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光越广博，谋略越高明”，这就是说，见多识广之人，博古通今之人，其思想水平自然高人一等，其谋略水平自然胜人一筹。别以为研究谋略问题都是政治家或军事家的事，其实谋略问题时刻都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并可随时用于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在充满社会竞争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各个岗位上都可以靠谋略发展，靠谋略突破，靠谋略制胜。而谋略作为一种思想和智慧的大境界，是顺着广见博识的眼光和高屋建瓴的视线提升上来的。一个人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事业上，眼光只盯在眼前的一点点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做到胸怀目标，放眼世界，看的越多，见的越广，望的越远，谋略才越高明，前景才越乐观，境界才越宽阔。
看得全自然会考虑得全
人都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容易犯急功近利的毛病。因为这个毛病，所以做事的时候就容易在一个问题上犯冲动，而因为对其他问题考虑不足，顾此失彼，所以，事业在中途遭遇坎坷也就在所难免。对很多想一下把自己的企业打造成明星企业的领导而言，急于求成是最容易犯的毛病。这可以理解，因为刚开始办起一个企业，投入那么大，总想赶快把钱赚回来，心里才踏实一点。但是有时太急于求成，眼光太注重眼前，不注意全局的长远利益，反而会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会失去更多。
在这里，我们的建议是：决策时，不要太注重眼前，要看到全局利益。
决策所解决的问题大多是多因素问题。解决多因素问题必然涉及到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实践证明，这种关系处理得好与坏，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将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在企业决策过程中妥善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是企业领导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制定决策首先要从整体出发，充分考虑和维护全局利益。这是因为，企业是一个系统，它由若干子系统构成。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系统，有自己的系统目标，同时，组成企业系统的各个子系统，也都有自己的系统目标。企业系统目标与子系统目标的关系，是大目标和小目标、根本目标和从属目标的关系，这就决定了二者首先应该是统一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正常有效地运转起来，进而才能实现企业目标。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受许多种因素的影响，企业目标与部门目标有时会发生不一致、不协调，甚至相互对抗的情况。这主要表现在部门决策与企业决策缺乏一致的客观基础，导致部门决策与企业决策对抗、撞车，这种情况虽然不是经常性的，但一旦发生，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它必然打乱企业系统的有效运转，使企业系统出现紊乱，分散企业内聚力，最终导致企业目标难以实现。
这种非经常性出现的企业整体与局部的对抗，对企业生产经营显然是非常不利的。解决这一问题，仅靠运行过程的经常校正和强制约束显然是不够的。从根本上讲，就是要在企业决策过程中，要注意到企业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从整体出发来制定企业决策。这是因为，企业决策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决策涉及到的因素也很多。理论与实践均表明，解决这样一个多因素问题，做到面面俱到，事事周全，不无遗漏地将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将各种问题都能使各方彼此满意地解决，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更何况，在企业运行的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上，企业面临的任务、所处的环境会有区别，所解决的问题和影响问题的因素也会不断变化。在决策过程中，始终需要把握住企业基本方向和基本目标，统揽全局，统一考虑，从企业整体着眼，综合分析企业问题和影响因素，而不能孤立地去研究企业中的某一些问题，简单地分析影响因素。如果那样的话，就会出现从局部看是合理的，而从整体看又是不合理的情况，从而导致企业内部运转发生不协调，企业基本目标的实现受到不利影响。
企业活动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企业的内部条件，也涉及到企业的外部因素。因此，这就决定了它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企业内部活动达到与外部环境平衡的众多问题。
企业活动中的问题，大都需要通过决策来解决。事实上，每一次解决问题的过程，也就是一次决策过程。企业活动的复杂性、多变性，决定了企业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单一的：有生产经营问题，也有企业管理问题；有领导方式问题，也有企业领导处理问题；有内部协调问题，也有外部公关问题等等。总之，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
一般而言，尽管企业在其活动过程中要遇到并需要解决许多问题，但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总会有一些问题是主要的，而且又是当前急需解决的；而另一些问题则是次要的，是当前不急需解决的。在决策过程中，对企业面临的许多问题，应运用矛盾分析方法进行仔细分析、研究，分清问题的主次和轻重缓急，有计划、有步骤地集中力量解决那些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样，就抓住了主要矛盾，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并将带动次要问题的解决，带动全局的发展。
为了在企业决策过程中抓住主要矛盾，决策者要着眼于全局。第一，结合企业在某一时期的生产经营活动状况，研究确定企业面临的各种问题；第二，对各种问题进行分类排队，通过比较找出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最大的、最主要的问题；第三，根据主要问题，研究制定对策。这是确定决策问题的一般过程。由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问题。因此，原先确定的决策问题随着时间及其他条件的变化有可能被其他新问题所取代，而降至次要矛盾地位，其他新问题上升为主要矛盾。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对企业决策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忠言逆耳眼界宽
古人早就有“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忠告，倾听忠言有利于开阔眼界。但有些人尤其是有许多做领导者的，只喜欢下属对他唱颂歌，听赞扬的话，却听不得逆耳之言和反面意见，这是一类目光狭隘的领导者，只能使路子越走越窄。
隋炀帝就曾对大臣宣称：“我天性不喜欢听相反的意见，对所谓敢言直谏的人，都自说其忠诚，但我最不能忍耐。你们如果想升官晋爵，一定要听话。”
这是独裁者的独特性格，他说的话，不许说不对；他做的事，只能顺着他，不许违背。也就是说他喜欢的是那些唯唯诺诺、吹牛拍马的人，最不喜欢的是有自己的思想、善于分清是非、又敢说话的人。于是在他的身边打转的都是那些想升官而听话的人。炀帝骄奢淫逸，大肆出游，游江都那次，队伍就有10万多人，那些听话的佞臣也跟着优哉游哉，天天欢醉吮吸沿途人民的血汗；炀帝大兴土木，建新宫，凿运河，动辄征民夫几十万至几百万，那些听话的佞臣逼民照办；炀帝三次劳师远征高丽，那些听话的佞臣为之摇旗呐喊。而人民因供应和劳役、兵役已弄得穷苦不堪，铤而走险，国势日危，他却像被追逐的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堆里无视垂危的现实，认为这样便安全了，欺人自欺以显示他威武不可侵犯。而那些听话的佞臣还不敢说个“不”字。正是这些人顺着他的意，导致众叛亲离，帮他迅速走向死亡，统治15年后便寿终正寝。
相比之下，宋太祖赵匡胤则要精明得多，也颇有战略眼光。他即位后，把“重文”作为国策，立下了三条后世戒规，要求以后接班皇帝世代遵守，其中有一条便是不杀士大夫（即高级知识分子）。
他尊重文臣，给予优厚待遇，扩大科举取士名额，当官的大多是文人，连领兵打仗的统帅也由文臣担任，在那时确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了，所以有人把宋代称为“知识分子的乐园”。既然，士大夫受到如此重视，必然感恩戴德，为之竭力尽智；又没有杀头的危险，所以士大夫为了效忠，大多敢说敢干。因此，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宋代涌现的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忠臣义士最多。
宋太祖赵匡胤在黄袍加身后，为防止武人发动兵变，不杀功臣而是“杯酒释兵权”，把兵权直接掌握在中央手里。随后，他注意到，自己所熟悉的武的一套已不适应于和平时期，这时他不懂的事情感到越来越多，许多事情都要向文人请教，才认识到“作相须用读书人”，于是大重儒者。并吸取五代时期“谁兵强马壮，谁就可当皇帝”的教训，为保住皇位便制订重文轻武的政策。而要使读书人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除了重用外，还要让他们敢说敢干，于是立下了“不杀士大夫”的誓言。
这是宋太祖的精明之处。
有了“不杀士大夫”的戒规，士大夫大多敢说敢干，甚至敢于违背皇帝的意旨，据理直争，而说错了做误了，一般情况下最重的处分不过是流放。如苏轼、苏辙、欧阳修等都曾被扣上攻击皇帝的“大帽子”，只受到撤职或贬谪的处分，贬谪了还当闲官。
正因“不杀士大夫”，臣下认为皇帝做得不对的，敢于反对，提出自己的意见。
宋代士大夫对赵宋王朝是感恩戴德的，在宋朝衰亡时期不断出现出身于知识分子的忠臣义士不是偶然的。宗泽不能“渡河”而死不瞑目，李纲不能实现其抗金志愿而饮恨终身。文天祥正因感“国家养育臣庶300余年”，不自量力而奋不顾身抗击元军，最后失败被俘不屈而死。崖山战事失败，陆秀夫为尽节不受辱，抱着幼帝投海自尽。赵宋王朝“重文”和不杀士大夫的政策，杰出的士大夫给它的报答是：敢说敢干，尽忠报国。这也是赵宋王朝得传延这300余年之久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仅是封建王朝的皇帝和当权者要懂得“忠言逆耳”的道理，这一原则其实对生活中的每一个人都实用。精明的人都知道自己有偶尔“糊涂”的时候，多听听别人的意见，尤其是反面的意见，在很多时候是“利于行”的。
眼界是正确决策的基础
任何正确的决策都来自于对事物现在的全面把握和对未来的准确预测。而眼界的宽阔则是正确把握和准确预测的基础。诸葛亮著名的“隆中对”是因为他对天下大势了然于胸。从没听说过“两耳不闻天下事”人会有辉煌的成功。奠基元朝大业的智谋名相耶律楚材，系契丹皇族后裔，由于他自小就胸怀大志，眼界博大，因此官职也不断升迁。
他从政三十余年，历经三朝四代，无论在用兵西域和南国，还是出谋划策和辅佐君主，引导蒙古走向“汉化”教育，在锐意治国方面，均可谓如龙蛇之肆波澜，若江海之放其力，使武功极盛的蒙古军事帝国，大收“文治”之功效，是元代著名的政治家，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功业卓著的杰出人物。
蒙古灭金之后，结束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形成了长江以北的蒙古和长江以南的南宋对峙的态势，耶律楚材认真分析形势，权衡利弊，决定以迂回包抄的战略战术灭宋。最终三军齐下，胜利完成了灭宋计划，到公元1235年，耶律楚材经过深思熟虑后制定了西征欧洲战略，此举，令蒙古军为全世界所瞩目。
蒙古和南宋双方虎视眈眈，谁都十分清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一触即发，孰胜孰负，就要看双方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实力和谋略了。
公元1234年6月，宋将孟珙如约前去接收河南地区的三京，蒙古军则决开黄河淹阻宋军，并用武力阻止宋军北上。于是，揭开了蒙、宋长期战争的序幕。这期间，窝阔台也曾试探性地出兵攻打过襄阳和川北，但均被孟珙击败。窝阔台七年，孱弱无能的南宋朝廷宁愿不要河南，派遣程芾通使蒙古，欲约和好，但被蒙古所拒。南宋朝廷哪里知道，此时的蒙古国正在加紧制订彻底灭亡南宋的计划。
蒙古上层统治集团里，有人主张挑起汉人与西域回回之间的民族矛盾，使其两相攻杀，蒙古可坐收渔翁之利。耶律楚材认真分析形势，权衡利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南宋与西域相去甚远，军队疲惫，水土不服，势难火并。灭亡南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必须集中兵力采取正面进攻和迂回包抄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并提出了一个成熟的灭宋方案。结果是从耶律楚材之议，蒙古军出兵三路对南宋设置包围圈。正面，遣阔端、曲出等率大军南下，正面攻打宋国。西南方向，命速不台、蒙哥出战，征讨西域、四川和云南，灭掉那里的地方政权。东南，由唐古鲁火赤督战，讨伐高丽，挫败这个不肯臣服的东海小国。
这样，三军齐下，锐气方涨的蒙古军所讨诸弱，犹如虎驱羔羊。蒙古很快便形成了对南宋的战略包围。公元1257年，南宋政权终于在蒙军的铁蹄下宣告灭亡。
公元1235年，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决议远征欧洲。耶律楚材之所以支持这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正是看到了除了以经济上希图实惠以壮国力之外，也可通过西征这一致对外的行动，来缓和蒙古高层贵族之间愈演愈烈的权力之争这一形势。于是，蒙古军进行了第二次远征西方，西征军由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之子拔都为统帅。大军远涉万里，转战西途，直进入勃烈儿和马札儿等地，后因公元1242年4月窝阔台的讣报到达西征军营，大军才回到国内。
蒙古灭宋，统一了中国，蒙古军远征欧洲，使其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军事大国。其中，耶律楚材的智谋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走向世界”是许多公司的口号，而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裁李仲明将这一口号贯彻得最为彻底，气魄逼人的李仲明不甘于在国内客运商场立足，他把眼光投向了世界的天空。1997年他在成功兼并中国通用航空公司后，又以现代化的管理、优质的服务、高质的安全和良好的效益，获得了美国联邦航空局签发的“航空承运人合格证”。从此东航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