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没有诚信，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我们的事业就会失去依靠，成为无源之水。而一些领导干部在上任之初也会雄心勃勃，欲干一番大事业，然而，随着职务的升迁，随着社会不良风气的侵蚀，渐渐地开始心口不一，逐渐地忘记了入党时的誓言和入仕时的承诺。表面关注民生，实际上搞政绩工程；表面上为群众服务，实际上是为着个人目的；台上讲廉政，台下搞腐败；明明是损害群众利益，却美其名曰要从大局出发。这样的领导干部已经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抛置脑后，完全丧失了党性原则，丧失了群众基础和群众的信任，没有诚信可言。
这种行为，败坏了一方风气，伤害了群众的感情，玷污了党的形象。如果不制止和铲除这种行为和现象，我们的党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我们的事业就可能垮台，甚至会亡党亡国。
在一些地区所以出现干群关系紧张，究其根源都是因为领导干部不诚信所致，由于不诚信而衍生出一系列的不良行为，产生一系列的恶果。因此，对待领导干部的不诚信行为尤其要抱有高压势态，对那些诚信的典型发扬光大，在全社会形成一股对不诚信行为“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和浓厚氛围。领导干部因诚信而努力工作、因诚信而践行自己的诺言、因诚信而不断检点和解剖自己的行为，不断修正自己和完善自己，让自己的行为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只有这样，人民群众才会真正与我们保持血一样浓的深厚感情！
5.官风亦是政风，家风亦是世风
党员干部不能在单位一个样，在家中另一个样；在单位大讲原则，在家中违背原则；在单位提倡廉洁正气，在家中放弃操守和自律。
现在在书店里可以买到《帅府家风》这本书，此书是编著者采访几位开国元帅的子女，通过他们的回忆整理而成的。讲述这些叱咤风云的老帅们作为父亲、长辈、平常人，在教育子女、处理夫妻关系、与朋友邻里交往等居家过日子的许多轶闻趣事。这些事看起来并不大，甚至很琐细，但体现出来的精神和意趣，却发人深思，令人感动，使人受到教育。
朱德一向严格要求自己，也教育亲属不能搞特殊化。他的外孙刘建在山西当兵时，师长曾是长征时的红小鬼，与朱老总感情非常深厚。刘建探家时，这位师长买了两瓶汾酒和两瓶老陈醋，让刘建带给爷爷。当刘建把这些东西交给爷爷时，刚才还满脸喜气的朱老总马上面带愠色，“谁让你随随便便收人家的礼，这东西不能要，你还是带回去吧。”“我从来不收礼，你们也不许收别人的东西。”身教胜过言教。刘建几十年后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叹不已，说这件看来普通的事使自己受益终身。
贺龙对孩子的衣食住行不特别关心，但他总是教育子女自强、自立。他说过一句很普通的话：“要自己挣钱，父母有是父母的，丈夫有得伸手跟丈夫要，还隔着一个手板皮。”这话很平实，似乎也没有闪光耀眼之处，但正是这些朴素的话语，牢牢地印在了子女的心上，成为激励他们努力自强的座右铭。贺龙之女贺捷生说，这些话自己受用了一辈子。
粉碎“四人帮”后，徐向前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这时，大女儿徐志明到了退休年龄，她是抗战时期在延安参加革命的，当了一辈子医生。有人给她出主意说，凭你的资历，请徐帅出面说句话，重新安排个职务还不容易？徐志明没有找父亲说话，因为她深知父亲在这方面要求严格，从来没有给谁讲过话。后来，徐帅的子女回忆这些事，都说：“这点在我们家是很坦然的。一个党只有这样，才有战斗力。如果讲的和做的不一样，别人谁信啊！老帅他们这一批人，这点起码站得住。”
这些细小琐碎的家常事，展现出了老帅们良好的家风，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尚品德、无私境界、纯洁党性。在革命战争年代，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他们带领千军万马，拼杀在血与火的战场；进入和平时期，在家庭生活中，他们更多的是从精神层面关心教育子女，要求晚辈老实做人、谦虚谨慎、诚实守信、自强不息，要求子女们学习、保持炽烈的战士品格和勇士精神。是君子，就要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是战士，就不言败、不苟且、不虚伪，直面人生！这种血性和豪情光耀着帅府的门楣，更闪耀着党性的光辉。
人们从他们这种家风看到的是闪光的党性，看到的是力量和希望。
与此相反，现在有些人则缺乏应有的党性，走歪门邪道，不走正路，无原则地为家人谋私利，家人则利用其权势为非作歹，索贿受贿。被揭露并受到惩处的贪官之家，很多是这样。这些人动不动受贿百万千万，并不都是通过自己的手接过来的，相当一部分由老婆、孩子配合完成。这样恶劣的家风，说明这些人完全背弃了党性原则，丧失了作为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损害了个人形象，更败坏了党风。
毋庸置疑，在党内是党员，在单位是领导的党员干部，在家则会是儿女、丈夫、妻子、父亲、母亲，等等。党员干部在家里表现如何，家庭风气怎样，能直接反映党风的好坏。党员干部家风良好，表明党风端正。反之，则说明党风有问题。家风连着党风，家风是透视党风的一个窗口。因此，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千万不能忽视了从家庭做起。党员干部不能在单位一个样，在家中另一个样；在单位大讲原则，在家中违背原则；在单位提倡廉洁正气，在家中放弃操守自律。要像老帅们那样，时时处处坚持党员标准，恪守党性原则。这样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是合格的党员干部。
6.官员不信巫，民风自然淳
官员是群众的领头羊，官员的一举一动是公民道德最直观的教科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的一言一行是社会风气最清晰的引吭人，“一雁引吭，百雁群飞”。
官风影响民风，这是一种心理现象，是一种“上行下效”的连锁心理效应，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一石激起千重浪”的社会涟漪效应，远比蝴蝶效应的影响还要大。官员的所作所为不但事关自己声望，也事关社会风气。官员是民众的领头羊，官员的一举一动是公民道德最直观的教科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的一言一行是社会风气最清晰的引吭人，“一雁引吭，百雁群飞”。
现今有不少官员大搞腐败之风，信钱不信德，信巫不信理，信邪不信正，不但丧失了革命信仰，而且还败坏了社会风气。治理腐败必从治理官德官风开始。比如，治理官员的迷信之风、沉迷巫术之风，古代为官者就曾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可资借鉴的模板。
元朝人赵素年少时，在他父亲的箧笥里见到《自箴》一书，讲的是为政之道。内容多至数百条，但不知何人所著。赵素后来“因书强记者数十条”，列为因书、正心、正内、正婚、禁捕、正农、急务、为政、九利等九事，改名为《为政九要自箴》，以“俾后进之为政云”。赵素非为正宗儒者，但是这篇《为政九要自箴》是基于原属儒家的《自箴》而来。而且赵素基本上是“强记”《自箴》内容而成书。反过来也可以说，儒家的政治道德、儒家的戒巫官德，已经深入人心，也被其他思想流派认同。《为政九要·正内》明确指出：
官府、衙院、宅司，三姑六婆，往来出入，勾引厅角关节，搬挑奸淫，沮坏男女。三姑者，卦姑、尼姑、道姑；六婆者，媒婆、牙婆、钳婆、药婆、师婆、稳婆，斯名三刑六害之物也。近之为灾，远之为福，净宅之法也。犯之勿恕，风化自兴焉。
这段话也被汪天锡转述过。这里我们要着重发挥一下其中的“风化自兴”与当官戒巫的内在联系，因为这是这篇官箴的核心所在，也是儒家官德理论的优势所在。
被称为“三刑六害之物”的“三姑六婆”，主要是一些专门从事通鬼神迷信的巫者，这些人染指“官府”、“衙院”、“宅司”，混淆是非，装鬼弄神，污染政治，伤风败俗，所以为政者应坚决与其“远之”。对于“三刑六害之物”，谁接近谁就遭殃，谁疏绝谁就致福，而且对其更要采取严厉措施给予抵制和打击，决不心慈手软，为此自有社会风气的好转。这就叫“犯之勿恕，风化自兴”。所以《为政九要》从这个方向上大声呼吁：打击“毒药厌镇”是“最为急务大事”，因为巫师巫婆一类，败坏社会风气，“师巫乐戏排场”，聚敛民财，危害甚大。所以为官禁巫，促进风气改善，是势在必行的“犯之勿恕”。《为政九要》举例论证道：“巡尉觉行坛、大仙、佛牙舍利、妄作光明庙宇，师巫托诈鬼神，夜聚晓散，煽惑人户，惹叛乱，生啸聚，连累平人，亦遭杀害，禁约则可。”这里，出于儒家之见，视佛教为邪道，视佛事为作巫，虽有不尽公允之处，但是佛事中确也有巫术迷信之类以及随之而带来的社会动荡与不安。《为政九要》似乎更多地注意到了这个情况，它揭露其“师巫托诈鬼神”，“夜聚晓散，煽惑人户，惹叛乱，生啸聚，连累平人，亦遭杀害”，干扰平民生活，扰乱社会秩序，散布谣言，愚惑人心，应该严厉“禁约”。这对于当官从政者而言就尤为重要和迫切。因为如果取官巫合流，实就是取“怪异之政”，后果就很不好，至少会引来社会风气的混乱。于此，我们揭示《为政九要》为“风化自兴”设计的当官戒巫的深刻性和具体性：
其一，“正内”戒巫，对于当官的而言要扩大到“正家”里。对于巫术迷信一类走入官场，勾结官吏，《为政九要》严正提醒当官者，“近之为灾，远之为福”。尤其对于这些“三刑六害之物”不断渗透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政九要》也非常警惕，规诫官员及其周围包括亲属近邻，应力戒与他们合伙，否则必受脏损污，也必带来名利流失。《为政九要》规劝家人子弟：戒巫，在日常生活如此，在人伦日常如此，在官场也得如此。《正内》进一步论证了这个观点：“官府宅司，但用诸般物色，金银器皿，珠玉犀象，绫锦罗彩，食用物料，招行人对面商量，立支价钱，永无词讼。勿令夫人娘子亲面买卖，倒换物色，其受脏不可测也。”对于当官从政者来说，“正内”要正家，尤其重要。不与“三姑六婆”们接触往来才有少祸或得福：“公侯县司宅院，子弟郎君，女婿孙侄，常令入学。勿使非时出市人肆，飞放田野，或欺骗良人，或密受馈献，抵撞贵官勾引关节，惹莫大之祸，主人无缘得知，糊突污滥，因此失矣。”当官者不严加管教好自己的家人子女，甚至放任与“三刑六害”为伍，往来密切，让这些巫们借此勾引官司衙吏，贿赂官吏，就会有“糊突污滥”，更有大祸临头有所大失。所以，要“远之”、要“戒之”。
其二，改变贫穷，靠己不靠巫、靠正道不靠邪道。有祸有失，可向贫穷；有得有福，可向富裕。这也与戒巫有关。《为政九要》引谚云：“由人而穷，穷者有十：一要贫，学烧银；二要贫，孝空门；三要贫，好相论；四要贫，好移坟；五要贫，置宠人；六要贫，陪女门；七要贫，要宅新；八要贫，酒赌频；九要贫，宴贵宾；十要贫，好赛神。其犯一者，未有不贫也。”做人或做官，凡“学烧银”、“好相论”、“好移坟”、“好赛神”，任取其一，必将使己受损贫困。做人和做官，都有着向往富裕的本性，实现它，要靠人的自我努力，靠走正道，也就是说，坚决不能靠迷信邪道。对此，《为政九要》提出“十富”之道：“人有十可富：一可富，孝亲族；二可富，少奴仆；三可富，省追逐；四可富，效勤劳；五可富，不高屋；六可富，长忍辱；七可富，粗衣服；八可富，养六畜；九可富，多粪土；十可富，没名目。为之三五，无不可富足也。”这里的“十富”之道，既是儒家道义论价值的表现，也可为儒家官德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