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讲述石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故事仍然让人觉得有些困难，因为它所折射的，几乎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片段。当1992年后的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亢奋之时，每一个弄潮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染，石狮人似乎看见了一个更加令他们血脉贲张的舞台，或许，这一次他们真的走得有些远了。
人生路程像海漾
波浪阵阵滚未停
命运随时会改变
我的心肝真坚定
——闽南歌曲《奋斗的歌手》
直到今天，讲述石狮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故事仍然让人觉得有些困难，因为它所折射的，几乎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片段。
曾几何时，当中国的大多数地区还不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的时候，这个闽南小镇已经率先上路了，从先行者的意义上来说，尽管各种争议从来不曾中断，但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赢来了时代的掌声。
又曾几何时，一群普普通通的农民为了战胜贫困，昂首走向时代的舞台，他们在改变自身命运的同时，也迅速改变了家乡的面貌，几乎没有哪一个弹丸之地曾经绽放过如此的奇光异彩。
但同样也似乎是受命运的驱使，当这个小城拥抱世界的时候，世界也以越来越强的魔力吸引着他们，召唤着他们。人们又迎来了一个机会频生的大时代，这一次他们又站在了时代的前台。
不过这一次不同的是，任何一个传奇都无法脱离孕育它的土壤，任何一场变革都充满了戏剧性的矛盾和冲突，正如耶鲁大学汉学家史景迁在考察中国历史时曾经所说的那样：“我们所考察的历史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充满了崩溃和重构、革命和进化、征服和发展的循环交替。”
当1992年后的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的亢奋之时，每一个弄潮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感染，石狮人似乎看见了一个更加令他们血脉贲张的舞台，或许，这一次他们真的走得有些远了。
到1993年，中国已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国家，人们不再为姓“资”姓“社”而苦恼。
一位决定下海的北方作家这样宣言：“中国的文化人只有参与了经济生活才能干预经济生活……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是强有力的，我们的手腕将会粗壮起来，我们要把中国的市场骑在胯下，在上面展开优美的‘托马斯全旋’。”实际上，这不仅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呐喊，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心声。
这一年元旦，《人民日报》在新年献词里写道：“在中国，1992年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国人以自己的成就而自豪，我们的目光永远向前。”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弥漫着整个世界。
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中，一共掀起过三次全民经商热潮：第一次是1984年，“修大脑的不如剃头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是当时社会最流行的民间语录；第二次是1987年，在沿海一带，搞“第二职业”成为时尚，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国有企业职工，没人对本职工作感兴趣，大家都热衷于用公家的设备赚取外快；第三次则爆发于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的1993年，这一次的势头远比前两次猛烈得多，其对中国的深层次影响直到今天仍随处可见。
伴随着乐观情绪的突然暴涨，传统的游戏规则再一次被无可置疑地颠覆，很多人发现了新的财富路径，资本的冲动开始抬头，人们普遍渴望抓住机遇完成下一次奇迹，一个利益驱动的年代到来了。
此时的石狮人与全国人民一样，如同亲眼见证原子裂变蘑菇云升起，沉浸在创业激情之中，他们频繁地穿梭于全国各地，在像辛勤的蜜蜂一样到处采蜜的时候，也无时无刻不酝酿着明天的梦想。作为时代的榜样，那个时候中国大概不知道石狮的人不多，当石狮人带着空前的自信奔赴一个个渴望投资的广大内地时，所到之处无不铺满鲜花，迎接他们的，无不是羡慕和赞赏的目光。
世界突然打开了，有些人已经不甘于在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的石狮经营事业，而另一方面，随着民间资本的快速积累，当时的石狮确实已无法容纳下企业的快速扩张。也许是受时代的刺激，在一个到处涌动着商机的年代里，石狮人以闪电般的速度在全国布局，如同他们当年带着服装一次次走向各个城市展销一样，但这次带去的不仅是服装，更是已经鼓起来了的腰包。
很多年后，人们谈起这段石狮人到外地投资的往事时仍有几分莫名复杂的心情。在某种意义上，这种行为是石狮发展的必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无可厚非，也符合资本天生的流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敢于到外面捞世界的勇士们大多是石狮的第一代明星企业家，当他们信心满满地冲向一个个陌生而又火热的高地时，就已经把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紧紧拴在了一起。
今天我们已没有必要回避一个事实：石狮的第一代企业家们都或多或少进军过地产，有幸运者，也有因此而困顿者。但如果你了解1993年中国的地产狂潮，就无法过多地责怪他们的冲动。
这场狂潮首先从“天涯海角”的海南岛开始，随后蔓延整个珠三角地区。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海南岛又躁动起来，高峰时期，这座总人数不过160多万的海岛上竟然出现了两万多家房地产公司，平均每80个人一家房地产公司。不仅如此，由于当时没有限制金融机构投资地产的政策，大量的机构投资如出笼的猛虎般扑向地产，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很多刚刚辞职下海的公务人员都义无反顾地来到海南淘金，一夜之间，地产的魔方迅速转动起来。
财富的传奇在每一块昔日无人问津的土地上上演。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仅海口一地的房地产开发面积就达800万平方米，地价由1991年的十几万元/亩飙升至六百多万元/亩；同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达到了惊人的83％，另一个热点城市三亚也达到了73.6％，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源于房地产业；据《中国房地产市场年鉴》统计，1988年，海南商品房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猛涨至5000元/平方米，1993年达到7500元/平方米的顶峰。短短3年，增长超过4倍。
在与海南隔海相望的广西北海市，房地产开发的猛烈程度也毫不逊色。这座原本只有10万人的小城冒出了1000多家房地产公司，全国各地驻扎在北海的“炒家”达50余万人，以至于1993年来视察的朱镕基副总理忍不住提醒当地政府：“北海不同于上海……北海建设要量力而行。”
实际上，这场疯狂的财富游戏并不只局限在当年的海南、北海、惠州这些“重灾区”，更重要的是，它开始颠覆人们的致富理念，刺激了人们通过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整合方式完成以前所不敢想象的原始积累。在北海的每一个夜晚，人们躺在沙滩上兴奋地狂饮着啤酒，交换着梦想，直到天亮时分。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这种狂欢的情绪迅速传递到了石狮，就在越来越多的冒险家们来到石狮搞地产开发的时候，看着家乡一个个商业项目的崛起，一片片住宅的封顶，石狮人自己也耐不住要去征服外面的世界了，从此他们的生意经中多了一个充满诱惑的名字——房地产。
那个时候的中国给人的感觉是到处都在盖房子，于是我们看到，在福建的厦门、福州、莆田等地，到处都有石狮人的身影。有人甚至把投资的触角伸向遥远的祖国边陲地区，在云南刚刚兴起的一个叫瑞丽的边贸口岸，至今仍流传着石狮人的故事，而那些地方也正期盼着他们的到来。
在《石狮市志》1992年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12月9~14日，我市经济考察团一行50多人对南平市、武夷山市、建瓯县进行考察，共同探讨‘山海协作’新路子，并与武夷山市签订210亩土地转让合同，用于兴建石狮工业园和发展商贸，共签订6个建设项目，投资总额8642万美元，协议外资8393万美元。”就在半个月前，石狮与武夷山市刚刚结为友好城市。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石狮正顶着市场经济的光环，广受各地欢迎，而且有足够的资本。
但也许是生不逢时，这些流动的资本很快遇到了宏观调控的寒流，这一切都与房地产的特殊性有关。
回顾中国30年产业经济的发展史，房地产历来是一个争议不断的行业。一方面，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加速，城市化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命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房地产是举足轻重的支柱性行业。但另一方面，房地产的关联性极为广泛，一个行业的火暴可以直接带动宏观经济景气的提升，所以我们每每看到，当一个景气周期来临时，房地产往往是反应最灵敏的晴雨表，与此同时，它所拉动的各个行业的投资热潮也无以复加，直到整个经济的天平发生严重失衡。
1993年的地产狂潮让后来的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泡沫经济”，一块地皮在数个买家之间辗转，地价成倍翻番，当财富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增长时，往往也意味着危机的到来。
不仅是地产，1993年的中国到处弥漫着开发区飞扬的尘土，为了吸引外资，各地纷纷建起开发区，在工业用地上推出优惠政策，但由于规划失控，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改革开放以来史无前例的“圈地运动”。1991年，全国共有开发区117个，到1992年8月，这个数字已经猛增到1951个，而到1993年10月，各类开发区竟达8700多个。在全国已批准的1.5万平方公里的开发区里，如果全部做到水、电供应和道路的平整，需投资约45亿元人民币，远远超出国力负荷。
今天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知道当时的石狮究竟有多少企业涉足地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但凡是有一定实力的服装企业都不会拒绝来自地产的诱惑，虽然结局跟它们所想象的完全相反。
与“泡沫经济”一样，这一年的6月也让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宏观调控”。随着一纸《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的通知，地产行业的狂欢节突然结束了，时间的钟摆戛然停止在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夏天。由于事先没有任何征兆，当全中国无以数计的淘金者和数以万亿计的资金像蝗虫一样扑向以海南、惠州、北海为代表的东南大地时，没有人想到击鼓传花的游戏会有中断的一天，然而事实坚硬得令人寒心，一个美丽的童话结束了。
据当时的统计，1995～1996年海南有600多栋烂尾楼、18834公顷闲置土地和800亿元积压资金，仅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就高达300亿元。同年的北海，一座30多万人口的城市里留下了130多栋、共计120多万平方米的烂尾楼，还有大片闲置土地。
这是一次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宏观调控，尽管事发突然，但其实酝酿已久。1992年后，中国经济的万马奔腾逐渐失控，固定资产投资超速增长，金融秩序紊乱，货币投放加大，通货膨胀苗头初现，如果政府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后果将不堪设想。英国《经济学人》在1992年底的年终稿中警告说：“1993年的某一个时候，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危险的过热势头，上一次是在1988年，中国几乎着了火。”但这种声音如同朱镕基副总理在北海考察时的提醒一样，没人听得进去。
邓小平曾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过：“我不懂经济，但我知道有一个人懂，那就是朱镕基。”
从1993年开始，人们很快就体验到了朱镕基在经济治理上雷厉风行的强势风格，并以其理性而著称于世。
地产狂欢的大幕猝然拉下，不仅是石狮投资地产的企业受到冲击，中国其他地区也几乎无一幸免，一位海南地产的“炒家”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绿的，看着天上往下掉钱，有谁还拔得动腿呢？”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在当时的珠海有一家著名的民营公司——巨人集团，这家企业本来以高科技产品起步，中央领导每每到珠海考察必来巨人，但就在1992年，也许是有感于全国形势一片大好，巨人决定造一栋大厦，一开始打算盖38层，可下半年一位领导前来视察时说为什么不再盖高一点？于是，这栋大厦从设计中的38层变成了54层，再后来听说广州正计划盖一幢63层的全国最高楼，于是巨人大厦又变成了70层，结果跟这座理想大厦一起崩塌的是这家曾经风云一时的明星企业。在这家企业最困难的时候，由于宏观环境的变化，最终“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连巨人集团这样的民营企业都在劫难逃，更何况石狮的一线服装企业！
有趣的是，我们在已经泛黄的《泉州日报》上看到一则旧闻：这篇题为《看石狮，谈经济》的文章称石狮为“沙滩上的花园”，“初到或未到的人，总认为石狮可爱，石狮有的是遍地黄金。可是住了两三个月后，这个观念就渐渐地改变了。”相反，文章指出石狮“并不是一个农业区”，也“看不到现代化的工厂建立”，“石狮的商业，仅仅是为了消费繁荣，并非正常的商业，而是畸形的消费场所”，文章的结论是“土地的贫乏，工业的萎缩及商业的畸形，严重地威胁了石狮人民的生活……”让人难以想象，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竟然是1937年3月6日。
半个世纪后，石狮人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彻底颠覆了前人对石狮的偏见，这里不仅到处有工厂，而且市场空前的繁荣，但就在1992年后的那个夏天，有些石狮人确实把自己的梦想建立在了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