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夏天，纳粹德国对英国进行了持续长达13天的夜间空袭，炸弹的呼啸声和爆炸声响彻伦敦的夜空。这期间，奥尔布赖特一家为躲避空袭曾经和邻居们一起藏身于公寓的地下室，潮湿的环境和布满管道的地下室并没击退人们的乐观主义精神，大家喝着防空队员提供的茶水，吃着涂有猪油和咸盐的黑面包，有躲在一边看书的，有三五个聚在一起侃大山的，还有同孩子们一起玩游戏的……
整个地下室就像是一个热闹的社交场所，这时的奥尔布赖特仅是一个4岁的小姑娘，她天真活泼、可爱动人，是防空洞里所有人打破沉寂的乐子，当时的红十字会曾拍摄过有关防空洞生活的片段，小奥尔布赖特在片中扮演一位可爱的小女孩，她的片酬是一只长耳朵、粉红色、毛茸茸的玩具兔子。
一天，伴着刺耳的呼啸声和强烈的震颤感，一枚炸弹重重地落在了奥尔布赖特躲避的地下室附近，然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这枚炸弹却没爆炸，等到专业的清理未爆炸弹人员赶到现场并拆开炸弹后，他们发现在这个炸弹里有一张捷克工人留下的纸条，上面写道：“别紧张，我们制造的炸弹永远都不会爆炸。”
二战结束后，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出任驻南大使馆第一任大使。1948年12月12日奥尔布赖特的父亲踏上了美国的国土，他是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官方代表被派往当时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工作的。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政治形势的演变，以及他本人的意识形态、政治观点的背离，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向美国政府提出了政治避难申请。
1949年3月，杜鲁门政府正式批准了奥尔布赖特一家的移民要求，从此，奥尔布赖特一家开始了他们在美国的人生历程，奥尔布赖特的人生从此也开始发生巨大的转折。
由于童年时曾经在几个国家间往返奔波，所以，除捷克语和英语外，奥尔布赖特同时还通晓法语、波兰语和俄语，并能说一些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
科贝尔一家原本是犹太人的后裔，为忘却二战中犹太人的悲惨经历，科贝尔一家定居美国后改信了天主教，奥尔布赖特也是后来才从报道中得知自己曾经是犹太人。
虽然奥尔布赖特一家躲过了纳粹的迫害，但童年时代的颠沛流离生活使她对纳粹统治极为反感。奥尔布赖特本人曾说过，这一生中对她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之一便是纳粹德国的阴谋。童年的逃难经历也使得她对难民颇为同情。
中学毕业后，奥尔布赖特先拿着奖学金进入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学院。在求学的同时，她还担任了校报的编辑，这为她以后驾轻就熟地与新闻界打交打下了基础。奥尔布赖特在韦尔斯利学院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一报业大亨的继承人约瑟夫奥尔布赖特。1959年，奥尔布赖特毕业仅3天后，就与约瑟夫结婚了。她说，当时自己感觉就像童话中的灰姑娘，“他就像一位王子，突然降临到我身边，”她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我试了试那双水晶鞋，正合我的脚……在童话中，这就是幸福的结尾了，而在现实生活中，这只不过是新篇章的开始”。
婚后，奥尔布赖特第一次怀孕并且生下了一对早产的女婴——艾丽斯和安妮，不过，她们两人都顽强地活了下来。但在她第二次生产过程中，婴儿不幸夭折。第三次怀孕，奥尔布赖特终于产下一个健康的女婴，起名叫“凯瑟琳”。
随着女儿们慢慢长大，奥尔布赖特也开始涉足政界，从最初民主党的一个筹款人干起，直到进入了白宫。
初涉政治
奥尔布赖特与国际政治结下不解之缘，与她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她的父亲曾经任丹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后来又担任丹佛大学研究生院的院长，常常有一些学生到家里做客，与父亲分析国际形势，谈论外交政策。勤奋严谨的父亲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老师，他的严格要求让奥尔布赖特从少年时代起就已经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奥尔布赖特对父亲的热爱与崇敬人人皆知。在就任国务卿宣誓时，她曾称父亲为“教我热爱自由和政治的人”。但是，考贝尔的历史中还有一些部分，他的女儿却从没在公开场合讨论过。要想了解奥尔布赖特，就必须了解约瑟夫·考贝尔。他们父女两人在学术和情感上都十分相似，他们都是睿智聪明且擅长社交的外交家，能说6种语言，可读8种文字。考贝尔有一种神奇的生存本能，这种本能使他放弃自己的姓名、公民身份、政治，并且又隐瞒自己的宗教传统。
考贝尔的后半辈子在丹佛大学教欧洲史并指导二十几名学生。他的女儿玛德琳是他最专心的学生。正是他让玛德琳知道，一个领袖必须以普通人理解的方式把外交政策讲述清楚，因为在危急关头，除非公民们知道某件事将会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否则他们是不会为此而站到一起的。考贝尔曾经一度是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埃杜接·贝奈斯和外交部长杰恩·马萨里克的忠实助手，但他却批评这两人对慕尼黑协定的处理方式，因为他们没有向捷克人民解释清楚。考贝尔还认为，如果贝奈斯稍微修饰一下，使他的外表显得更有个性的话，那么他可以成为一个更有效的领袖，考贝尔认为“他那毫无吸引力的外表减弱了他本身的超凡魅力”。
在自觉或不自觉中，马德琳·科贝尔·奥尔布赖特有效吸收了这些由父亲传授给她的教训，她的父亲对慕尼黑事件的分析，成为她一有机会就拿到美国领导人政治台面上的东西。把复杂的外交政策问题简化成可贴在汽车保险杠上的小标语也是她最拿手的本领之一。
在奥尔布赖特的政治生涯中，她的的起落与民主党的兴衰息息相连。早在大学时代，她就参加了民主党人芍德莱史蒂文森在1956年的竞选总统活动。
1955年，当奥尔布赖特凭奖学金进入韦尔斯利女子学院后不久，她就一边读书一边积极参与《韦尔斯利新闻报》的工作，且曾经一度是这份报纸新闻版的副主编。《韦尔斯利新闻报》是一份以反映校园生活为主的周报，然而，出于对政治的偏爱，奥尔布赖特不时撰写一些有关国内政治方面的文章。1958年，奥尔布赖特就曾为肯尼迪来韦尔斯利以竞选参议员连任而写过新闻报道。
同时，奥尔布赖特从她的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坦率性格，也成为她日后在一个男人当权的社会里取得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宝。从她在比维尔小学理事会任职时，这种性格就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里与她共过事的博斯德曾经评价道：“我钦佩并欣赏她的思维方式，她是个非常诚实的女性，遇到问题迎刃而上，不避不闪。”当她在联合国工作时，这位已经逐步适应其职业生涯的政坛新星更加显露了她率直的本性，安南曾经明确表示欣赏她那种不拐弯抹角的直率，曾经与奥尔布赖特有过密切工作往来的英国驻联合国大使约翰·温斯顿曾说道，即使产生暂时的争执，但与那些遇事搪塞，唯唯诺诺，没有原则的人相比，他更欣赏奥尔布赖特的坦率。
奥尔布赖特是绝对的学者出身，她拥有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因而她也具备作为一个真正学者的特质：坚持主见，有独立的思想和主张。早在少年时代，奥尔布赖特的这种独立意识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当她还在肯特读中学时，“她总是捍卫民主党一方的主将”。
韦尔斯利学院的座右铭乃是：“不需别人照顾，但需照顾别人”，并且有着“走出韦尔斯利，让世界有所不同”的传统。如果照此标准，奥尔布赖特无疑是韦尔斯利学院最好的学生之一，她的一生就是对这些标准的精彩演绎。正如约翰·温斯顿所言：“奥尔布赖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一个彻头彻尾的女人，热情、友善、平易近人且感情丰富。”
1972年，35岁的玛德琳初次踏上与政治相关的工作岗位，她的工作是为缅因州参议员埃德蒙·S·马斯基筹集资金，同时负责国内政策和立法问题。
1978年，在卡特政府任职一年后，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克纽·布热津斯基曾特别邀请奥尔布赖特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联络员。
奥尔布赖特在七八十年代所做的政治工作也与民主党相关。1976年至1978年，她是民主党参议员埃德蒙马斯基的首席法律助理，前总统卡特当政期间，她的老师布热津斯基挑选她进入由他领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负责处理与国会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奥尔布赖特在乔治敦家中主持了民主党对外政策沙龙，从1984年至1992年间连续三次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外交政策顾问。
卡特下台时，奥尔布赖特随即失去了政府中的职位。也就在民主党失意的这一时期，奥尔布赖特经历了婚姻上的挫折。1982年，她的丈夫约瑟夫突然宣布婚姻走到了尽头。
当时，奥尔布赖特对丈夫的决定深感吃惊，她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但她也能理解其中的缘由因而不能埋怨丈夫。前几年她不顾丈夫的劝阻坚持要学俄语，虽然受到了卡特政府的重用，却明显忽视了对丈夫和家庭的关心。
丈夫最终和另一个女人走了，给她留下的是3个女儿在乔治敦的一栋豪华住宅和一大笔钱。等孩子们长大、离开家后，一直没有再婚的奥尔布赖特更加积极地参与民主党的活动，成了民主党智囊团中的活跃人物。
她担任过前副总统活尔特蒙代尔、迈克尔杜卡斯基竞选总统时的外交政策顾问。但最为重要的是结识了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比尔克林顿。克林顿日后的崛起，直接带来了奥尔布赖特的仕途辉煌。
在里根和布什当政的那段时间里，奥尔布赖特的家成了民主党人士的聚集地。但奥尔布赖特那时与克林顿并不相识，直到1992年春天在民主党州长联合会的年度晚宴上由人介绍才相互认识。两人性情相投、思想相近。奥尔赖特成了克林顿组建内阁的天然后选人。1992年克林顿上台后，奥尔布赖特受到重用，她于1993年1月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强势女人
对于驻联合国大使这一职位，奥尔布赖特由衷地喜欢。她在纽约活道夫一阿斯托利亚饭店拥有一套大使套房，她用家庭照征和美国当代艺术家的伤口将房间装饰得温馨舒适。但奥尔布赖特在担任驻联合国大使时似乎更看重克林顿政府内阁成员的身份。
虽然身在纽约，奥尔布赖特并未将华盛顿的公务抛在一边，经常乘坐飞机穿梭于纽约和华盛顿两地。她去华盛顿自然是为了参加在白宫举行的克林顿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会议。由于在两地不停奔波，奥尔布赖特常常一觉醒来，不知自己身处纽约还是华盛顿，也常带着蓝西装出现在华盛顿却把与之相配的皮鞋忘在了纽约。
但奥尔布赖特热衷于这样忙碌的生活，一来因为她有充沛的精力，二来因为以前曾出现过国务卿和联合国秘书长在华盛顿共进晚餐、私下做好决定而大使却浑然不知的事情。因此，奥尔布赖特不辞辛苦两地奔波。防的就是自己的权力被架空。
从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开始，奥尔布赖特便竭力推行美国的全球战略，在联合国中以美国老大的姿态自居。她在与各国政要交往时常常冒着火药味，因而被称为美国的“铁娘子”。
1994年秋，她曾毫不留情地称伊拉克副总理在联合国的一次讲话“滑稽可笑之极”；她还曾提醒法国国防部长“少管闲事”，对联合国驻前南斯拉夫代表晨石康也用过如此不恭的语言。
尽管她的言谈常因缺乏外交技巧而招致人们的批评，但无人否认她在电视上以明确犀利的语言阐述政府外交政策立场的能力，在这一点上，前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表示自愧不如。
奥尔布赖特在处理海湾危机、波黑、海地和索马里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她对美国主导世界的思想的热衷。1993年6月，奥尔克赖特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直言，如果伊拉克军队侵犯科威特边境，美将派军队以沉重打击。在海地问题上，当安理会同意对海地使用武力后，奥尔布赖特强烈要求克林顿出兵。
在波黑问题上，奥尔布赖特从一开始就和不愿在前南地区使用武力的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争吵。她曾这样问鲍威尔：“如果我们不用武力的话，你嘴上老挂着的伟大军队的意义何在？”
奥尔布赖特最后赢了，美国派兵前往波黑参加维和、放弃了由欧洲领导前南联合国安全区的政策。
为了达到美国左右联合国的目的，奥尔布赖特想方设法扳倒了上届联合国秘书长加利。起初，她和加利有很好的私人交往，但当加利不愿听从美国政府所希望的联合国行政管理和财政管理的改革、成为对她自己国家内政的不利因素时，奥尔布赖特立刻把矛头转向加利，领导了一场拒绝让加利连任的运动。
奥尔布赖特先是要求有关部门秘密起草换下加利的文件，然后让人与加利协商体面下台。在加利拒绝后，奥尔布赖特又说可以设立一个“荣誉退休秘书长”职位来劝加利下台，但她的这一建议也遭加利的拒绝。
多次努力失改后，奥尔布赖特便不再躲在暗处，转而公开表示反对加利连任。她先是在就加利的第二个任期举行的表决中，投了15票中的唯一的反对票，然后说服非注国家摆脱对加利的承诺，再以全票把科菲安南推上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使美国达到了既扳倒加利、又挑选了其余任得的一箭双雕的谋略。
虽然许多外交官认为奥尔布赖特为了将加利赶下台所做的努力并不光彩，但还是不得不承认，她是个铁腕女强人。奥尔布赖特也由此又获得了一个称呼：“蛇一样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