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马克思还只有23岁，但已经是受人崇敬的哲学博士了。此时的马克思虽然已拿到了博士学位，但他的生活却出现了困难，马克思的母亲在父亲去世以后，由于家道中落，对马克思提出一个要求，要马克思尽快获得学位和高官厚禄。可马克思获得的不是法学博士学位，而是哲学博士学位，这大大地限制了获得有利可图的官职的可能性。
对此，母亲以儿子工作选择不合适为理由，拒绝分给他一份遗产，并且通过法庭暂时剥夺了他的继承权。母亲责怪马克思不去寻求高官厚禄，而醉心于危险的政治思想活动。
但母亲不公正和冷酷的对待，没有使马克思改变政治信念。他于是去了波恩投身火热的革命运动。
到了波恩，他一边研究费尔巴哈的著作，一边参加了德国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此时，在科伦出版的《莱茵报》深深地吸引了马克思。他每天向报纸投稿，并推荐他的朋友担任了主编。
《莱茵报》开始讨论德国的统一问题、出版自由问题、实行代议制问题等等。报纸的声望提高了。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的政治倾向很不满，并以查禁相威胁，同时加强了对报纸的检查。
马克思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担任了报纸的主编，从此《莱茵报》就变成了革命民主运动的报刊，它受到更多读者的欢迎。但是，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迫害，马克思只有辞去主编的职务，深入到贫苦的地区继续开展斗争。
1843年的6月19日，马克思和燕妮举行了婚礼。燕妮出生于一个普鲁士的贵族家庭。她的父亲是威斯特华伦男爵，是特利尔的枢密顾问官。他与马克思的父亲是好朋友，他也是马克思少年时代的启蒙者之一。
燕妮除了长得异常美丽外，还特别聪明。她从没上过小学和中学，完全靠父亲的指导和自学获得丰富的知识，能写一手文笔秀丽的文章。马克思十分爱慕这位好学深思，没有贵族习气的姑娘。
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之后，政府依然十分担心他会做一些对政府不利的事情，于是便指使马克思的朋友埃塞尔去说服马克思并给出高官和金钱做为条件，但马克思誓死捍卫自己在中学毕业时立下的誓言，为全人类的幸福而战斗。
从此，他埋头于理论问题的研究。首先，他批判地研究了黑格尔的哲学。并发现黑格尔庞大复杂的哲学体系中存在着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法方法之间的矛盾。
为了出版机关刊物《德法年鉴》，马克思和燕妮于1843年10月迁居巴黎。到巴黎后，马克思和燕妮一直深入到工人当中去。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工人住宅区，亲眼见到了工人的悲惨生活，深切地同情他们的不幸遭遇。
1844年2月，《德法年鉴》出版了一期双月刊。许多人对马克思的文章很感兴趣。德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把马克思的论文看作是德国天才人物给予法国人民的最伟大和最优秀的礼物。
但是《德法年鉴》只出版一期就停刊了，原因是普鲁士政府不允许它在德国发行，而且主编卢格也反对有革命锋芒的文章。第二年初，马克思被法国大臣驱逐出境。
马克思一家只好从巴黎迁居到了布鲁塞尔。燕妮此时已是3个孩子的妈妈，尽管种种事情像重担一样压在她的肩上，她仍然陪同马克思积极参加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
1848年初，布鲁塞尔的工人群众响应巴黎的二月革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决定买一些武器装备自己。燕妮支持马克思把一笔数千塔勒的巨款贡献给战斗的工人阶级。
革命失败后，马克思和燕妮一同被捕，马克思说：“我妻子的全部罪名就是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
在被囚禁了18个小时后，他们被驱逐出比利时，但很快又回到巴黎继续参加战斗。
先进的思想
1844年8月，马克思认识了一位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年轻人，他就是弗里希·恩格斯。
恩格斯从英国回德国的途中，绕道巴黎，拜访马克思。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见。从此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开始了终身的合作。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期间，更多的时间是与马克思在一起交换意见，探讨理论问题。他们从黄昏谈到深夜，又从深夜谈到黎明。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尽相同，但彼此发现在一切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商定合写一部名为《神圣家族》的论战性著作。
恩格斯思维敏捷，文笔流畅，在巴黎那几天就完成了他分工撰写的部分。马克思用了3个月的时间写完了其它部分。这部著作集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论证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指出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
1845年4月上旬，恩格斯也迁到比利时来居住了，两个人从此开始了新的合作。几个月后，两位伟人开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巨著。
两个人紧张而又愉快地工作了9个月才完成这部著作。但是，这部内容丰富的巨著却找不到出版商。由于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弄清问题，所以，不管能不能出版，他们都坚持把它写完。
这部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性思维的结晶，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哲学体系的形成。由于普鲁士政府的迫害，马克恩和燕妮离开了巴黎，迁居布鲁塞尔。为了不让普鲁士政府再有借口进行迫害，在1845年12月正式声明退出普鲁士国籍，从此他就成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1845年上半年，许多革命者受到反动政府的迫害，纷纷从各国来到布鲁塞尔。而马克思的家则成为革命者的避难所。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和非凡的才能把许许多多的人吸引到他的周围。
马克思、恩格斯确信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奠基人，是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建者，但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使命，必须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否则无产阶级就不能夺取政权，建立新社会。
1846年2月，经过周密的准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领导核心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菲力浦·日果组成。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很快同许多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建立了通讯联系。
1847年6月，正义者同盟在伦敦召开改组大会。恩格斯参加了大会。大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提议，决定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同盟，并改了口号。口号由原来的“人人皆兄弟”，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同年10月，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因为当时同盟的不少支部中，宗派分子还很活跃。他们反对中央的纲领。所以同盟中央迫切希望马克思能出席这次大会。
大会顺利地举行了，通过了新的共产主义同盟章程。比过去的章程有了很多的改进，这些改进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努力的结果。大会顺利地举行，从此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登上了历史舞台。
共产主义者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了一项新工作。这项新工作就是完成大会对他们的委托，起草一个公开发表的纲领。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了，是单行本，很快又经马克思、恩格斯修订出了新单行本。《宣言》好像一声春雷，唤醒了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又像一盏明灯，照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
《共产党宣言》的出版立即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848年它就被译成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后来被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时刻关系革命
19世纪50年代，整个欧洲再次陷入了反动势力的黑暗统治，旧秩序恢复了，旧制度重新运行起来。历史的车轮似乎在向后倒转。
由于革命的失败，马克思流亡到伦敦，度过了他一生中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他的著作没有人愿意印，虽然从1851年起他开始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稿，但收入十分微薄，不能驱散笼罩着他整个家庭的阴云。
住房问题耗去了马克思不少精力，而全家的生计更是他忙于应付的难题。为了全家能活下去，马克思不得不从小店老板那里赊欠肉、蛋、面包和蔬菜。赊欠也不容易，无钱还债就很难再欠。全家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能吃豆子和面包。有时连这种起码的食物也很难找到。
马克思经过艰苦认真的研究而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由燕妮最后抄写完毕，却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了。
然而马克思遭到的重大打击莫过于在几年里失去了3个孩子。1850年11月19日，刚满周岁的小男孩亨牙希·格维多患肺炎死了。燕妮为此悲痛欲绝。1852年，他们的小女儿弗兰契斯卡也只刚过了周岁生日就病死了。他们最疼爱的儿子埃德加尔也在这个时候被疾病折磨死了。
马克思和燕妮几乎承担不了这种失去爱子的极端痛苦，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倾吐了自己的不幸：“亲爱的孩子曾使家中充满了生气，是家中的灵魂，他死了之后，家中自然完全虚空了，冷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怎能没有这个孩子。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我感到自己完全支持不住了。幸而从埋葬他那天起我头疼得不得了，不能想，不能听，也不能看。”
艰难的生活并没有摧毁马克思钢铁般的意志。此时，燕妮也在痛苦中分担着他的全部忧愁。为了让马克思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安心地从事科学研究，燕妮总是一个人挑起生活重担。
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恩格斯给了马克思许多的帮助，他同马克思一起战斗，同时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体现出无私的革命友谊。
1850年11月，思格斯回到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公司，重新同他一向厌恶的“鬼商业”打交道。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心甘情愿地给自己套上了这副可憎的枷锁。
这期间恩格斯在经济上给了马克思一家无私的援助。开始时他只能不定期地给马克思寄去几个英镑，后来他每月、甚至每周定期汇款给马克思，许多年后恩格斯成为“欧门——恩格斯”公司的股东，不断把大笔款子寄往伦敦，使马克思在最困难的时刻免于挨饿，在生活稍有改善时能更加安稳地工作。
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种高尚的自我牺牲精神深为感动和不安，他在信里对恩格斯说：“我的良心经常像噩梦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才让它们荒废。”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长期两地分离，但这两颗伟大的心却息息相通。频繁的通信是联系他们的纽带。在这20年间，他们来往书信有1300多封。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理论财富。
马克思自从和恩格斯交往后，他所有的著作和文章，没有一篇不经过恩格斯阅读就发表，没有一篇不征求恩格斯的意见就付印。
马克思经常对恩格斯这样说：“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但恩格斯认为“马克思是人类的天才，而我们最多只是能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友谊使他们在困难时期艰难地走了过来，他们为了共同的事业而不停地奋斗。
革命不是一帆风顺的，许多人经受不了困难而叛变脱离革命。有的悲观，有的显得十分急于成功。当时，革命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对革命暂时受到挫折后的形势作了客观的科学的分析，他们既不气馁退却，也不盲动冒进，而是扎扎实实地做各种准备工作，以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马克思又把理论研究的工作提到首位，他暂时回到书房，继续从事他早已开始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他为完成经济学中的伟大变革，为锻炼未来斗争需要的新的思想武器，顽强学习，刻苦钻研。
他厌恶那些高喊革命、热衷空谈的人，嘲笑说：“民主派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靠‘从天上’掉下来的灵感，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功夫。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历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因为正如可尊敬的维利希所常对我说的，这一切都是这样简单！不错，在这些空洞无物的脑瓜里确是如此！真是些头脑简单的人！”
当时马克思的处境异常困难，贫困的阴影紧紧相随，各种攻击诽谤也随之而来。无论是来自敌人营垒还是来自昔日同路人的那些造谣诬蔑。他都毫不介意，正像恩格斯所说的，他“把他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马克思不仅自己埋头研究理论，而且还引导李卜克内西、沃尔弗、施拉姆等人努力学习，鼓励他们广泛吸取革命所必需的各种知识，掌握斗争所不可少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不仅关心自己身边的那些革命流亡者的成长，而且关心各国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经常给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他虽然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但同那些曾经与之并肩战斗过的德国工人一直心连着心。德国工人公然把马克思看成自己的领袖。
他们在准备采取重大革命行动时，常派代表向自己的领袖求教。1853年和1856年，莱茵省工人准备武装起义，他们两次派代表到伦敦听取马克思的教导。
马克思热情接待使者，耐心地向他说明当时的形势和应当采取的斗争策略。马克思告诫莱茵工人，整个欧洲和德国的革命形势还处于低潮，莱茵省工人单独行动必遭失败，要他们不能鲁莽行动，以避免革命力量遭到不必要的损失。
马克思还利用当时在德国尚存的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刊之一《新奥得报》，同普鲁士当局作“隐蔽的斗争”，宣传自己的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