注》
《礼运注》是清末康有为撰。康有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思想家,在我国近代历史上影响很大,尤其是他提出“大同说”并以此作为他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在历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礼运注》就是康有为为阐发他的“大同说”及维新变法思想而写的一部重要著作。
《礼运》,原是《礼记》中的一篇,大约是战国末年或秦汉之际儒家学者托名孔子答问的著作。
《礼运》实际上则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尤其是书中的“大同”思想,对历代政治家,改革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康有为为《礼运》作注,在注解中发挥了他有关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
康有为认为,既然万世之师的孔子就认为应该因时而改革政治,那么在当代的中国,清政府内忧外患,国家处于危亡之际,面临亡国灭种,被帝国主义各国所瓜分的危机时刻,为什么不可以变革呢?康有为托孔古之名,找到了他维新变革的理论依据。
总之,康有为通过给《礼运》作注。表明他的政治观点,阐发他的关于“大同”的政治主张,并托孔子之名,找到了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这也正是他之所以作《礼运注》的目的。
遗憾的是,康有为虽然找到了“大同”和“变革”的依据,他所领导的维变法运动却因为其阶级局限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终于失败了,而这次失败、使他的著作也难逃厄运,均被清朝政府禁毁。
《大同书》
《大同书》是清末康有为撰。该书始作于光绪十一年,而主要成于光绪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康有为避居印度期间,后又屡加增补。初稿名《人类公理》,后改《大同书》,书名取自儒学典籍《礼运》“大同”说。
康有为为曾受学于朱次蒲,而欲自创一学派,归于经世致用。光绪十年起,他开始构想“大同之世”,这是他“经世”的最高理想。
康有为依据儒家公羊家说,把社会发展分为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结合《礼运》小康、大同说,又以公羊“泄”说解《礼运》小康、大同说,称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
康有为又参考佛学慈悲、基督教博爱、卢梭天赋人权、达尔文进化以及西欧空想社会主义,设计了他的大同世界,撰为此书,进行阐述。
全书分为人世界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保独立、去家界为天民、去产界公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等十部,以十天干标序。
康有为在书中认为我国目前处于据乱世,必须向已进入升平世的欧美各国看齐,然后才能进入太平世,即大同世界。
康有为继承了明清之际大儒王夫之、清戴震等人“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的观点,而辅以西方哲学家的人性论,强调“人生而有欲,天之性”、“去苦求乐”、追求大同乃人性之自然要求,以此为其大同理想之理论基础。
其所描绘的大同之世、既无帝王、君长,又无官爵、科第,人皆平等、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至平,至公,至仁,治之圣,抨击当时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指出根源在于私有财产,“欲致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主张公工、公农,公商。
必须以不忍人之心为基础,通过改良渐进的分法。反映了维新派对资本主义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