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中国人的勤奋优秀也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因为我们看到，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建立了迄今中国最具竞争力的民营企业，但是建立这些企业的很多企业家却并非当地人；在北方，尽管其在开放的时间上要晚于南方，但是还是出现了众多优秀的民营企业，在竞争更为激烈的时候脱颖而出。
下面是新华社2005年8月熊思浩先生的一篇报道。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报道所涉及的人物没有一个是温州人。但是，这篇报道里所说的中国人的表现却都与温州人相差无几。温州人并不是孤独的，温州人的性格正是全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个体商淘金非洲艰苦奋斗“钱途”光明
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沿着戈道街十字中心向四周延伸，就是金沙萨最大的商业网点。形形色色的商品和店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这里经商的除当地商人外，还有黎巴嫩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中国人。中国人以其独有的经营方式跻身其中并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经营各种旅游鞋、帽子、箱包、服装、毛巾、浴巾等生活日用品。常年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个体商人大约有500多人，大多来自北京、上海、温州、重庆等地。
像戈道街这样中国个体商人相对集中的自由市场，在非洲国家还有很多，如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卡姆瓦拉市场、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马卡托市场。大凡从这些非洲自由市场起家的中国个体商人，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的启动资金都比较少，多则五六万美元，少则一两万美元，甚至区区一两千美元。他们凭的是一股“敢想敢干”的劲头，一头扎进了富饶而贫穷的非洲大地。
在卢萨卡卡姆瓦拉市场鼎鼎有名的上海人朱老板，最初就是在自由市场练摊儿卖衣服的，启动资金还不到1万美元，他每天一大早就把大包小包的货物手提肩扛到市场，非常辛苦。后来，生意做大了，就与别人合伙开办了中国商品城，做起了批发生意。现在，他每年从中国国内进口30多个集装箱的货，每箱净赚一两万美元。
20世纪90年代初到非洲的那批中国开拓者，有不少人就在自由市场卖些小货品，如跳蚤药、蟑螂药、清凉油、风油精、电子表、服装等。当时一包跳蚤药国内几毛钱，运到这里就可以卖1美元。如今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颇有名气的北京人王老板，最初就是靠卖跳蚤药发家的。
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富甲一方的福建人林老板，他的第一桶金来自于兜售石狮出的廉价电子表。如果你在约翰内斯堡街头漫步，向任何一个迎面走来的黑人问时间，你一定会发现，他（她）戴的手表是中国货，而且基本上都来自于林老板旗下的各个电子表连锁店，可见其市场占有率非常之高。
对这些中国个体商人的发家过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这个群体的发家速度非常之快，多数只用了十几年时间，有的甚至更短，只有几年！比较而言，我国国内的富翁积攒数百万美元的资产，平均要几十年；而欧美和东南亚华人，则更是要三代人以上。
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郊外开办农场起家的胡合荣每次开车经过机场路时，总会习惯性地看一眼附近小山坡上的一间被遗弃的草房。“那是我来卢萨卡的第一个落脚点。1991年，我就住在这间草房里，开始了养猪、养鸡的事业，而且一直住了3年。”14年过去了，胡合荣从当年的河南农村的穷汉子，变成了身价千万的阔老板。当年他的“座驾”——一辆破烂不堪的丰田皮卡，变成了最新款的宝马七系。
胡合荣老家所在的河南南阳农村曾是一个连稀饭都吃不饱的地方，人均不到4分地。作为家中的老大，胡合荣刚读完初中就辍学卖水果贴补家用。1991年春节，听村里一位从非洲回来的人说，非洲的钱比较好赚，于是不到20岁的胡合荣就告别家人，踏上了非洲的淘金之路。经过14年的打拼，胡氏公司已从创业初期的开办农场，发展到现在涉足餐馆、建材、商店、纺织等多个行业的大公司。
像这样小本发家的例子在非洲还有很多。又如，当年公安大学毕业的上海交警吴江涛离职后，以2000美元闯荡津巴布韦。他发现大多数中国人对非洲国家有误解，非洲的某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津巴布韦的城市地带，远非人们想象的那么落后，在商业上大有可为。1992年吴江涛开始将中国商品贩运至津巴布韦，再将津巴布韦的石雕等艺术品贩运回国内，进行双向贸易。
后来吴江涛移居津巴布韦，数年间即成为津巴布韦最成功的商人之一，连津巴布韦总统专机上的食品都由他供应。在与记者交谈中，吴江涛说：“在津巴布韦，中国人发财很容易。不但津巴布韦如此，可能在整个非洲都是如此。”
当然温州人的确也有许多不同。由于温州资源匮乏、土地贫瘠，特别是人均耕地少，这导致如果温州人像曾经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那样死守在土地上，就只能继续过比大多数中国人还要贫困的日子，甚至根本无法养活自己。正泰电器董事长南存辉就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生活：“墙是用碎石垒起来的，房梁和门都是毛竹的，地是泥地。那时候是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就是因为贫困，所以总想着怎么赚钱。”家乡贫瘠的土地难以养活自己，无奈的温州人就只好卷起铺盖到处闯荡，偷偷地外出做小生意、打工。因此温州人自来便有出外闯荡的传统，但这是一种几乎没有办法下的选择。
温州人确实也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加倾向于冒险，更加倾向于到许多陌生的地方去寻找出路。这导致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人便大量奔向全国各地，补鞋、做小生意，许多人因此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对比其他地方的人，温州人也一直有海外淘金的传统。因为沿海，温州本来就有去外国的便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温州人就受雇到英法当后勤佣兵、劳工等。战争结束后，有部分人就留在了法国。这就让温州人在欧洲打开了一个窗口，让许多温州人知道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可以得到更高的收入，过上更好的生活。之后温州人大量偷渡移民欧洲，都依托于这些根基。
还有一点，就是温州人有比国内其他地方的人更加强烈的当老板的梦想。
“几乎所有的温州人都有一个当老板的梦。”美国浙江温州工商总会名誉会长朱海风讲过一个实例：“一次，我碰到两个来自国内的女学生，一个是上海人，一个是温州人。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上海的这个女孩读书的时候住在学校，毕业以后租了公寓找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每天上班以后就出去购物，去酒吧，就这样生活。而温州的女孩子在学校的时候就出来租房子住了，空闲的时候打了两份工。有了积蓄以后，她就开始自己做点小生意，自己做自己的老板，几年以后，她贷款买到了几百平方米的房子，还有了自己的店铺。温州人为了做老板什么都能克服，目前在纽约很成功的温州人大多数是白手起家，什么脏活、累活都做，一点点积累发家。”
《上帝让温州人发财：温州创业文化启示录》作者、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说，温州模式没有什么秘密，之所以取得成功，不过是将人们深藏在心底的创业致富的欲望充分释放出来，并成功地弄潮于市场经济罢了。
被迫四海为家、四处谋生或许是一件辛酸的事情，但它却磨砺了温州人的性情，让其可以经受住灾难的打击。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中，可以说，温州也曾经历过一次次的惊涛骇浪，但是每次经历严苛现实的时候，草根生长的温州民营资本总是会以一种最顽强的姿态，以各种合法或是非法的方式保护自己，找到存活下来的那条缝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