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在我提交给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对政治精英作学术上探讨的兴趣，最初来自于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社会学系主任Jan Pakulski教授对我的鼓动。1996～1997年，我在西澳大利亚州的默道克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曾到塔斯马尼亚大学作过短暂的访问。我在Jan Pakulski教授的社会学系作了一个题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的基本状况”的Seminar。他是研究阶级与精英问题的专家，所以，Seminar结束后他与我谈起可以从精英理论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1999年下半年，我以合作研究的身份再次来到美丽的塔斯马尼亚大学，那时的Jan Pakulski已经被学校任命为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就在这一年的圣诞节前夕，在他和政府系何包钢教授的鼓励与支持下，我申请到了澳大利亚政府所提供的OPRS奖学金，何包钢教授与Jan Pakulski教授成为我的博士生导师，我可以无生活之忧在澳洲攻读博士学位。由于研究方面等原因，何包钢教授暂时离开塔斯马尼亚大学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任职，我也于2000年圣诞节晚上登上赴新加坡的航班。承蒙东亚研究所所长王赓武教授不弃，同意作我的导师，我于2001年元旦后转学于东亚研究所，以博士研究生和导师何包钢教授研究助理的身份在新加坡继续我的学业及作相关的研究工作。
我个人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人的帮助，因而也欠下很多还不清的人情。导师何包钢教授、王赓武教授和Jan Pakulski教授的指点使我终身受益。现为澳大利亚迪金大学讲座教授的何包钢博士既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我们一起到中国各地调研，一起参加学术会议，合作研究。他对学术的执著和近乎“痴迷”的程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这样的“痴迷”在国内学术界现已经难以找出多少人了。
帮助过我研究的不少人（尤其是浙江省乡村的干部与村民）没有留下姓名，我很高兴能够感谢那些有名有姓的人。我非常荣幸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曾经拥有过那些富有才华与激励精神的老师、同事和在该所作短暂访问或交流的学者，他们以各种方式或大或小帮助我完成学业。我特别要感谢郑永年博士（现为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John Wong教授、游俊豪博士、赖洪毅博士、David Kelly博士、顾昕博士、梁若冰博士、Lye Liang Fook先生、Tok Sow Keat先生、AW Beng Teck先生、James Tan先生和Lian Wee Li女士及政治学系陈安教授、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方小平先生等的帮助。游俊豪博士先于我在东亚所完成学业，现供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我对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真切了解首先来自于他，一位长大于马来西亚的华人才俊。我在新加坡期间得到他的不少帮助，他真正是中国人所说的“古道热心肠”。感谢匿名评审我博士论文的两位美国大学的教授和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本校的教授及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三名教授。他们所提出的意见非常宝贵。同时，我也感谢国内学者与政府官员对我研究的帮助。特别要感谢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徐勇教授、民政部的王振耀先生、詹成付先生、王金华先生和范瑜女士、浙江大学的陈剩勇教授、毛丹教授、郭夏娟教授、余逊达教授、赖金良教授、《浙江社会科学》俞伯灵编审、杭州市委政策研究室项辉先生、杭州市西湖区民政局沈建梁先生等的帮助与支持。感谢在美国任教的钟扬教授、刘亚伟教授、谭青山教授、陈卫星教授、Fewsmith教授等的支持与帮助。本书最初是以英文写作的，由浙江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研究生韩鹏、陈承新、吴乐珍等同学翻译成中文，作者在他们工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修正。感谢他们的翻译。
本书的研究工作得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和东亚所的资助而得以完成。感谢这些资助。
最后，我非常感谢我的家人。他们的理解、耐心、支持和期待是我在海外求学的动力。张宏承担了不少原本应由我来承担的责任，霖霖伴随着我的研究工作而成长。本书的出版和孩子的成长是我这些年来两件最珍贵的礼物。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以达我对她们的爱和感激之情。
2007年元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