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博友谈“闲适”，我感觉是个很好的话题，禁不住留言：“赞同闲适之美。文学艺术必须闲适，闲适是滋生文学艺术的土壤，有时那是与生俱来的。”
博主回复：“是的。但要把握‘适’的含义，明白地说是闲而宁静，而不是因闲浮躁甚至游手好闲。那样的话，不但产生不了高尚的文学艺术，而且将成为社会累赘甚至危害。”
意犹未尽，我继续留言：“闲适是文学和艺术的先天气质。不仅文学和艺术的个人应是闲适的，还要有一群闲适的人相互熏染，社会要有闲适的氛围，文学艺术才会繁荣和发展。当前的社会缺乏这种氛围，已经不是文学的时代。”
写这条留言时，我想起了陈丹青在《退步集》第83页呈现的摄于毕加索画室的一幅照片，画面上是几个抽烟闲聊的人，照片附有作者的题记：“阳光、烟雾、闲在、风雅……艺术不是上课，艺术不可学。学艺术端看你遇见什么人。卡帕这幅照片（局部）摄于毕加索画室，窗边另有几位朋友在交谈，时在上世纪30年代的巴黎——往事如烟，在我的70年代记忆中，上海朝野艺术家也常这样临窗而坐，无为而谈。”
我在读书笔记中感慨：“是‘阳光、烟雾、闲在、风雅’和‘无为而谈’这些充满艺术气氛的字眼吸引了我，瞬间将我引入一个充满灵性的情景或想象的空间里，也许就是这些‘闲在’和‘风雅’，就是这些‘无为而谈’才于自然中袒露了艺术家的真性情。”
闲适是文学和艺术的先天气质，对于文学和艺术家个人而言也常是先天具备，与生俱来，与“因闲浮躁甚至游手好闲”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根本不会引起歧义或误会。但我禁不住想起了欧洲的文艺复兴，那个大师云集的时代，想起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绘画，不仅文学艺术的个人是自由、“闲在”的，文学艺术的沟通交流，包括文学艺术家个人之间的交往也是异常频繁异常活跃的。就连被怀疑患有精神疾患、性格孤僻、穷困潦倒的梵·高也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那个社会、那个时代有着密切的勾连，与高更、贝尔纳、蒙提切利等艺术家有着密切的往来。我禁不住想起民国时期闪亮于文坛的诸多风流人物，张爱玲、陆小曼、林徽因、徐志摩、胡适，等等彼此也都有着紧密的过从。陈丹青记忆中70年代艺术家的“临窗而坐”“无为而谈”也是如此，对于文学和艺术家而言，这些交流、交往，以及相互的启发和熏染是十分必要的，看似颓废的“无为之谈”对于文学艺术而言也是十分宝贵的，那是滋养文学艺术的必不可少的氛围和土壤。
不要说70年代，就在我已有记忆的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种“文学”的痕迹或烙印也还是深刻的，北岛、顾城、舒婷，甚至三毛、琼瑶、席慕蓉，在那个年代都以文学的方式给予了我无比美好的印象——那是对一个社会的整体印象。
博主说我的留言“有点儿偏激”，说：“环境和时代都是外因，能否做到闲适，关键在个人为。”我回信：“闲适在于个人为我并不反对，而社会的闲适恐怕就在于很多的‘个人为’了。”
一个人作为独特的个体静下来，体验“闲适之美”是容易的，一个社会作为普遍的群体静下来，体验“闲适之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这种氛围影响着文学和艺术的发展。
我们看看书店的出版物吧，文学已被挤在了很小的角落；我们看看美术馆的展览吧，仍然作着精神坚守的画家已发出让艺术远离政治、无关经济的呐喊，呼吁作品与受众达成平静的心灵沟通与呼应。而个别人的呐喊，在这个日益功利、日益浮躁、日益奔忙的社会，却显得那么苍白和无力。
因为毕竟当前的时代已不再是文学和艺术的闲适的时代。
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