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学术史回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西欧，美国实施了"马歇尔计划"。1949年，杜鲁门总统竞选连任后，又提出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第四点计划"。至此，对外经济援助成为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而随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在美国外交中重要性的日益增强，尤其是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政府上台后，以及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建立后，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逐渐制度化，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亦日益加强。美国学术界关于对外援助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这些成果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探讨对外援助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关系；第二类是从宏观上分析和论述二战后美国的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第三类是对美国发展援助的个案进行研究和分析。
（一）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美国对外援助
根据美国学者的不同阐释，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探讨美国对外援助，大致可以分为现实主义理论和自由主义理论。
多数美国学者是从现实主义理论角度解释美国对外援助的，从现实主义理论角度解释美国对外援助的学者主要有汉斯·摩根索、艾德沃德·班菲尔德（Edward C.Banfield）、雷蒙德·迈克斯维尔（Raymond F.Mikesell）、琼·纳尔逊（Joan M.Nelson）等人。上述学者在诠释美国对外援助时，其视角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并以援助国即美国为中心，分析对外经济援助的功能与作用。在他们看来，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是受美国国家利益驱动的，它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种手段，以维护美国的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等为目标。
最早系统阐述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是汉斯·摩根索。与其整体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相一致，摩根索认为，对外援助只是一种纯粹的对外国施加影响的政策工具，其目的在于从各种角度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摩根索对美国对外援助做了细致的分类，将其划分为人道主义援助、用于生计的对外援助（Subsistence Foreign Aid）、军事援助、贿赂式援助（Bribery）、为博得名望而进行的对外援助（Prestige Foreign Aid）和以经济发展为目的而进行的援助（Foreign Aid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在摩根索看来，上述六种对外援助中，只有人道主义援助属于并非必然与政治有关的援助。但是，只要操作得当，人道主义援助同样能够发挥一定的政治功能。
用于生计的对外援助是向那些不能维持最低限度公共服务的国家提供帮助，这种援助在某种程度上与人道主义援助相类似，其政治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使得那些如果没有外来援助就会垮台的政府能够维持现状，而不至于丧失政权，并为援助国向受援国施加影响提供了机会。
贿赂式援助是一个国家政府对另一个国家政府提供资金或服务，并以此作为"一种交易的代价"。贿赂式援助有多种表现形式，其共同性是为受援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摩根索认为，人道主义援助之外的其他类型援助，基本上都带有贿赂的目的或性质。
摩根索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军事援助一直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外军事援助是一种传统的加强联盟的方式，但现在的军事援助已经不仅仅是发挥军事作用，它是通过军事援助来换取政治利益，通过军事援助迫使受援国听从援助国。在这种情况下，军事援助也像是一种贿赂，它使得受援国采取援助国所乐见的政策以继续接受这种援助。
为博得名望而进行的对外援助。援助国在援助过程中并不公开其真实目的，它以帮助兴建大型工程造成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的假象，实际上，这些援助项目并不具有真正的功能，如不能盈利的钢铁厂、不能发挥运输功能的高速公路、由外国人操控的飞机场等。这类援助往往能为援助国赢得较好的名望，与军事援助等现代贿赂手段具有某种共同性。
以经济发展为目的而进行的援助是摩根索笔下的最后一种对外援助形式，他对这种援助形式进行了专门论述。摩根索认为，对外经济发展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全面发展经济，然而，这种援助却是不明智的，而且不可操作。他认为，经济不发达状况往往不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而是根植于长期落后状态的政治制度造成的。例如，一种以不在地主的土地所有权为权力来源的政治制度，不可能实行一项土地改革计划而导致自我毁灭……经济落后也可能是文化因素造成的……而这种文化因素也不会因为对外援助所带来的资金转让和专门技术而改变。
摩根索指出，帮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可能带来美国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如受援国中可能会产生一个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反美的阶层，这个阶层在受援国由经济起步阶段向经济发达阶段过渡的过程中，会利用社会的变化制造动荡，最终可能给美国利益带来更大的冲击。
概括而言，按照摩根索的解释，对外援助就是一种可能对受援国施加影响的工具，其主要职能是争取受援国的人心。【1】
班菲尔德与摩根索的观点相似，但是在对外援助类型及动机方面的分析还是有一些差异。他也承认博得名望是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主要动机之一，除此之外，美国对外援助的其他动机和目的主要包括：将对外援助作为美国政府与受援国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获取美国所希望的特殊权益或政治利益；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加强对美友好政府的统治，并使受援国保持对美国的善意；最后，通过向受援国宣称美国对外援助的道义基础，影响受援国公众的倾向。【2】
其他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则是直接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与美国对外战略，尤其是与美国安全战略、美国政治战略和美国经济战略的关系。这些学者认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是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对外政治战略和对外经济战略。
按照埃里奥特·莫里斯（Elliott R.Morss）和琼·纳尔逊（Joan M.Nelson）等人的解释，美国对外援助，尤其是冷战时期的美国对外援助，是美国应对共产主义威胁的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美国通过对外经济援助，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赢得并维持着一个反共产主义的联盟；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向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经济援助，从而换取对这些国家军事基地的使用权。
对外经济援助还是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通过扩大出口、创造新的投资机会、获取廉价的进口原料等方式，促进和保护美国在海外的经济利益。
作为对外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一直致力于在世界范围内推动市场经济的活动，而美国的对外经济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是服务于美国的这一战略的。即以对外经济援助为前提，迫使受援国采取与美国一致的市场经济模式。【3】
总之，现实主义学者关于美国对外援助的解释，是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将对外经济援助视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手段。
自由主义对外援助理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有罗森斯坦·罗丹（P.N.Rosenstein‐Rodan）、巴巴拉·沃德·杰克逊（Barbara Ward Jackson）、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entington）等人；后来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中任职的沃尔特·罗斯托（Walt W.Rostow）、马克斯·米利肯（Max F.Millikan）、林肯·戈登（Lincoln Gordon）、肯尼思·加尔布雷斯（Kenneth Galbraith）等的对外援助理论，基本上也应归入自由主义一类。【4】
与现实主义理论不同的是，自由主义理论对美国对外援助目的与对外援助功能的认识更多的是从受援国的角度出发；尽管自由主义对外援助理论也不否认对外援助中的国家利益，但认为在对外经济援助的考量中，国家利益应该被最小化，取而代之的是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道主义关怀。自由主义对外援助理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首先，强调美国对外援助的利他性，即美国对外援助所体现出来的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道主义关怀。认为美国对外援助并没有与特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挂钩，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本身就担负着帮助贫穷国家的贫困人民免于痛苦的道德义务；尽管美国在对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时也会得到一些现实的利益，但这些利益是微不足道的。美国的经济援助主要是致力于不发达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在自由主义学者看来，美国对外经济援助属于美国对不发达国家所承担的一种道德义务或责任。
其次，美国对不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援助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受援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为了促进受援国经济的发展，即通过美国的经济援助，为每一个不发达国家提供稳步发展的机会，使受援国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取得满意的经济增长率，进而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在这一过程中，受援国需要动员自身的一切资源以实现经济的自我增长，而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只是缩短受援国实现经济自我增长的进程，即在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外援助只是发挥催化剂的作用。
第三，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主要由以下形式构成：
以外国通货偿还的长期贷款，即贷款时间一般在10年以上，每年需要偿还的贷款只是一小部分，不会给受援国带来偿贷的巨大压力。
补助款及"软贷款"，包括以当地货币偿还的贷款。补助款为援助国的赠款，无需受援国偿还；软贷款的贷款期限长，利息低，并且可以用受援国的货币偿还，这样，美国可以用这些货币继续对该国进行援助或投资。
向受援国出售以受援国货币支付的过剩产品，然后将出售这些过剩产品的收入用于对该国的投资或用于支付工人的工资，从而为该国吸引更多的投资。
技术援助，包括向受援国转让先进生产技术、提供技术设备、培训技术工人等。
第四，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援助不是美国一个国家的事情，为此应建立一个国际援助机制，所有发达国家都应该在这一机制下，为援助不发达国家作出贡献。
第五，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受援国自身在其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特别是受援国吸收外来援助的能力。这包括说服受援国农民改变他们的方法，改为替更广大市场生产所需要的东西；培养一批能运用新技术的技术人员；培养一批在技术经常新陈代谢的社会环境下扩大生产的企业家；培养现代专业管理人员，其工作目的应是为国家谋福利、提高工作效率，而不是贪污，搞家庭、氏族或地区关系。【5】
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对外援助理论在美国学术界及政界均产生了较大影响，在不同政府时期，这两种理论也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和影响。一般说来，民主党执政时期，自由主义对外援助理论的影响相对要大一些，如在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时期，以罗斯托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设计师。而以摩根索为首的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见解，无论是在共和党执政时期，还是民主党执政时期，都是制定对外援助政策时所难以忽视的。而且，随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制度化，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动机与目的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已经很难用某一种理论来解释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此外，针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也有其特殊性。因而，对二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分析，既应注意概括和分析其规律性的东西，又应注意分析不同个案的特殊性。
（二）美国学术界对战后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宏观分析
美国学术界对发展援助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个案分析，对美国发展援助政策进行宏观分析的著述相对较少。不过，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并出版了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
沃宁·卢坦（Vernon W.Ruttan）长期致力于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研究，不仅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文章，他的代表作《美国发展援助政策：对外经济援助的国内政治》，是美国学术界从宏观角度对发展援助进行探讨的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这部著作对美国发展援助政策进行了相当全面的分析，包括战后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演变、美国主要的双边援助尝试、美国所参与的多边援助项目，并对未来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卢坦表示，他的这部著作就是要回答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三个问题：为什么二战后美国会致力于一系列大规模的对外援助？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转变的原因是什么？美国援助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什么？
卢坦认为，二战结束后，随着西欧和东亚经济的恢复，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主要有以下六大战略构想：一是建立自由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秩序。美国外交政策设计师战后通过创立一系列新机构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来实现这一战略。这一战略构想源于这样的认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存在的经济独裁与政治专制是造成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二是杜鲁门总统在第四点计划中所表述的，让不发达地区分享美国科技与工业进步的成果，即技术援助。三是肯尼迪总统所表述的"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将是更加安全的世界"。美国的战略思维开始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的遏制转变为发展，通过双边与多边援助，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四是美国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所确定的"新方向"，即对外援助应关注人类的基本需求和人权。五是安全与经济援助委员会（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Economic Assistance）报告及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国务卿提出的，将经济援助与安全援助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原则。六是老布什总统任期末期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构想，这一构想成为克林顿（Bill Clinton）执政时期美国对外援助的主题。
卢坦认为，有两大因素制约了美国对外援助政策，使这六大战略构想难以实现。一是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战略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发展援助的规模往往受冷战强度的制约，不同时期的发展援助政策都会受制于美国的对外战略目标。二是美国决策者的战略构想与可利用的资源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6】
如何使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更加有效，尤其是在促进受援国经济发展方面产生效果？卢坦在这部著作以及之前与安妮·克鲁格（Anne O.Krueger）教授等人合著的《援助与发展》一书中给出了答案。《援助与发展》同样是一部从宏观角度研究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力作。它探讨了发展援助理论与政策的演变，分析了援助国与受援国政策对援助成效的影响，并从不同领域分析了发展援助的影响。书中的个案分析对比了美国发展援助政策的成效。该书指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如果要成功地提高受援国公众生活质量，即使不是非常显著地推动受援国经济和政治发展，也必须具备增加收入来源、提高个人和社会的消费水平的能力。为此，卢坦和克鲁格等人从宏观经济与具体经济领域两方面分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看，经济援助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受援国的经济政策，在卢坦等人看来，受援国采取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促进出口的快速增长，是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第二，援助国与受援国在多大程度上就后者的经济政策达成共识，尤其是受援国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所能做出的承诺。第三，从援助国美国的角度看，美国对外援助的政治目标不能凌驾于经济发展目标之上。
从具体领域来看，美国对外援助应侧重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与农业发展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二是加大对农业研究的投入，这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尤其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三是农村发展项目，美国发展援助应致力于提高受援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四是改善医疗卫生状况、帮助实行计划生育。最后，重视对教育及其他人力资源方面的投资。【7】
卢坦等人与自由主义学者的观点比较接近，尽管他们也都承认战后美国对外发展援助具有强烈的政治、经济及意识形态动机，但他们也认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是利他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所以，这部分学者的着眼点在于审视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过程及政策，以及美国与受援国之间的政策互动，提高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成效。所以，他们期待，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理论影响美国对外发展援助半个世纪之后，能有新的发展理论与发展援助理论出现。
与卢坦等人对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成效不满相比，萨谬尔·巴特菲尔德（Samuel Hale Butterfield）对美国发展援助的成效则是评价颇高。巴特菲尔德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战后美国发展援助政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对不同总统执政时期美国发展援助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通过战后的发展援助，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其中尤以亚洲国家最为典型，其次是拉丁美洲国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虽然依然比较落后，但也取得了重大社会进步。美国发展援助的成效可通过以下数据体现出来：受援国人口的平均寿命由1950年的48岁增加到1995年的66岁；接受美国发展援助的90个国家中，有57个国家实现了经济持续增长；拥有6.75亿人口的25个国家已经不再依赖对外援助，步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巴特菲尔德也承认，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美国提供了巨大的经济利益，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低失业率，主要依赖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8】很显然，巴特菲尔德将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与社会领域的发展归结于美国的发展援助，但在他的书中，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证明美国的发展援助在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因此，他的结论不具说服力。
雅各布·卡普兰（Jacob J.Kaplan）于1967年出版的《对外援助的挑战：政策、问题与可能性》，是第一部系统分析美国对外政策、美国对外发展援助与美国国家利益三者之间关系的著作。在书中，作者分析了对外援助的政策背景、美国对外援助目标的演变与发展、美国对外援助的价值与局限性、对外援助政策与美国国家利益等问题。卡普兰明确表示，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具有双重目的，一是思考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理想的与可行的目标；二是按照这一目标框架，审查现有的援助政策以及对有争议援助政策的改革，判断这些政策是否属明智之举。卡普兰认为，美国对外援助并非基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目的，所以美国不会向中国和古巴提供经济援助。
卡普兰毫不讳言，美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自然是为了维护美国总体的政治经济利益，在冷战期间，国家安全利益在对外经济援助中占重要地位。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美国致力于阻止共产主义阵营对发展中国家公开的、隐蔽的威胁；利用受援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加强美国对抗共产主义阵营的力量；将发展中国家之间冲突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避免给共产主义阵营见缝插针的机会；向发展中国家宣扬美国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对抗共产主义阵营对发展中国家的宣传活动等。在经济领域，美国对外援助的目标是扩大美国商品出口，扩大美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并帮助美国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
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卡普兰对美国发展援助的内涵有着更广泛的理解。他提出，为实现对外援助的长远政治目标，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内容应该更多地向政治与社会领域转移，包括对潜在领导人进行自由主义教育，并增加这种教育的机会；在关键的社会领域如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领域加强特别培训；更加关注基础教育；敦促受援国采取措施，减轻社会底层的不满，如确立更加公平的税收制度、消除城市贫民窟、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医疗服务、照顾弱势群体等。
卡普兰认为，与政治目标相比，美国从对外援助中得到的经济利益要小得多。如在对外贸易方面，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在美国总体贸易中只占很小的比重；而且，接受美国援助的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将美国所提供资金全部用于购买美国商品，其中相当大比重的资金被用于从西欧和日本进口商品，这种状况不利于解决美国的收支平衡。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西欧和日本等援助国采取与美国相同的办法，向受援国提供经济援助，并允许他们从任何援助国购买他们所需要的商品；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要求西欧和日本在多边援助体系中承担更大的份额。【9】
虽然同样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美国对外援助，戴维·帕特（David Porter）与卡普兰还是略有不同。在《美国对外经济援助》一书中，帕特将美国对外经济援助的国家利益诉求归纳为国家安全利益、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发展利益、政治意识形态利益和体系稳定利益。其中，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而确定的受援国主要是与美国有紧密的共同安全联系，或美国设有军事基地的国家；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提供经济援助的，主要是那些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及其他力量的国家；出于美国自身经济利益考虑而提供经济援助的，是那些与美国有重要贸易和财政联系的国家；为发展利益而提供经济援助的则是那些具有巨大经济发展潜力的国家；出于政治意识形态因素考虑而提供经济援助的是那些通过民主制度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与美国保持一致的国家；体系稳定利益，是美国向政治上不稳定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防止以美国为首的阵营中出现不稳定因素。
与其他从宏观角度研究美国发展援助的学者不同的是，帕特对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决策机制进行了初步研究。帕特认为，宪政体制决定了美国对外发展援助决策取决于行政部门和国会。但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两大部门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尽相同。从二战结束至1973年，美国对外援助的决定权主要操纵在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手中，参与决策的主要有美国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财政部、商务部、农业部和进出口银行等。在对外发展援助中，行政部门之所以能够凌驾于国会之上，主要在于从1943年开始，美国国会倾向于尊重总统的外交权利；另外，与行政部门相比，美国国会也不能掌握足够的、与对外援助相关的信息。
然而，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国会尤其是参议院开始挑战总统的外交权利，美国国会在对外援助领域也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它通过每年对《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的修订，为美国对外援助注入立法机关的痕迹。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基本人类需求修正案》（Basic Human Needs Amendment），标志着美国对外援助的主动权由行政部门转移到国会手中。【10】
帕特只是从权利结构上分析了美国对外援助的决策，虽然是分析美国对外援助决策的有益尝试，但并未能将美国对外援助的决策程序展现出来，尤其是没有分析不同政府部门在美国对外援助决策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三）美国学术界对战后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的个案研究
在对美国发展援助政策的个案研究方面，美国学术界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第一类是对美国某项发展援助政策，或某一时期美国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援助政策的研究，如杜鲁门总统提出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第四点计划、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针对拉丁美洲组织的争取进步联盟、自肯尼迪总统当政一直持续到现在的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中等人力资源"的和平队（Peace Corps）、小布什政府提出的千年挑战账户计划等；第二类是借鉴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对一定历史时期的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进行分析和研究。其中，第一类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作为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开端，第四点计划并未引起美国学术界的广泛重视，除了第四点计划开展初期美国学术界发表的一系列建议性文章外，真正从学术意义上研究第四点计划的成果只有一部专著，即瑟奇·谢宁（Sergei Y.Shenin）的《美国与第三世界：战后关系的起源与第四点计划》。该书系统地阐述了第四点计划的起源、根据第四点计划建立的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技术援助机制、第四点计划的发展、第四点计划与多边援助机制及美国国内非政府组织的关系等问题。该书的不足之处也很明显，它没有对杜鲁门总统提出第四点计划的动因进行分析，好像它仅仅是即兴之作；另外，它对第四点计划实施过程与美国外交战略的关系的分析也较为欠缺。【11】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往往被认为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援助不太活跃的时期。但博尔顿·考夫曼（Burton Kaufman）提出，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发展援助实际上经历了一系列转变，在执政的头两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奉行的是"贸易而非援助"（Trade not Aid）政策，但在执行两年后，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艾森豪威尔政府转而实行"贸易加援助"（Trade and Aid）的政策，到1958年更是转变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援助。而且，正是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开始尝试通过多边机构（如成立国际开发协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与其继任者肯尼迪总统不同的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政策更加冷静，也更加适用。【12】
小查尔斯·沃尔夫（Charles Wolf Jr.）的《对外援助：在南亚的理论与实践》，是研究特定时期美国对特定地区援助的重要成果。作者着重分析了1951—1957年《共同安全法》（Mutual Security Law）时期美国对南亚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只是作者笔下的南亚，不仅包括印度次大陆的国家，也包括印度支那半岛的东南亚国家。在沃尔夫看来，美国对南亚的经济援助的出发点，无外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从政治上来看，是通过美国援助，促进受援国的政治稳定、赢得受援国的友谊、对受援国施加一定的影响，并与苏东阵营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相抗衡；从经济动因看，美国的经济援助是为了扩大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往来、获得战略物资、扩大对受援国的投资。尽管沃尔夫并不是专门研究美国对南亚（含东南亚）的发展援助，但毫无疑问，他基本上揭示了在共同安全的幌子下，美国对这一地区进行军事与经济援助的实质。【13】
20世纪60年代，美国开始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的发展援助，而且，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的对外援助制度化。因此，这一时期的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成为美国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无论是肯尼迪总统建立的和平队，还是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对拉丁美洲推行的"争取进步联盟"政策，都曾引起美国学术界的研究热情，并出版了数十部相关专著。关于美国学术界对争取进步联盟与和平队的研究，本书的两位作者均有专文介绍，这里不再赘述。【14】
如果以政府时期来划分，美国学术界关于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尼克松（Richard Nixon）政府以前时期。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档案解密制度，现在，美国政府外交档案已经解密到尼克松时期（1973年），1973年以后的美国外交档案还未解密，起码是还没有汇编入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FRUS）。所以，1973年之后的美国对外发展援助，从美国学术界来看，只有寥寥数篇文章，其中有一些还属于美国政府官员或智库成员为美国对外援助政策辩护或解释的文章。
在关于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研究成果中，有一些学者运用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对特定时期的美国发展援助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此类研究成果虽然数量不多，但由于研究角度独特，在美国学术界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最早运用发展理论研究美国对外发展援助的学者是罗伯特·帕肯纳姆（Robert A.Packenham），他的代表作是《自由的美国与第三世界：对外援助与社会科学中的政治发展思想》。帕肯纳姆认为，从1949年杜鲁门总统提出第四点计划到1968年，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技术援助，在美国决策者的考量中，政治发展一直是制定对外政策时需考虑的重要因素。美国政治发展的目标主要包括：民主、稳定、反共产主义、亲美主义、和平外交等。而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工具就是经济和技术援助。帕肯纳姆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分析美国国家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政治发展的关系的。他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与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是密切相关的。首先，美国负有道德责任，如果美国置发展中国家于不顾，美国与其他少数国家将成为贫穷海洋上的富裕岛屿，即使它不会受到安全威胁，也会受到道德威胁；其次，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的利益是军事安全，因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绝大多数是有色人种国家、它们大多数也是南部国家，相对比较同情社会主义，它们对北部富裕国家的敌视很有可能会导致种族或阶级战争；第三，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美国也有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些国家变得越富裕，就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为美国企业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帕肯纳姆承认，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重点在于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并不具备实现政治民主的基本条件，甚至通过外来援助来创造这样的条件的努力也是不明智的。【15】
迈克尔·莱瑟姆（Michael E.Latham）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则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探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尤其是对第三世界的援助政策。莱瑟姆认为，无论是争取进步联盟还是和平队，现代化思想都影响了对发展进程的制度性理解，两者都是通过物质援助和展现理性的组织与社会结构来变革传统社会和文化。在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政策制定者看来，在追求经济增长和政治改革的同时，必须促进当地人的世界观发生变化。在他们看来，通过美国的经济、技术与人力资源援助，西方的思想、技术和市场所激发出来的热切愿望将促使发展中国家脱离传统社会的聚合手段——家庭和宗教。但这一过程同样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挑战主要来自共产主义的影响，尤其是共产主义关于社会改革、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等方面的主张的影响。因而，美国认为必须在共产主义对发展中国家产生决定性影响之前，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