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所探讨的意识形态对战后美国发展援助政策的影响，主要是指美国在制定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时，将美国援助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相联系，意即通过美国的发展援助，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条美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让发展中国家通过美国式的私有经济、市场经济模式，实现本国经济的发展；防止发展中国家接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发展理念，从而建立更接近于西方阵营的政治、经济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的意识形态考量，既是潜存美国社会和美国政治的优越感或使命感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现实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
一、世界的榜样与发展的意识形态
"美国是世界的榜样"这种心态起源于殖民地时期，移民们希望把北美建成世人瞩目的"山巅之城"（City upon Hill），就包含有为世界树立榜样之意。如早期移民的领袖约翰·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所企盼的："我们将成为整个世界的山巅之城，全世界人民的眼睛都将注视着我们。"【1】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其撰写的《常识》小册子中也流露出北美孕育的与众不同的思想。他说："这个新世界曾经成为欧洲各地受迫害的酷爱公民自由与宗教自由的人士的避难所。"【2】美国建国后，许多政治领导人多次表达了为世界树立榜样的思想。如华盛顿在告别演说中就告诫他的同胞："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称得上是一个自由的、进步的和伟大的国家，它为人类树立了一个始终由正义与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颖的榜样。"【3】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也认为，世界人民的眼睛关注着美国，美国榜样的影响将"穿透专制主义笼罩的地区"，并指明"动摇专制主义最深厚根基的"的道路。【4】
19世纪中叶，"美国是追求自由的革命的榜样"这一说法不断翻新。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断言，由于其良好的示范作用，美国将"诱导世界走向自由"。著名思想家和诗人爱默生（Ralph W.Emerson）则认为美国应该是一个"灯塔，照亮了全世界人类的命运之路"。【5】1847年，已是垂暮之年的老政治家埃伯特·加勒廷（Albert Gallatin）也告诫同胞："你们的使命将是为所有其他政府和所有其他不幸的国家树立一个榜样……发挥你们的所有才能逐渐改善自己的制度和社会状况，然后，靠着你们自己的范例，带给人类最有益的道义影响。"【6】这样，移民建立"山巅之城"的梦想，逐渐发展成为美国要成为世界各国革命和发展的榜样的思想。
美国人认为，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是独一无二的、最佳的政治制度。既然上帝选择美国作为所有国家的榜样，美国也就拥有向全世界传播美国政治体系的神圣权利和使命。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兼并领土、控制殖民地或者将美国政治文明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展示给其他国家，供其他国家效仿。
传播美国文明及价值观念的思想萌芽于殖民地时期，很多移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他们来到这里所承担的"使命"，即作为上帝的选民，要"致力于把光明和拯救带给世界其他的地区"。【7】独立战争期间，美国人的这种感觉日趋强烈，如潘恩在《人权论》中所表述的："美国的独立如果不曾伴随着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而单从它偏离英国这一点来考虑，那就微不足道了。美国不仅为自己，而且也为全世界赢得了立足点，并且将目光射向自己所获得的利益的范围以外。"【8】所以，美国外交史学家斯帕尼尔称："美国从其国家生活刚一开始就坚信他们的命运是——以身作则地向一切人传播自由和社会正义，把人类从罪恶之路上引导到人世间‘新的耶路撒冷’。"【9】因此，向外传播"美国梦"（American Dream）就成为体现在美国人身上的一种理想。
在19世纪末以前，美国主要是通过领土扩张，把美国文明和价值观念扩张到北美大陆。早在1787年，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就预言，新共和国命中注定要扩展到整个北美大陆，美国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增进人权"。在购买路易斯安那时，扩张分子也强调美国有权利拥有这一地区："人类的利益要求我们行使这一权利。"【10】美墨战争时，扩张主义者也声称："美国模式和新英格兰人的组织能力将使墨西哥人享受法律保障的民主。"【11】
19世纪末，随着海外扩张思潮的泛滥，美国将其文明扩张的矛头指向海外。这一时期，著名的种族主义理论家约翰·伯吉斯（John Burgess）在其于1890年出版的《政治科学和比较宪法》一书中说，美国人的祖先"条顿民族被特别赋予建立国家组织的能力，它被特意召唤来从事这项事业，所以，他们被授予这样的使命：在历史总体系的基础上，创造近代世界的政治文明"。这同时也意味着条顿民族被授予向尚处于原始状态和蒙昧状态的地区和民族传播近代政治文明的责任和义务，这"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12】美西战争后，麦金莱总统在解释吞并菲律宾群岛的原因时也强调："只有把他们全部拿过来，教育菲律宾人，提高他们，教化他们，使他们信奉基督教。"【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将"美国梦"的传播扩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19年的一段讲话可以看做是这方面的一个体现。他说："美国人民的心灵是纯洁的。美国人民的心灵是忠实的……他们是历史上伟大的理想主义力量……我相信，美国人民有一种精神能量，这是任何其他民族都无法贡献给人类自由的……（在以往的战争中）美国具有实现命运和拯救世界的极强的特殊素质。"【14】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也强调："我们的先辈在这块土地上洒下的自由的种子，如果得到适当培育的话，其生长就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我们的疆域之内，而应该进入到世界其他地区。"【15】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反法西斯阵营击败了德意日法西斯对人类的挑战，也消除了法西斯体制对西方民主体制的威胁。同时，在战争中和战后，苏联及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得到了加强。战后，不仅东欧诞生了多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西欧和南欧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影响也较战前有了一定的发展。在亚洲，共产党或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的革命在多个国家蓬勃发展。因而，在战胜法西斯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体制，并没有较以前稳固，而是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而对广大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刚刚或正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新兴国家而言，这些国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或在解决其国内所面临的社会及经济问题时，同样面临着制度或体制的选择。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总统在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明确提出"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这一概念，他说："在当前的世界历史关头，几乎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两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一种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多数人意志的基础之上，其特点是自由体制、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保证个人自由、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以及不受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以少数人把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依靠恐怖和压迫、受限制的新闻和广播、指定的选举和取消个人自由。"杜鲁门总统认为，美国的责任就是帮助和支持那些选择了西方自由体制的国家，"我们必须帮助自由人民以自己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命运……我们的帮助首先应该是经济和财政援助，这是达到经济稳定和有秩序的政治进程所必需的。"他声称："整个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美国的制度只有成为一种世界制度，才能存在下去。"【16】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为维护西欧资本主义体制的稳定，美国提出了复兴西欧经济的马歇尔计划。在同样的原则驱使下，杜鲁门总统提出了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经济援助的第四点计划。
杜鲁门总统提出第四点计划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通过美国提供的经济技术援助，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感受到自由体制所带来的经济进步，从而发自内心地接受这一制度。1950年1月4日，杜鲁门总统在给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催促国会通过关于扩大对落后地区的技术援助和资本投资的立法，他谈道："如果要使自由和代议制之父的理想在上述地区——特别是远东——实现，那么，让这些地区的人民在他们自己的生活中体验科学和经济进步的好处，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17】为了使第四点计划能够被公众所理解和接受，并影响国会议员尽快通过第四点计划的立法，国务卿艾奇逊召集美国一些报纸的编辑人员开会，希望这些报纸能帮助制造舆论。他说："他们（亚非拉）在找出路，……但问题是这些人民是否选择走向自由的道路，是否和我们一起走向自由世界。如果我们想使他们走向自由的方向，我们就必须帮助他们。这是简单明了的，而对美国的安全和福利又是极端重要的。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支持这个计划。"【18】
在杜鲁门总统提出第四点计划之初，确实已经有不少美国政治家认识到苏联以及社会主义制度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特别是苏联国内已经初步解决了贫苦及失业现象，对不发达国家更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小萨谬尔·海斯（Samuel P.Hayes，Jr.）认为，战后初期，尽管苏联整体上是采取了一种防御性的战略，但是，美国也必须注意到，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对很多人具有真正的吸引力"。因为共产主义声称已经建立了一个完美的经济体制，它没有可能导致失业和战争的"内在矛盾"，能够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提供工作机会，并为全体劳动者建立医疗和退休保障制度。同时，苏联共产党试图向不发达国家证明，他们取得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途径就是采用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在海斯看来，"民主和极权主义正在进行一场真正的竞赛，两种制度都有其内在的活力，也都在试图吸引更多的人民。"第四点计划就是通过促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从而帮助其奠定民主制度的基础。并向不发达国家证明，第四点计划能够"缩短提高生活水平的路径，而没有损害个人自由。"【19】
美国的国会议员显然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制定第四点计划立法的，国会通过的第四点计划的立法明确指出，美国国会通过第四点计划的目的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人民在自由和全人类的经济、社会进步方面与其他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一进步能够促进民主的生活方式健康地向前发展。"【20】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政策尽管有一定的调整，但透过经济技术援助，扩大西方式自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确保发展中国家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向前发展的指导思想，不仅没有被弱化，反而进一步得到强化。
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意识形态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希望通过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推动"自由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建立完善的社会和经济制度。1954年的共同安全计划在谈到对菲律宾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时，强调美国要通过援助"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廉政和活力；采取作为必要的经济和社会措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以获得国内的安定，并为民主社会打下永恒的基础"；同时帮助菲律宾制订经济发展计划，通过多种举措，最大限度地为私有企业发展提供机会。【21】经济防务与贸易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Economic Defense and Trade Policy）从有效利用美国对外援助的角度，认为应该利用美国对外援助，诱使发展中国家改变国内经济政策。它认为，美国在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所采取的政策，适当的政策可以极大地发挥美国援助的效能。实际上，直接援助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成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我们可以诱导其他国家采取适当的行动……我们必须鼓励采取适当的金融、财政和其他政策以便在经济停滞的国家促进发展的进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应对陷入衰退的危险。"【22】
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希望将一些可能在国内政策上摇摆不定的国家稳住，避免这些国家走上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发展道路。1953年9月4日，美国国务院近东、南亚与非洲司在讨论对这一地区的经济和技术援助时，该司司长白劳德（Byroade）认为，美国未来在远东、南亚的地位将取决于印度而不是韩国，因而他要求1955财政年度给予这一地区国家的经济和技术援助金额不应少于2亿美元。特别是印度将于1956年举行选举，"我们正在印度购买民主"，白劳德希望看到印度"目前的体系和政治人物能够保留下来"。他坚信，尽管美国与印度之间存在很多问题，但在尼赫鲁的领导下，印度将"永远不会迈向共产主义"。【23】助理国务卿乔治·艾伦（George Allen）对此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认为，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就是要向这些国家证明，他们完全可以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取得经济进步。
然而，艾森豪威尔政府对不发达地区和国家的发展模式给予了过分的关注，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过于敏感，从而又使得美国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问题上缩手缩脚。这就是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后期，在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论的美国提供怎样的经济援助，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是否会帮助这些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率先挑起这一争论的是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在1955年11月15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艾伦·杜勒斯分析了苏联加大在近东和东南亚国家援助的力度的情报，在强调美国应在对外援助领域同苏联集团竞争的同时，也注意到苏联的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他指出，从工业的和经济的视角看，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对苏联在最近15年或20年间所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似乎比美国所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钦佩，因为美国在工业化进程中花费了比苏联长得多的时间。很多国家的官员在对苏联与美国进行比较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对于他们国家而言，在速见成效的发展道路上，苏联体系能够提供比美国体系更多的东西。"
艾伦·杜勒斯的观点遭到了预算局长威尔逊的质疑。他认为，美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计划给美国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如果美国使用自己的资金为一些落后国家建设工厂或其他企业，那么谁将拥有这些用美国资金建造的工厂？如果最终所有者是国家，那美国将是在为那些国家铺设一条通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大道。【24】威尔逊的结论是，美国不能为发展国有企业提供经济援助，美国的资金只能用于帮助发展私人企业。
威尔逊的观点得到了更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认同，但艾伦·杜勒斯也没有放弃。在一周后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杜勒斯在对比了美国与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成效后，再次把苏联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作为自己发言的压轴（在杜勒斯看来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指出，"很多不发达国家对苏联在没有外来援助的情况下，在很短时间内实现工业化这一成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于这一成就被归功于共产主义制度，所以很多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得出了这样的推论：在实现他们自己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共产主义体制同样会被证明是最富于成效的。"但财政部长汉弗莱与威尔逊依然坚持，不能用美国提供的资金去建立国营企业，从而帮助这些国家迈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汉弗莱认为，美国应该在受援国努力促进私人工业的发展。与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艾伦·杜勒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支持。艾森豪威尔总统认为，威尔逊等人对美国经济援助的社会化作用的担心是多余的，一些国家如丹麦、挪威、瑞典等，这些国家经济的社会化程度都比美国高，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敌视美国。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发展比我们所喜欢的更加社会化的政府，但同时又避免了独裁和集权的模式"。【25】然而，在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问题上，艾森豪威尔总统依然不是很积极，他还抱持着"贸易而非援助"的观念。
1955年底到1956年初，苏联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引起美国的关注。在美国政界，围绕苏联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吸引力的争议也越来越大。国务卿杜勒斯显然也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在1956年1月1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杜勒斯谈到了苏联发展模式的影响在发展中国家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他认为，苏联实现工业化的模式尽管是野蛮的，并且充满着对人类尊严的蔑视，但是，苏联所取得的成就确实给周边的国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些不发达国家被苏联的工业化所吸引，他们感到，如果不能像在政治上取得独立那样，在经济上也取得同样的独立，那么他们的独立将是不完整的。现在，苏联提供了一个现成的榜样。面对苏联的这种竞争，美国不能仅仅通过常规的经济援助去应对，不能通过年复一年的救济向这些国家提供帮助，而是应该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其人民热切盼望的合理的经济结构。【26】
在1956年1月18日举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273次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也将这一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他指出，对于苏联快速实现工业化这一现象对世界上欠发达地区的影响，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清醒地意识到"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向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国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它绝对是头等重要的事件。它对迄今为止，西方国家对世界上不发达国家能够保持的工业和政治霸权构成了挑战。然而，现在这些国家，特别是那些亚洲国家，被苏联所取得的巨大转变所深深吸引，开始于100年以前的‘伟大的苏联实验’声望，在仅仅用了大约30年所取得的‘伟大的苏联实验’成果面前，显得光芒黯淡"。而且，这些不发达国家对苏联在工业化时期的残酷做法不是忘记了就是视而不见，他们所看到的只有苏联工业化的结果，他们想要苏联人做的只是向他们展示如何取得这样的成就。杜勒斯指出，美国绝对不能"忽视苏联对亚洲和世界其他不发达地区所产生的影响"，尽管即将送交国会的，对不发达国家经济、技术援助的计划具有一定的帮助，但在目前，美国对上述问题并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未能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苏联将控制整个亚洲。"
然而，杜勒斯的观点依然遭到了来自汉弗莱和威尔逊的反对。他们认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处于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他对苏联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影响的增强感到忧虑；另一方面，"苏联向工业化的转变是一个集权政府的成果，相反，我们的工业化是自由经济和自由企业的产物。"美国不能通过自己的经济援助计划，"在亚洲和非洲的不发达国家创造和维持其他政府控制的经济，这样做对美国而言是自挖墙脚。"尽管不能无所事事，但美国对于其提供援助的国家，"应使其沿着个人自由和私有企业的方向发展，而不是向政府控制的企业提供支持。"
副总统尼克松也认为，中国或苏联正在一些亚洲国家从事经济援助计划，所以，"除非美国援助这些国家（尽可能帮助发展私人企业），否则苏联将取而代之。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受援国首先会变为苏联的一个经济卫星国，而后不久又会成为苏联的政治和军事卫星国。"因此，美国必须在亚洲有所作为，"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向政府控制的企业提供援助，而不是与我们天然倾向的自由企业体制共同工作。"【27】
艾森豪威尔总统成功连任后，开始调整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政策。特别是随着内阁成员的更动，在对外援助问题方面的阻力开始减小，特别是那种僵化的、将美国的经济援助局限于帮助发展私人企业的声音开始减小；而改变美国对外援助的结构，加大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的呼声在逐渐加强。
1957年4月，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国务卿杜勒斯力主改变美国对外援助的结构，更加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实施更加有效的管理并采用更加适当的模式。他特别强调了苏联经济发展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影响，声称自己绝对确信（dead sure），苏联用了仅仅一代人的时间，就实现了向世界第二强大工业国转变的目标。对广大不发达地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发展模式。他警告说："如果美国和自由世界不能为这些受贫穷困扰的国家指明真正的出路，他们将十分乐意效法苏联的榜样和模式。"因而，杜勒斯认为，美国未必非要在金钱和资源方面同中国—苏联集团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渗透相对抗，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没有足够的金融和财政资源，对不发达地区实施大规模的经济援助。东方阵营在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活动"更主要是一种宣传活动，他们技巧性地利用贸易事务诱惑不发达国家，通过选择共产主义道路以实现他们的经济目标，这是必须要应对的。"【28】
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杜勒斯的这种想法得到了一些欧洲盟国的共鸣。联邦德国经济部长路德维希·埃哈德在访问美国时也强调，西方自由世界需加强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但是，"我们的动机不仅是人道主义的，而且要有政治目标，因为我们的未来与这些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特别指出，现在世界上不发达国家的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和印度，"与印度自由资本主义的模式相比，极权共产主义模式在中国的成功，可能在世界上很多地区树立经济发展的样板……如果不发达国家追寻极权主义模式。面对这样的重压，欧洲将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陷落。"【29】
艾森豪威尔总统显然已经接受了杜勒斯等人的看法，1957年5月21日，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向国会提交的关于"共同安全计划"的特别咨文中，他着重分析了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援助，对于维护其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对于接近苏联和中国边界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而言，政治自由还是一个新鲜事物，它还需要从许多方面证明它的价值，要想使其继续生存下去就必须传授另一种同样基本的自由——免于贫困和绝望的自由。为了享受新的自由，他们发展经济的愿望和决心十分强烈，他们决心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然而，他们缺乏足够的资源，极其需要帮助——既需要技术知识，也需要资金。"【30】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虽然也有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的考虑，但对于如何运用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去主动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道路，尚没有一个清晰的思路。或者说，将对外援助作为影响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的重要手段，美国决策者还欠缺系统的思路与政策。这一问题随着查尔斯河学派在美国政治学界的崛起以及在政界影响力的逐渐提升而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