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政已被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把持，自己说的话在朝中已无分量，叶向高去意又生，天启二年七月，他接连上疏要求罢官。叶向高为人光明正大，有德性有雅量，好扶持善良。这次再入内阁为首辅，虽不能如同在神宗时那样刚直，对阉党似有委曲求全之嫌，然而他也和魏忠贤作过相当的抗争。给事中傅鏪因救王纪，将被降级发往外地，因叶向高上言救助才得以幸免，仅仅只是剥夺俸禄而已。王纪已经罢官去职，经御史推荐，吏部议定按照原官起用他。魏忠贤为此大怒，要重责有关官员，叶向高出手援救，使其得以避免。给事中陈良训上疏讥讽把持权力的阉党，对于魏忠贤来说，这简直是太岁头上动土，他从陈良训的疏中摘出“国运将终”一句，诬陷陈良训图谋不轨，命令将他下狱，并要追究主使者。又是叶向高不顾罢官之险极力抗争，才使陈良训仅受剥夺俸禄之罚。
魏忠贤对叶向高的仇恨已愈积愈深，而当时和魏忠贤对抗的朝臣都倚仗叶向高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臣。魏忠贤就趁机抓住一些小茬子刁难叶向高。叶向高左右为难，处境维艰，内阁已形同虚设，己志不得伸展，他又多次上书乞求辞职。天启四年四月，给事中傅鏪弹劾左光斗、魏大中交结阁臣汪文言，招权纳贿，天启帝命令将汪文言关入狱中。叶向高上疏说：“汪文言进内阁是我推荐的。左光斗等人交结汪文言的事既然暧昧不清，我荐用汪文言显然有罪，请陛下只治罪我一人，宽大其他人”。
早在神宗朝时，明廷的党派争论已经非常严重。无锡顾宪成罢官回家后，在故乡东林书院讲学，评议朝政，裁量人物，揭露阉党，正直的朝臣与名士都慕名争相与他交游。当东林党的李三才被反对党派攻击时，顾宪成写信给当时的首辅叶向高，诉说李三才的贤能，求他给予帮助。时值京察之年，攻击李三才的刘国缙因过失被处分，乔应甲被调到外地，他们的同党大肆喧闹，指责叶向高庇护东林党。叶向高不为所动，坚持按原则处理此事，使处分的决定得以不受阻挠地贯彻执行。但两党之间的斗争从此更加不可调和。天启朝时，阉党撰写所谓的《东林点将录》，按照录中所列的姓名斥逐朝臣，因叶向高曾支持过东林党，也被视为东林的党魁，列于录中。
所以这次魏忠贤得知给事中傅鏪弹劾东林党人左光斗、魏大中时，心里很高兴，想借此机会罗织罪名，给东林党人一个沉重打击。却不想半路杀出个叶向高，愿意代人受过，拼死替左光斗等人开脱。魏忠贤虽对叶向高恨之入骨，然而叶向高是三朝元老，国家重臣，在朝中声望极高，连天启皇帝都对他尊敬有加，所以魏忠贤终究还是有点害怕这位正直的老臣，只问罪汪文言一人，左光斗和魏大中等人都没有治罪。但是从此魏忠贤除东林党人而后快的欲望更加强烈了，东林党祸也自此兴起。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东林党人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一向稳重的叶向高没想到两派这么快就决裂，深感这样做不是办法。廷臣中相继也有数十次上疏弹劾魏忠贤，有人劝叶向高发下魏忠贤的罪状，立即就可决胜。但叶向高一直认为除掉魏忠贤的时机还不成熟，不易成功。他希望内阁大臣们从中极力挽回局势，以免造成大祸。他率先上书天启帝，称魏忠贤勤劳，皇帝对他宠信优厚，盛名难副不应再在位，应解除他的事权，让他回家闲住，叶向高错估了形势，天启皇帝没有听从叶向高的建议，反而公然站在魏忠贤一边。叶向高犹豫不决，不敢出击，阉党却毫不手软地大规模制造冤案。工部郎中万！因弹劾魏忠贤遭廷杖，叶向高营救无效，万！死于杖下。杨涟被逮捕下狱。不久，御史林汝翥也因对抗阉党被罚廷杖。林汝翥外逃避难，阉党便指使人说林汝翥是叶向高的外甥，一群太监就涌向叶向高的住宅，在门前大肆鼓噪，气焰嚣张。叶向高眼见国事已无希望，自身又受阉党威胁，极力恳求去官归里。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七月，三朝老阁臣叶向高辞职而去。
叶向高一走，阉党大喜过望，大棒肆无忌惮地到处挥舞。朝中清明廉正之士无所依靠，杨涟、左光斗等人先后惨遭凌辱杀戮，朝中善良正直之士为之一空。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天启帝病逝，叶向高也于同月逝世，终年69岁。十七年之后，明朝灭亡。
后人可能不忍也无法责怪叶向高的抽身而退，毕竟他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逐步而退的退身之计已经达到了领导智慧的至高境界。至于无力回天的最终结局，也只能是一种历史的无奈了。
9.用严于律己的方式保全自己
说到退，并不意味着都要辞官抛位、徜徉山水，做一个桃花源中的隐者。事实上现实生活中也没有这样的桃花源。对于领导者来说，能以谦退的心态为人做事就是最高明而实用的后退策略，可以让你在最凶险的环境中保全自己。
“指挥皆上将，谈笑半儒生”的徐达，出生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一个农家，儿时曾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在其戎马一生中，有勇有谋，用兵持重，为明朝的创建和中国的统一立下赫赫战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将帅才，深得朱元璋宠爱。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人，却从不居功自傲。徐达每年春天挂帅出征，暮冬之际还朝。回来后立即将帅印交还，回到家里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按理说，这样一位儿时与朱元璋一起放过牛的至交，且战功赫赫，甚至朱元璋还将自己的次女许配给他，完全可以“享清福”。朱元璋也在私下对他说：“徐达兄建立了盖世奇功，从未好好休息过，我就把过去的旧宅邸赐给你，让你好好享几年清福吧。”朱元璋的这些旧邸，是其登基前当吴王时居住的府邸，可徐达就是不肯接受。万分无奈的朱元璋请徐达到这些府邸饮酒，将其灌醉，然后蒙上被子，亲自将其抬到床上睡下。徐达半夜酒醒问周围的人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内侍说：“这是旧内。”徐达大吃一惊，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见其如此谦恭，心里十分高兴，及命有关部门在此旧邸前修建一所宅第，门前立一牌坊，并亲书“大功”二字。
徐达功高不骄，还体现在好学不倦，严于律己上，放牛出身的徐达，少年无读书机会。但他好学章儒，虚心求救，每次出征都要携带大量书籍，一有时间便仔细研读，掌握了渊博的军事理论。因此每每临阵指挥，莫不料敌如神，进退有据，且每战必胜，令人心服。
身为统帅的徐达还能处处与士兵同甘共苦。遇到军粮不济，士兵未饱，他也不饮不食；扎营未定，他也不进帐休息，士卒伤残有病，他亲自慰问，给药治疗。如遇上士卒牺牲，他更是重视而筹棺木葬之。将士对他无不既感激，又尊敬。
本来可以声色犬马的徐达，却平生无声色酒赌胜之好，“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所疵，昭明乎日月。”朱元璋赐与他一块沙洲，由于正处于农民水路必经之地，家臣以此檀谋其利，徐达知道后，立取将此地上缴官府，“其无私欲，持大节类如此。”
1385年，徐达病逝于南京。朱元璋为之辍朝，悲恸不已，追封为中山王，并将其肖像陈列于功臣庙第一位，称之为“开国功臣第一”。徐达之所以不居功自傲，除其个人良好的修养，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每个皇权的确立，无不依仗文臣武将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但功臣往往成为权臣。在中国历史上，功臣权臣夺取皇权或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皇袍加身的例子也不鲜见。所以，历代皇帝总是在政权到手后，视功臣为最大威胁，千方百计收回其权力。“杯酒释兵权”已算是非常“客气”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成为皇权统治下残酷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朱元璋登基后，从1380年至1390年，因清洗丞相胡惟唐牵连被杀的功臣、官僚共达3万人；1393年，有赫赫战功的将领蓝玉以及与其有关的人士均被杀，先后牵连被杀的竟有1.5万多人；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被杀者更多达8万之众。应该说，朱元璋用严刑重刑，杀了包括功臣在内的10多万人，实质上是强化其统治的手段，也是统治阶级内部残酷斗争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朱元璋个人品格有关。从小与朱元璋在一起的徐达，当然十分清楚“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因此，如果居功自傲，无异于引火烧身。与这样的皇帝在一起，只能共苦，不能同甘。所以，徐达谦退避嫌的做法是个人良好品行的体现，更是保全自己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