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精英构建与民主化：“民主第三波”的话题
当代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主要关注的是，民主转型即“民主第三波”过程中精英的角色问题，尤其重视精英如何构建（Crafting）民主政治与民主如何巩固的问题。
（一）政治精英与民主转型
自1970年初期以来，在南欧、拉美及其他地区开始出现了所谓的以亨廷顿的话来说的“民主的第三波”，这促使学者重新回答Dankwart A.
Rustow在1970年所提出的问题：什么条件使民主成为可能，什么条件造就民主的繁荣？
第一种理论是企图从集体决策与政治互动的角度来回答民主发展的动力问题。这以Philippe C.Schmitter， Guillermo O’Donnel，Juan Linz， Laurence Whitehead等人的研究最有代性，他们的研究主要体现于1986年的四卷本《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第二种理论可称之为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这种理论开始于1980年的政治经济学中，尔后在其他领域也很盛行。第三种理论力图回到经济与政治相互关联这一传统性的研究视角来回答民主化的动力问题。第四种理论是近来出现的，它集中于转型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角色问题。为何学者更多地关注“第三波”的民主化过程精英的角色？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工人阶级的角色日益边缘化，即自下而上的作用下降了。Ruth B.
Collier认为后工业的社会技术革命使工人阶级的人数减少而工会组织也处于守势，这样工人阶级的政党面临着一些挑战。在1970年初，Dankwart A. Rustow形成了民主化的精英选择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常常强调领导角色及其塑造（Crafting）的功能，因此将民主化主要看作是当权者和反对派中的民主精英战略互动的一种结果，是主要人物谈判的结果。这样不是从结构的角度来研究民主转型，而是集中于这样的一些问题：行动者（主要是指精英）如何选择建立一个民主的政体？在何种压力下，权威主义的领导人即当政者会走向民主化之路？反对派采取何种策略或战略迫使当权者选择走上民主转型之路？
许多学者将政治精英视为民主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比如，在1986年的《Transitions from Authoritarian Rule》中Philippe C.Schmitter， Guillermo O’Donnel将民主转型比作为一场精英的棋赛。George Sorensen认为，19世纪以来，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发展首先是一个精英主导的过程，然后逐渐地转向更多大众导向的体制，自1970年以来，民主化的特点是民主转型来自于上层，即由精英主导。亨廷顿曾经认为，民主的动力既来自于上层，也来自于下层，但是，在“民主第三波”中，他认为在解释“第三波”民主化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精英的信念与行为。李普赛特说，“民主成功还是失败主要是依靠于政治领导人和群体的选择、行为和决策”。Ruth B. Collier也认为忽视精英就无法解释民主化。John Higleym 和Jan Pakulski说，大的政治与社会变迁主要来自于精英的根本转换。Przeworski， Linz和Stepan等人还运用博弈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在有些情况下精英摒弃原有的威权主义政体而选择民主政治。而集中于精英的策略与精英内的讨价还价是研究拉美、南欧、东欧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Crafting的内涵及其内外部条件
不少学者在研究民主转型过程中都使用或谈论过“Crafting”。Di Palma认为我们可以依据西班牙民主转型的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是制作出来的。在“民主巩固或毁灭的政治塑造：欧洲与南美的比较”中，Juan Linz和Alfred Stepan也指出，从根本上说民主化是一桩政治构建的事。关于民主转型或民主化过程中的精英角色的研究又重点集中于“政治构建”，比如行动者的选择、策略、盟约、时机、讨价还价等。Goeffrey Pridham认为，Political Crafting这个概念主要关注的是精英达成妥协的方式与手段。
Di Palma给予Political Crafting较为具体的说明，Di Palma从四个方面来界定Crafting：第一，一些“产品”的质量，特别是民主规则与制度，这是最为重要的方面之一；第二，决策的方式；第三，有关参与制作的制作者（Craftsman）；第四，转型过程中各阶段时机的选择。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民主转型是否成功。简而言之，所谓Crafting就是精英提供民主产品与选择民主化策略的过程。
精英的塑造固然相当重要，但是如果不考虑任何条件，他们也不可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说，民主化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民主也不是出现于真空之中，必然会受各种方面因素的影响。在Goeffrey Pridham 和Di Palma 看来，这些因素中有两个是尤其值得重视的，一个是历史因素，另一个就是国际因素，前者是内在的条件，后者为外部的条件。
历史的背景对塑造民主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政治精英忽视了这一点，那么民主化就可能失败。这也就是诺斯所说的“路径依赖”，其基本的思想是，当我们进行制度创新时，事实上我们深受传承下来的社会环境所制约。认真检讨历史背景，有助于加深对现实的理解与把握，即使像政治领域的制度改革或创新，历史的分量也是相当重的。理性的领导人认真从历史中学到不少有益的经验，从中吸取教训。Juan Linz 和A.Stepan 认为历史因素比如以往政体的影响力会制约人们对新的民主制度的选择。
Goeffrey Pridham认为制度的设计与历史有关联。他说，令人遗憾的是在民主化进程中人们往往忽视了历史的因素，因此，他建议将历史带回到民主化进程中。Goeffrey Pridham提醒人们，历史因素不只是以往政体的经验问题，它至少包括下面这些基本的主题：历史的模式与历史的记忆；历史的遗产；来自于历史的政治知识。国际的因素可以改变国内政治精英们的行为和计划、预测。Goeffrey Pridham在强调历史的同时，也指出了国际因素对民主化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戈尔巴乔夫的自由化对1989年东欧国家政体的变化来说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而这些后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精英也可以从西欧国家的民主政治中学到很多东西，比如，一些实际的技术如选举的技术、议会的程序、地方政府的管理、政治理念与政策。Di Palma 说“民主并不是发生于国际真空之中。”国际的因素对国内政治精英们的行为有或大或小的影响。
在《To Craft Democracies》一书中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民主可以移植吗？这个问题引导人们对民主化的国际因素进行思考与研究。他的回答当然是可以的。在他看来，国际因素的影响或者说“移植”是通过两个主要方式实现的：第一种方式为“扩散”，又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示范效应，二是推销。前者开始于19世纪西欧，民主的理念与政体然后扩展到东中欧、南欧及拉美。Di Palma认为到了20世纪以后，示范效应增加了新的手段，这就是民主强国直接输出民主。不过，他认为推销民主并不总是有好处的，因为结果会是相当复杂的。第二种方式为“侵入”，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通过“去除否决权走向民主”，二是“霸权者的自我改革”。前者指区域性的霸权主义者，霸权主义也是一种专制，但是，去除霸权者对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动用否决权后，可以使国家走向民主化，比如，前苏联放弃了对东欧国家的干预后，可以使这些国家进行自决，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后者就是指前苏联，通过自我改革，使现在俄罗斯走向民主政治。
（三）精英与民主政体的巩固
对“第三波”民主化来说，转向民主政体只是一个开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民主的巩固问题。这个问题在1990年以来成为民主研究中的重要内容。Larry Diamond在199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要逃避历史的命运，避免‘第三波’回潮，未来岁月的当务之急是巩固那些在‘第三波’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所谓民主的巩固就是Juan Linz所说的“完全民主的体制”，而Nikiforos Diamandouros认为Juan Linz的这一看法属于一种理想型，因此，Nikiforos Diamandouros给出了民主巩固的最低标准：第一，没有出现对制度合法性的挑战情况，第二，重要的政治团体行为没有出现系统地违背规则。根据这一点，他认为南欧在1980年的政权既是民主的，又是巩固的。
John Higley等学者认为，从精英主义角度来看，一个民主政体的巩固除了大众更广泛地参与选举和其他政治活动外，需要精英的共识或一致与团结，这对民主政治的稳定与否有着重大的影响。所谓精英的共识就是要求精英就政治制度的价值与政治游戏规则有一致性的认识；精英的团结涉及正式或非正式的沟通网络。他们认为，从以往的历史看，大多数国家的精英缺乏共识和团结，缺乏共识其结果导致政体的不稳定，即政体是一种伪民主或非巩固性的民主，要使不团结的精英能够取得共识与团结，就需要在精英的取向与结构上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他们认为这种转变有两种基本的形式：1）突然的或有意识的妥协，从而使民主走向巩固；2）在一个社会经济相对发达的情况下通过选举的竞争逐渐地趋同。在《拉美和南欧的精英与民主的巩固》一书中，Higley等人画出了一个图。
精英和解或非和解下的民主转型
A：自压力而来的变迁；威权政体崩溃。
B：精英和解；大众民主化。
C：稳定化和制度化。
D：巩固性的民主。
E：精英未能达成和解；继续动员大众。
F：精英与大众的两极化。
G：非巩固性的民主。
H：伪民主。
I：回到威权政体。
在《拉美和南欧的精英与民主的巩固》一书中，Higley等学者具体研究了拉美与南欧13个国家精英转变与民主巩固的关系问题。
1.民主的巩固与精英的妥协
西班牙和委内瑞拉是两个由于精英妥协直接导致民主巩固的个案，而哥伦比亚民主的巩固是否直接来自于精英妥协的结果是有疑义的，智利是否属于这种类型的第四个个案目前（Higley等人此书所研究的是发生于1990年前的民主化问题）还不得而知。下面对西班牙个案略作具体的说明。尽管在历史上作过一些转向民主的努力，如1812年、1876年和1931年，但是没有成功，相当长的时间里西班牙的精英不团结而政体也相当的不稳定。1975年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去世，不少人以为政治不稳定又要出现了。但是，由于精英们对以往对立所付出的代价记忆犹新，加上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自由化的成长，特别是出现了有能力的政治家尤其是Suarez和国王Juan Carlos，西班牙开始民主的转型。1976年7月，已是首相的Suarez通过与跟随佛朗哥政体的主要人物进行一系列的对话，“经过与反对派之间一系列小心安排和控制的磋商和协议”，与反对派领袖建立了合作关系。1977年7月，开始完全民主的议会（Cortes）选举。议会的主要工作就是起草宪法，除Basques地区之外的所有主要精英参与了这个宪法的起草。1978年，议会通过了宪法，第二年以后，Basque和Catalan的自治地位由于精英的妥协而开始逐步地得以解决。Nikiforos Diamandouros也认为“西班牙精英有效地协商的能力便是西班牙民主巩固过程中最显著的特色”。
2.民主的巩固与精英的逐渐趋同
意大利、葡萄牙、多米尼加共和国是由于精英的逐渐趋同而取得精英之间的共识与团结，从而走向民主的巩固。这里略对葡萄牙的个案作些叙述。葡萄牙在1910年曾经建立过共和政体，但是这个第一个民主政体所存在的时间很短，1917年政治开始进入不稳定时期，1928年萨拉查建立了法西斯独裁政权，直到1974年其政权被推翻。从1970年中期以来葡萄牙开始民主转型，到了1980年，在民主政体的巩固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是相当明显的。随着军人政权的结束，共产党的挑战明显减弱，精英同意进行宪法改革，因此在葡萄牙的政治历史上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军人退出政治。1986年开始第一个非军人总统的选举，与此同时，通过改变国家的社会主义目标，在1989年进行的第二次宪法改革中确立了中间偏右的精英所提出的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打消了人们对宪法秩序的疑虑。不少事实说明，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已经在葡萄牙出现了。
3.民主的巩固与精英的妥协和逐渐趋同
哥斯达黎加、乌拉圭是通过精英的妥协和逐渐趋同取得民主的巩固。这里就简单地描述哥斯达黎加的情况。1948年哥斯达黎加内战结束，部分精英妥协并开始逐渐趋同。战后，Jose Figures（一个自由主义的改革者，the Army of National Liberation的领袖，内战的胜利者）与Olilio Ulate（他在一次总统选举中获胜但被在位的总统Rafael Calderon否定了，因而发动了内战）达成一个重要的协议。这个协议允许Olilio Ulate执政18个月，之后由Jose Figures执政，这样可以保证Rafael Calderon任总统期间（1940～1944）
所进行的有关社会保障与劳动改革能够继续进行下去。这个协议是精英之间（Inter-Elite）所达成妥协的一种结果，但是Rafael Calderon和他所代的势力被排除在外，直到1958年他才被允许重新进入政治。而在哥斯达黎加，共产党在1970年前一直被禁止参与政治，那年后非正式地允许共产党重新参与政治，1975年宪法将禁止共产党从政的法律去除。而逐步允许持不同政见的精英介入政治，被认为是一种精英的逐渐趋同。1980年哥斯达黎加的政治明，精英的共识和团结已经出现了，其政体是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了。
另外一些国家如阿根廷、巴西、秘鲁尽管先后转向民主政体，但是不稳定，还没有达到民主的巩固。这里面原因很多，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与精英的不团结有关系。这几个国家都有着长时期精英的对立与政体不稳定的历史。最为重要的是在民主转型开始时，这些国家的精英是四分五裂的，其竞争是非制度化的。这些国家的精英很难达成妥协而走向团结，但也难以通过逐渐的趋同而走向团结，因为精英逐步取得趋同只有在经济发展相当高的水平与能够持续发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几个国家在经济上都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不能走向民主的巩固。
民主的巩固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而是需要“通过一系列制度的、政策的和行为的变革来完成的。”它不仅仅涉及精英的转换问题而且还涉及政治经济、公民社会、政党、国际环境等，只集中于研究“精英的结构、取向、选择和行为”是一种“过分小气的做法”，不过，精英在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Edgardo Boeniger所说的，“最近在拉丁美洲取得的成就，领导人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通过以上类型的分析，John Higley等学者得出这样的结论：精英的共识与团结是民主政体巩固的必要条件，精英是“历史的扳道工”。
四、反精英主义的声音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也少不了受到人们的批评，其主要的代为巴特摩尔、沃克和巴赫拉克等学者。总体上说，他们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一是对大众能力的怀疑与不信任；二是政治上属于为现实辩护的保守主义。
沃克将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视为各种对古典民主理论进行修正的一种。他认为，精英主义既是一种政治规范，同时也是对经验进行指导。在沃克看来，精英主义民主理论有两大严重的问题。第一，修正主义。为了追求现实性，从根本上改变了民主的规范意义。由于要修正古典的民主理论而使之能够更符合现实的状况，精英主义已经将原为激进的民主变为一种保守的政治了，也不再强调大众的政治参与，从而改变了民主的价值。第二，由于受精英主义理论的指导从而导致学者忽视对发生于社会中的其他现象的研究。因此，沃克要求学者们不应拘于精英主义所提倡的所谓的科学客观性，而是应该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批判力，发现新问题，促进当代社会与政治的发展。
巴特摩尔说，他之所以反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首先是基于对民主所作出的这样的理解：民主即为“民治”。其他的原因在于这种理论本身的不一致性。第一，假如精英与非精英之间永远存在对立和冲突，那么任何一种政府是否能够生存下去是有问题的。在他看来，在现代政治中有不少神话，其中的一个就是民主主要或只是依靠精英之间的竞争来维系的。由此导致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第二个方面的不一致性：使用不同概念，从精英的多元到各种志愿性的团体。事实上，志愿性团体的概念——民主的关键性条件并不能有效地支持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巴特摩尔本人赞同人民直接参与，而且认为人民直接参与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有必要的。
在“Elite Consensus and Democracy”一文中巴赫拉克批评了David Truman、A.A.Berle 和C.Wright Mills三人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他认为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建立在两个假定之上：一是大众的无能，二是精英的治理能力与创造力使他们成为领导者。这两个假定在巴赫拉克看来是值得怀疑的，他也反对精英主义将民主限定为一种“政治手段”的做法，而是提倡使“参与普遍化”。
在《民主新论》中萨托利对反精英主义的各种观点作了评价。针对反精英论者的批评，达尔为此还与沃克有过“笔战”。
五、结语
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出现与发展一再地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民主究竟是由少数人统治还是由多数人统治？意大利的莫斯考（尤其是在他的晚年）等开创了精英主义民主理论，韦伯结合现代科层制对民主作出了分析，而熊比特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这就不难理解人们对这种理论的批评，首先针对熊比特，尔后达尔、杜鲁门等进一步发展了熊比特的思想。尽管达尔对精英主义也有所保留，有所批评，但是他发展了熊比特的精英主义民主思想，对精英民主的多元性质作了深入的分析。根据萨托利的说法，达尔与熊比特一样恪守竞争论，但有所不同，达尔的起点是熊比特的终点：熊比特的任务是理解民主的功能，而达尔的任务还要加上推进民主。当代的民主理论家们似乎不太关注规范性问题（如民主的价值与理念、民主与大众参与），更关注的是民主如何转型、民主如何巩固这样的一些问题。
如何评价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当然是一件见智见仁的事。较之于传统的民主理论，精英主义民主理论显然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性。这自然含有保守主义的倾向。正如有些反精英主义理论家所说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否认了民主政治的伟大理想，失去了古典民主理论所具有的生命力与激进的冲力。虽然熊比特等人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的确有为现实辩护的保守倾向，但是，这种批评并没有真正理解到熊比特等人的民主理论的意义所在：熊比特的精英民主论旨在防止独裁，如何维护民主政治。
事实上不少民主理论家们知道民主政治也是由精英支配的，但是又避免承认这一点。因此，有些人就提出了民主的所谓充足条件以调和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与反或非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之间的矛盾或对立：1）选民能够在参与竞争的精英中作出选择；2）精英不能阻碍非精英的社会成员进入精英圈，换而言之，从非精英进入精英的渠道是畅通的；3）精英是多元的，即不存在由一个精英群体支配权力的现象；4）各种精英群体如商业精英、经济精英、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等各领域的精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联盟。不管给出多少的条件或前提，都指向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寻找民主的理想、价值与民主的实际运作、民主、自由与权威、精英的有效治理与大众的参与等之间的平衡。
在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不太容易让人接受，往往有反民主之嫌疑，相反，平民主义的民主理念容易为人们所接纳与首肯，在道义上似乎也优于精英主义民主理念。近代以来，中国出现过不少民主思潮，如平民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但是，都不是很成功地将中国导引到民主政治社会。与以上这三种民主思潮相比，精英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似乎要显得弱小得多，但是，这又可能提供一种较为切实可行的路子。从中国乡村民主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实际中能够起作用的是国家主导的模式。这种模式的主要特征有：授予和保证农民的投票权利；村民选举搞得相对好的地方总是与地方领导即治理精英的强有力的支持分不开，他们能够巧用民主程序。这就是政治精英导向的民主化之路。因此，从西方的精英主义民主理论中我们可以借助到一些有用的思想资源，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