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蒂尔德虽然头脑简单，没什么文化。不知道海涅到底喜欢不喜欢这个女店员，不过，海涅曾在心里发过愿，想跟一个真正能读懂他的诗集、欣赏他的诗集的女人结婚，据说这个女店员没有什么“诗歌细胞”，看来海涅没有真正爱过这个女人吧。他一生的爱情遭遇如此“悲惨”，悲惨到他在巴黎和这位读不懂他诗歌的女人结了婚。没有爱情的婚姻，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的确是痛心的。但她使诗人的后半生过上安稳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在多病多难的晚年，成为诗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
海涅在巴黎非常思念德国，为此他在1943写下了《夜思》一诗，它开头的句子经常被人引用：
当我在夜里想到德国，
我便不能安睡。
在诗中，让海涅不能安睡的，是德国的政治状况，更是他对他独居德国的老母的担忧。为了再次见到母亲并把妻子介绍给她，海涅于1843年和1844年最后两次来到德国。
1843年10月，海涅返回汉堡探亲，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祖国。
当诗人踏上故土，听到弹竖琴的姑娘在弹唱古老的“断念歌”和“催眠曲”时，感到这些陈词滥调与自己的思想感情格格不入。于是，诗人立即唱出一支新的歌，表达了他要在大地上建立“天上王国”的理想：人人都过着幸福的生活，“大地上有足够的面包、玫瑰、常春藤、美和欢乐”。
自然，现实的德国根本不是“天上王国”，当姑娘正在弹唱时，诗人受到普鲁士税收人员的检查。诗人嘲弄那些翻腾箱子的蠢人：“你们为什么也不能找到！／我随身带来的私货，／都在我的头脑里藏着。”
诗人来到亚琛，看到了驿站招牌上的一只象征普鲁士统治的鹰。这只鹰张牙舞爪、恶狠狠地俯视着诗人。瞬间，诗人的内心充满了对它的仇恨，随即愤怒地咒骂和嘲弄这只“丑恶的凶鸟”说：一旦这凶鸟落在我手中，我就要毫不手软地拔掉它的羽毛，果断地砍断它的利爪，将它的尸首系在长竿上示众。
不仅如此，我还要召唤射鸟的能手，来一番痛痛快快地射击。在愤怒中，诗人许下诺言：谁要是把这只凶鸟的尸首射下来，我就把王冠和权杖授给这个勇敢的人，并向他欢呼：“万岁，国王！”
诗人对普鲁士军人可笑的装束和呆板的动作也进行嘲讽。对普鲁士国王为他们设计的军盔上那个尖顶，诗人预告了它的命运：“一旦暴风发作，／这样一个尖顶就很容易／把天上最现代的闪电／导引到你们浪漫的头里！”
诗人来到莱因河畔的科隆市，在朦胧夜色里浏览市容。在审视“阴森森的高高耸起”的科隆大教堂时，他把这座被教会势力当作他们“神圣”的象征、苦心经营了300年之久的大教堂称为统治德国的“精神的巴士底狱”。现在那些教堂协会的无赖们企图继续马丁·路德中断过的建筑，“把这专制的古堡完成”。诗人警告说，这个企图是愚蠢的忘想，因为不久的将来，人们不仅不会把它完成，而且还要把教堂内部当作马圈使用。
诗人离开科隆，乘车经过可爱的密尔海木到哈根，接着又从翁纳城出发继续赶路。诗人半夜经过条顿森林时，车轮脱了轴，驿夫去村里设法修车，诗人独自留在森林里，四周是一片狼嗥声。海涅把狼看成是海涅主要作品及介绍坚定的革命者，把狼的嗥叫看作是对自己表示敬意，于是便摆好了姿势，用深受感动的态度对“狼弟兄们”发表慷慨演说：“我感谢你们的信任——／你们对我表示尊敬，／这信任在每个考验的时候／都有真凭实据可以证明。”
就这样，海涅的这次旅行见闻为他写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同年12月，海涅在巴黎与马克思相识，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还与马克思合作，共同编辑《德法年鉴》。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海涅的思想加快了向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他写出了一系列思想深刻、艺术精湛的诗篇，如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包括《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在内的政治诗集等。
《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是一部诗体游记，全诗共21章，没有统一的故事情节，而以诗人游历的踪迹为线索，描写在德国的见闻与观感。贯串全诗的主导思想是海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深沉的爱国感情。这种思想感情，主要表现在对德国封建制度及维护封建制度的各种类型的代表人物的憎恨上，诗人用大量篇幅对他们进行有力的批判和辛辣的讽刺。
在最后一章，诗人宣布“伪善的老一代在消逝”，具有自由思想的“新的一代在生长”，他要为这新一代歌唱、全诗洋溢着强烈的战斗精神，是一部政治性和艺术性都很强的诗篇，海涅也自认为这部作品“显示出一种比那些政治鼓动诗更为高级的政治”。难怪包括此诗在内的（新诗集）一出版，普鲁士政府就宣布在德国彻底查禁，并下令：如果海涅一进入普鲁士国境，就将他立即逮捕。
19世纪40年代初期，德国同整个欧洲一样进入了1848年的革命酝酿时期，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特别是德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公开地尖锐化了。1844年爆发了西里西亚和波西米亚的纺织工人起义，引发了德国更广大的工人争取阶级解放的斗争。这种形势对海涅的创作带来了新的内容与特色。
1844年，海涅创作出着名的政治抒情诗《西里西亚纺织工人》，以声援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是德国早期工人运动史上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
海涅在诗中没有单纯吟咏工人的苦难，而是表现工人阶级对统治者与剥削者的强烈的阶级仇恨和不可遏止的愤怒。诗中的工人形象是自觉进行斗争的战士，是旧世界的掘墓人，他们将三重的诅咒织进了埋葬德意志的尸布，表现了工人阶级埋葬旧世界的巨大决心。三重诅咒标志着海涅同德意志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思想伦理体系的彻底决裂，以及对这些罪恶势力的讨伐。
在诗的最后一节，海涅这样写道：
梭子在飞，织机在响，
我们织布，日夜匆忙——
老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
全诗形象鲜明，语言朴素明快，节奏理跟有力，如进军的鼓点。它是海涅诗歌中最富于革命性的一首。当时，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一文中高度评价这首诗，并高兴地说：“德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
疾病缠身的晚年
作为坚定的民主主义者，海涅欢迎1848年发生在整个欧洲的革命，尤其是德国的四月革命。但很快，随着革命的发展，他就失望地不再关心它。因为支持共和制—民主制国家形式的人一开始就是少数。
在法兰克福国家议会对建立一个王权世袭的民族君主国家的尝试中，海涅只看到企图复兴1806年崩溃的神圣罗马帝国的无用的、浪漫的政治幻梦。在革命的第二股浪潮，即1849年春夏的有力的民主革命被镇压之后，海涅心灰意冷地写下了《在1849年十月》一诗。
和对革命失望相伴随的是，贫穷和疾病，自1838年起，他的作品就列入了德国官方的查禁名单，且高踞被禁榜首，新作更难在国内出版，稿费来源几近枯竭。与此同时，叔父所罗门·海涅对他的接济也早已断绝，在流亡中的诗人经济十分拮据，不得已而领取了法国政府发给的救济金。
“大诗人海涅领取救济金”这事在1848年被国内的论敌知道了，海涅因此遭到恶毒攻击，再加上生活艰苦辛劳等原因，致使他患的脊髓痨进一步恶化。
其实，海涅一直体弱多病，又患上脊髓病更是雪上加霜。而他的从1845年明显加剧的神经痛将他永远地固定在了病床上。此时，海涅本人相信，他得的是梅毒，但他被详细记录下的病程说明他得的是多发性硬化症。在几乎瘫痪的情况下，他在自己命名的“床褥坟墓”中度过了八年。
从1846年起，海涅的病情开始恶化。一八五一年，在妻子玛蒂尔德陪同下，海涅好不容易支撑着病体，最后一次外出参观了卢浮宫博物馆，从此以后便长年地痛苦挣扎在他所谓的“床褥墓穴”中。
在这一阶段，恩格斯曾多次去探望过他，在描述海涅病情的信中写道：“这个可怜的人憔悴已极。他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脑软化在继续发展，颜面麻痹也在发展……他在精神上还保持着充分的活力。”
海涅精神上的创造力在他痛苦的卧床岁月中并没有减弱。由于他已经无法自己书写，他就向秘书口授诗歌和文章。这样，在1851年10月，他出版了诗集《罗曼采罗》。
海涅的秘书卡尔·希勒勃兰特描绘了诗人晚年病中写作的动人情景：“海涅的听觉衰退了，他的眼睛闭上了，诗人想看什么东西的时候，得费很大的劲，才能用他瘦骨磷峋的手指把耷拉着的眼皮推上去。他的两条腿瘫痪了，全身萎缩……他的病痛非常厉害……在失眠之夜，海涅就写作他那些最奇妙的歌。整部《罗曼采罗》都是他向我口授的。每次要到清晨才搞完一首诗，接着就推敲润色，一连几个小时……”
1853年，海涅发表《流亡的神》，同时写作《自白》。1854年，海涅把自己在40年代为德国《奥格斯堡汇报》写的巴黎通讯汇编成集出版，命名为《卢台奇亚》。次年为《卢台奇亚》法文版写前言。
这篇《前言》和《自白》，表达了海涅晚年对未来共产主义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惶恐不安的心情。这种疑惧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也反映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不成熟。
尽管病痛缠身，海涅却没有失去幽默与激情。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来自布拉格的女崇拜者艾尔瑟·克里尼兹——他温柔地将她称为“美容斑”——的多次拜访减轻了他的痛苦。他叫她“被爱慕的荷花”，但这种爱慕由于他的衰弱的身体只发生在精神层面。
1856年2月17日，海涅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58岁。海涅生前留下遗嘱，他死后不举行宗教葬礼。他的遗体不葬在拉雪兹神甫墓地，而要安葬在巴黎蒙马尔特高地上的公墓里。
三天后，他被葬在法国蒙马特的墓地。在1901年树立的海涅的墓碑上，装饰着丹麦雕塑家路易斯·哈瑟里斯制作的大理石海涅半身像和这位诗人的诗《哪里？》
在德语近代文学史上，海涅堪称继莱辛、歌德、席勒之后最杰出的诗人、散文家和思想家。他不仅擅长诗歌、游记和散文的创作，还撰写了不少思想深邃、风格独特并富含文学美质的文艺评论和其它论著，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巨大、光辉而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后世德国乃至全世界读者的心中，他无疑已用既丰富多彩又才华横溢的作品，为自己竖立起了一座高大、宏伟和不朽的纪念碑。
门德尔松——音乐诗人
他是德国著名的作曲家。他是上流社会中贵族式的音乐家，他的一生在平静、幸福中度过，除了感受到家庭给他的温暖和众人对他的尊重之外，从未品尝过生活的艰辛与苦涩。他被誉为浪漫主义杰出的“抒情风景画大师”，作品以精美、优雅、华丽著称。
望族神童
1809年，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出生于汉堡一个犹太家庭。费利克斯的祖父摩西·门德尔松是欧洲著名的哲学家，被誉为“犹太人的苏格拉底”，曾在脖特烈大帝宫廷中任职，以辛辣的机智而著称。
而费利克斯的父亲阿伯拉罕·门德尔松是一位实业家。早年在法国银行任职员，后提升为主任出纳员。以后，阿伯拉罕和普鲁士宫廷珠宝商的女儿里拉·莎洛蒙结婚，并回到德国商港汉堡，创办私人银行，从而成为大银行家，是富有的亿万大亨。
里拉·莎洛蒙，也就是小里拉·莎洛蒙的母亲，出身富裕的犹太家庭，受过高等教育，懂得艺术，又有音乐素养，是菲利克斯的启蒙老师。
父亲是富裕的银行家，母亲具有广博的文艺修养和音乐才能；在西方音乐史上，像门德尔松这样有着辉煌的家族史、优越的家庭条件和良好的人文环境的音乐家实属罕见。也因为此，他的家里经常聚集着当时知识界的代表：卓越的科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如：歌德、海涅、黑格尔、威伯等。
在19世纪的德国，犹太人受到排斥和迫害，犹太人的道路充满了艰险。为此，由父母做主，菲利克斯皈依了基督教，他们在犹太姓氏门德尔松之后又加上“巴尔托迪”，于是，他的全名是菲利克斯·门德尔松·巴尔托迪。
1809年，正值法奥交战之时，汉堡也遭到法军的围困，父亲阿伯拉罕的银行也开不下去了，于是他把财产汇集起来，于1812年安全地移居到柏林。
5岁时，门德尔松开始接受正规、系统而全面的教育。在父亲巨大财力的帮助下，他如鱼得水，接触各位社会名流，小小年纪便出入上流社会，成熟得很快，在音乐、文学、美术、外语等许多方面都具备很高的天资。
门德尔松的老师是当时小有名气的作曲家采尔特，之所以称他小有名气是因为采尔特曾于贝多芬同在海顿的私人课堂同班，他的墨守陈规受到海顿的喜爱，但却被勇于创新的贝多芬远远甩在身后。卡尔·采尔特当时是柏林声乐学院院长、柏林合唱团团长、著名学院派音乐家。
卡尔·采尔特在门德尔松的生命里却是不可忽略的人物，因为他的一次偶遇，改变了门德尔松的音乐生涯，这次偶遇发生在1821年，先是他在德国魏玛见到了他的老朋友大诗人歌德，当提起生活状况时，门德尔松的名字出现在歌德的脑海里，没过多久，采尔特便带着门德尔松登门拜访了，此时的门德尔松才刚刚1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