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杭州宗教文化遗存与现代人文旅游（1）——现状、问题及发展对策分析
（一）丰富的宗教文化遗存
杭州市现存的宗教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而且很多还得到了修复和保护。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如下一些。
1 .佛教文化遗存
佛寺类：目前已经修复并开放的佛教寺院有：始建于东晋的灵隐寺、下天竺法镜寺、永福寺、灵顺寺、法华寺、玛瑙寺；始建于隋唐时期的中天竺法净寺、韬光寺、径山寺；始建于吴越国的净慈寺、上天竺法喜寺、慧因高丽寺等等；
石刻造像类：
主要有著名的飞来峰造像；有“飞来峰第二”之称的余杭南山造像以及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
佛塔经幢类：
主要有：建于唐代的龙兴寺经幢，建于五代或宋初的灵隐寺两石塔两经幢、闸口白塔、六和塔（清代重建）、雷峰塔（当代重建）；以及建于清代的香积寺石塔。
2 .道教文化遗存
主要有号称“西湖三大道院”的始建于晋代的葛岭抱朴道院、玉皇山及黄龙洞。
3 .其他宗教文化遗存
主要有始建于南宋的杭州凤凰寺，是我国南方伊斯兰教的四大古寺之一。
建于清顺治年间的杭州天主教堂，是杭州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教堂，也是国内早期天主教堂的代表作之一。
（二）市场潜力及现状分析
相对于其他类别的历史文化遗存，杭州市现有的宗教文化遗存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层次较高，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在国内宗教界的地位也十分重要。如灵隐寺、净慈寺为全国重点寺院，抱朴道院为全国重点道观；六和塔、白塔、飞来峰造像、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梵天寺经幢、灵隐寺、凤凰寺等多处遗存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管理。杭州的佛教石刻多雕造于宋元时期，宗教及艺术价值独特。如麻曷葛剌造像是国内惟一有明确纪年的麻曷葛剌（梵语“大黑天”的意思，为藏传佛教所奉的大日如来的化身）造像。而龙兴寺经幢则是浙江省最早的石刻经幢之一，也是杭州市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
因此，杭州市现有的宗教文化遗存也具有显著的旅游开发价值。就目前来说，除西湖之外，以灵隐景区为代表的宗教文化遗存是来杭州旅游的游客（不仅是香客）的另一个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据统计，每年来此观光的游客（香客）人数达到500万之多。
然而，从发展现代旅游（文化旅游）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杭州宗教文化旅游还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虽然灵隐天竺景区每天游人如织，香火很旺，但是宗教旅游的产品单一，目前主要还停留在传统的参观游览、烧香拜佛等民俗佛教信仰的层面。特别是对于宗教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价值和品质内涵还有待我们深入发掘。
在杭州市现有的宗教文化遗存之中，各宗教之间的地位和旅游开发价值差异较大。因此，在发展现代文化旅游时，也应区别对待。
第一，杭州的传统宗教（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文化遗存最具开发价值，特别是发展佛教文化旅游的潜力最大，市场前景也最为广阔。这也是本节重点分析的对象。
第二，相对于佛教文化旅游来说，杭州市的道教及民间宗教文化旅游的开发明显滞后。如玉皇山除有福星观、紫来洞外，山下还有开辟于南宋年间的著名的八卦田等道教名胜。其丰富的道教文化内涵与优美的自然景观结合得十分巧妙，但迄今为止尚未广为世人所知。
第三，其他宗教文化遗存也具有其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如伊斯兰教的凤凰寺、天主教教堂。不过，由于这些遗存主要面向特定的宗教信徒，不具有文化旅游的普遍价值。因此，本文对此分析从略。
（三）创新理念与对策方案
基于上述认识和分析，我们认为，在进一步完善杭州市现有的宗教文化旅游产业的规划和建设的同时，杭州宗教文化旅游应着重思考如何适应现代旅游业的发展趋势，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战略。
就目前的现状来说，杭州市有关部门对于杭州宗教文化旅游景区的规划建设以及管理运作已经有着良好的基础和丰富的经验。诸如包括“天竺香市”在内的新灵隐景区规划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净慈寺及“南屏晚钟”等著名宗教文化景观已经或正在规划建设之中。但在发展理念、管理机制及产品体系等方面都需要不断创新。如何推陈出新，确立创新理念、推出创新产品体系是杭州宗教文化旅游发展战略的重点所在。
在理念创新方面，确立新的发展战略和目标。
首先，应深入发掘杭州宗教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大力提升和丰富杭州宗教文化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以期实现杭州宗教文化旅游的品质转型。
中国传统宗教（包括佛教、道教和民间宗教）不仅是指一种宗教信仰，更是与中国文化（包括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建筑、饮食服饰、音乐等）和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因此，它才吸引了众多的中外游客（而不仅是香客）的广泛兴趣。而且，杭州众多的宗教文化遗存在国内宗教界多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特别是佛教遗存如灵隐寺、净慈寺等多为禅宗祖庭，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可以说，这些都为我们提升杭州宗教文化旅游的档次和品位提供了可能。
其次，结合现代体验式旅游的发展趋势以及杭州建设“生活品质之城”的大背景，可以重点发展“现代宗教体验游”，作为杭州市宗教文化旅游的发展方向之一。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如佛教的坐禅、道教的养生气功等，对于净化社会道德、缓解快节奏下的现代人的身心压力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海外（特别是韩、日）及我国的港台地区，面向非宗教徒的“宗教体验修学游”还是比较流行的。开展类似的修学游项目，也可以从宗教文化角度，为当代杭州创建“生活品质”之城提供新的资源。
第三，实施品牌战略。大力整合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品优势，以期实现杭州宗教文化旅游的品牌和规模效应。
第四，发展现代杭州宗教文化旅游，应立足本土，面向海外市场，且重点在于开拓海外市场。这对我们着力提升杭州宗教文化旅游的国际品牌和文化含量十分重要。
推出具有独特魅力的杭州宗教文化旅游创新产品体系和品牌项目。
杭州佛教文化旅游的品牌定位为——“东南佛国”。
早在吴越国时期，以杭州为中心的吴越地区就有“东南佛国”之称。如今这一称号也代表了杭州佛教文化遗存在全国甚至于国际的地位和形象。
打造“东南佛国”品牌，一方面，应继续发挥或恢复已有的品牌效应，如灵隐景区的“灵隐飞来峰”、三天竺的“天竺香市”、净慈寺的“南屏晚钟”、余杭径山寺的“径山茶宴”以及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西湖三塔”等等；另一方面，可结合现代“宗教体验游”，面向广大游客推出以下系列具有独特魅力的“心灵环保之旅”系列文化旅游产品和项目：
1 .坐禅：佛教禅定实践十分有益身心健康，是现代瑜珈术的鼻祖；
2 .素食：佛教素食不仅是佛教徒的斋戒行为，而且具有环保、保健功能，目前在国际上也比较流行；
3 .佛教音乐：佛教梵呗独特的净心、放松功能是其他音乐所无法比拟的；
4 .“短期出家体验游”：“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品味出家人的生活体验；
5 .“讲经说法”：听高僧大德讲经说法，感悟佛门的般若智慧；
6 .放生：放生习俗流行于江南，宋代时西湖曾一度被辟为放生池；
7 .茶道：佛教有“茶禅一味”之说，如今日本茶道乃起源于“径山茶宴”。
另外，在旅游线路的设计上，可以联合浙江省内的普陀山、天台山以及国内其他省市著名的宗教文化名胜共同推出以佛教文化遗存为主题的精品线路，使游客在修学游中亲身感受中国佛教文化丰富的内涵和价值。如中国佛教“五山十刹游”（南宋时评定下“五山十刹”，“五山”分别为径山寺、灵隐寺、净慈寺、天童寺、阿育王寺，均集中在浙江省）、“禅宗文化寻根游”、“江南佛教石刻文化一日游”等。
此外，鉴于杭州目前道教文化旅游的开展明显滞后，还应加大杭州道教文化遗存的现代旅游开发力度。推出“西湖三大道院一日游”的专题产品，以探索杭州道教文化遗存的深刻内涵和价值。另外，还可以联合杭州的胡庆余堂中医博物馆、黄龙洞以及玉皇山八卦田等文化遗存，推出“道教文化与养生”、“道教文化与风水”、“周易与道教文化”专题的道教文化修学游。
二、杭州古雷峰塔的佛教文化渊源（2）
位于杭州西湖之滨的雷峰塔与保俶塔、六和塔合称“西湖三塔”，是美丽西湖的历史见证和象征。由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始建于公元975年的杭州雷峰塔，因与之相关的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而名噪江南，又因该塔于1924年倒塌之后鲁迅先生有感而写了两篇《论雷峰塔的倒掉》之杂文而在现代中国人心目中留下了深刻而复杂的印象。然而，本文以为，从历史上看，雷峰塔实际上是一座典型的佛塔，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佛教文化内涵。本文即通过分析吴越王钱弘俶建塔动机、塔砖中所庋藏的佛经及地宫中发掘出的众多的佛教文物，来探讨其中的佛教文化渊源。
（一）建塔动机：奉佛螺髻发舍利
古雷峰塔位于西湖畔净慈寺前夕照山上之中峰，据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记载，此处“旧有郡人雷就筑庵所居，故名雷峰”，塔因此而得名。雷峰塔另有多个名称，因位于杭州的西城门（又称“涵水西关”），因之塔初建时名“西关砖塔”；旧志又称塔在“黄皮园”，其地尝植黄皮木，故民间又称“黄皮塔”。又传吴越王钱弘俶因祝贺黄氏王妃得子（暨封妃盛典）而建，故名“皇（王）妃塔”。
由分析雷峰塔之得名，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吴越钱王建造雷峰塔的动机。据《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的记载：雷峰塔系吴越钱王钱弘俶为贺王妃得子着宫监所建，故又名“黄妃塔”。此说多为今人著作采纳，如冷晓、陈荣富等的著作中皆取此说。（3）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雷峰塔倒塌之后不久，著名学者俞平伯先生就曾撰文指出：钱王并无黄姓妃子，所谓“黄”乃“王”（皇）之误读。在钱弘俶所作的塔记碑文及塔砖中署名众多，说明雷峰塔系众人合力所为；以“王妃”名塔，其义乃是将吴越王与王妃并列，似不当专属王妃。（4）俞平伯先生此说不无道理。不过笔者以为，从当时史料记载来看，钱王建造此塔也确有纪念王妃之意义，然而此说并未能充分说明钱王建塔之根本动机。
而在江浙一带民间，则广泛流传着以雷峰塔镇压水妖白蛇以祛西湖水患之传说。清代陆次云在《湖偄杂记》中说：“俗传湖（指西湖）中有青鱼、白蛇之妖，建塔相镇，大士嘱之曰‘塔倒湖干，方许出世’。崇祯辛已，旱魃久虐，水泽皆枯，湖底泥作龟裂，塔顶烟焰薰灭，居民惊相告曰‘白蛇出矣！’互相惊惧，遂有假怪以惑人者。后得雨，湖水重波，塔烟顿息，人心始定。”（5）由中国传统风水学的角度来看，建雷峰塔以镇妖去西湖水患之说，或许有一定道理，但镇压“白蛇”一说当为后出。其实，雷峰塔原本与白蛇无关。最早将雷峰塔与白蛇联系起来的是《淳佑临安志辑逸》之一则记载，后来才逐渐敷衍成一完整的传说。《淳佑临安志辑逸》（清湖敬辑）卷五《显严院》条引《庆元创修记》云：“建炎（1127—1131）末，有司欲毁之，度其材以修城，忽巨蟒出，绕其下，而止。其后军寨于此，环塔为藏甲处。一日烈风震霆，摄兵器于外而局键如故，主将怪其事，迁而它之。”（6）时人也将令“四众惊异”的“灵迹章章”归于“佛髻菩萨与种种严饰，胜妙殊绝，得未曾有。”（7）正是这些“灵异”事迹使得已经在方腊起义中遭受损毁的雷峰塔，在战乱频仍之际得以残存。于是，在宋代话本《西湖三塔记》中，开始有了蛇妖的故事，不过此时的蛇妖主要是指危害人们生活安宁的西湖水妖，蛇之被镇压只是它行恶害人的报应。至明代冯梦龙《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故事已经十分丰满，而白蛇之形象也日趋净化，终于成了人们心中美丽善良、勇敢执着地追求爱情自由的可爱的姑娘形象，且演绎了一段白娘子与许仙之间动人美丽的爱情传说。
随着“白蛇与许仙”故事的流行，雷峰塔也名噪江南，然而雷峰塔的本来面目却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那么，吴越国王钱弘俶建塔动机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为，从钱弘俶一生的行为、思想及信仰来看，最为准确的说法应是钱王为奉安佛螺髻发舍利而建。在由钱王撰写的雷峰塔《建塔碑记》（8）中明确表示：“（钱弘）俶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者，盖有深旨焉。诸宫监尊礼佛螺髻发，犹佛生存，不敢私秘宫禁中。恭率宝贝，创窣波于西湖之浒，以奉安之。”《淳佑临安志辑逸》卷五《显严院》条引《庆元修创记》也有记载：“浮屠氏以塔庙为像教之盛，钱王时获佛螺髻发，始建塔于雷公之故峰。”亦明确说明了建塔之动机。
在佛教文化中，“佛舍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神圣之物。为了表示对佛陀的虔诚信仰，佛教信徒无不争相供奉佛舍利。佛舍利又分为两种：一是法身舍利（即佛经）；二是生身舍利，即释迦牟尼圆寂后火化时遗留下来的固体结晶状特殊物质。通常所说的舍利，即指生身舍利。而作为一种建筑形式，“塔”本原于印度，它又称“窣堵波”、“佛图”、“浮屠”、“浮图”，是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出现。印度的塔有两种：一种是埋葬佛舍利、佛骨等的“窣堵波”，近似于坟冢的性质；另一种是所谓的“支提”或“制底”，内无舍利，称作庙，即所谓塔庙。
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相结合，古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广建佛塔以弘扬佛法的故事，就一直为历代崇奉佛教的帝王将相所仿效。阿育王是印度历史上著名的护法王（约前272—前232），他在位时，以佛教理念治国，曾造八万四千大寺，建八万四千座舍利塔，分送宇内。据说中国有多处“阿育王寺”内供奉的阿育王塔即为此时所建。吴越国自钱镠立国以来，历代钱王无不以“奉佛顺天，保境安民”为根本信条。在三代钱王之中，尤以钱弘俶（公元947—978在位）奉佛最为虔诚。钱弘俶继承王位以后，他曾多次将宁波阿育王寺中的佛舍利迎请至杭州供奉，并且还在王宫中专门供有“佛螺髻发舍利”。虽然吴越国偏安江南，但在赵宋王朝一统天下的趋势及西湖水患的背景下，为祈求佛祖“驱灾镇邪，保境安民”，钱俶仿效印度阿育王的故事，广造《宝箧印陀罗尼经》经卷，并依据该佛经所示，以金钢铸造八万四千佛塔（即俗你“金涂塔”），并在佛塔中间封藏《宝箧印陀罗尼经》（即法身舍利），以杭州为中心，颁发吴越国全境，分别供养，此事历时十年方成；其中最珍贵的一座金涂塔，在其中就供有原本深藏于宫中的“佛螺髻发舍利”，钱王将其移至西湖之滨，专门为建雷峰塔以奉安之。塔成之后，依塔还建有佛寺（即显严院），北宋二年（公元1065）曾有名僧广慈法师主持之。
在雷峰塔地宫中镇以佛螺髻发舍利，并在雷峰塔及塔砖中庋藏佛经——即佛之法身舍利，这些事实足以证明：雷峰塔本是吴越国王钱弘俶为奉安佛螺髻发舍利而建，其性质无疑当属“佛舍利塔”。
（二）雷峰塔砖与《宝箧印陀罗尼经》
据记载，1924年雷峰塔倒塌之时，杭州城中万人空巷，竞相奔赴现场寻拾塔砖。当时杭州附近一带乡民笃信雷峰塔的神灵，传言雷峰塔砖可利农蚕，渔民出海可保平安，可避蛇祸，甚至说以砖作枕，可以驱除恶梦，夜哭郎也不再啼哭。那么雷峰塔砖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呢？
实际上，从已出土的塔砖来看，由于雷峰塔几经修治，砖之大小不等，制作也并不精致。雷峰塔砖的特别之处乃在于部分塔砖中庋藏有佛经。雷峰塔倒塌之后，经专家确认为吴越钱王时的造塔之砖，有两种：有孔无字的，有字无孔的。有字之砖，上面所塑的字有一字、二字、三字或四字，字的内容或单字（如“大”、“千”）或地名（如“西关”）或人名（如“吴王”“吴妃”），没有一定规律性，因而也看不出有何神奇之处。有孔之砖，砖呈长方形，孔之一端露在砖缘，一端入砖腹，此乃特制以藏佛经之用。显然，砖中所庋佛经比砖本身要珍贵得多，雷峰塔砖之所以如此神灵，正是由于其中藏经的缘故。砖中藏经是木刻印刷的《宝箧印陀罗尼经》，印经上署有“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藏入西关砖塔（即雷峰塔）永供充养乙亥八月”。虽然号称有八万四千卷，但实际出土的不过千数，而且大多是残缺不全。但由于其年代确切可靠，亦为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宋初木刻印刷品，因而仅从文物角度来看，就已十分珍贵。据说，解放前上海曾有收藏者出售，每张塔经标价达两千银元。如今，该印经已是寥寥无几。不仅塔砖中藏有佛经，在舍利塔地宫中也藏有《宝箧印陀罗尼经》经卷。
那么雷峰塔的建造者为何要在卷帙浩瀚的佛经中选择《宝箧印陀罗尼经》来供奉呢？这里自然有其特别的理由。《宝箧印陀罗尼经》全称《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简称《宝箧印经》或《陀罗尼经》。“陀罗尼”是“密咒”、“神咒”之意，“宝箧”为珍藏密咒之具，“印”即佛之心印、法要，在此指“陀罗尼”。此经在《大藏经》中入秘密部，为唐代著名高僧不空奉圣旨翻译。虽然该经经文只有两千九百二十字，但依经中所说，却有着不可思议的殊胜功德。在该经文中，释迦牟尼佛如是说道：“一切如来俱胝如胡麻心陀罗尼印法要，今在其中”，“若人书写此经置塔中者，是塔即为一切如来金刚藏窣堵波（即塔），亦为一切如来陀罗尼心秘密加持窣堵波”。因此，该经为塔之法要，而塔则为经之宝箧。经文有一节还记载了佛祖的一段经历：佛祖应一大婆罗门（无垢妙光）请往彼所，至一园名曰“丰财”中之古朽塔，“尔时塔上放大光明赫然炽盛，于土聚中出‘善哉’声”。于是大众异常惊怪，问其故，佛答曰“有无量俱胝‘陀罗尼法要’在其中故”。并说，“若人作塔或土石木金银赤铜，书此法要安置其中，才安置已，其塔即为七宝所成”。经文还说，安置此“陀罗尼法要”的塔及佛形象所在之处，为佛及诸天所护，能免于一切魔鬼所害，乃至可以驱灾镇邪，风调雨顺，吉祥如意。此“法要”之所以有如此殊胜功德，皆因“以此宝箧印陀罗尼威神力故”。
一千多年前，吴越国王钱弘俶建造雷峰塔，并在塔中供奉舍利及佛经，其行为与该佛经中所说正相契合，可见钱王之意是籍此广植善根，以祈求佛祖护持吴越国，保境安民。在历史上，供有佛舍利的金涂塔确也扫除了钱俶内心里战争残杀的阴霾，“奉佛顺天”，自愿“纳土归宋”，保全了吴越境内的经济繁荣和百姓平安，从面成就了“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宋柳永词）。或许正是由于佛祖的护佑，雷峰塔建成以后，虽曾历经兵火雷击等种种劫难，塔之外部设施也曾多次遭毁并重建，然而塔之主体（即塔心）却历经千年风雨沧桑，一直矗立在西湖之滨。直至民国初（1924），庋经遭劫，状如“老衲”的雷峰塔终于坍圮。
（三）由雷峰塔地宫出土佛教文物看佛教中国化
古雷峰塔之建筑造型融合了中国民居的特点：檐角，走廊，已经完全汉化，是典型的中国式佛塔；而雷峰塔地宫出土的佛教文物则进一步印证了佛教的中国化。据了解，在雷峰塔遗址的考古发掘过程中，雷峰塔的地宫中总共出土文物70多件。除了藏于地宫铁函中的镇塔之宝——供有佛螺髻发舍利的金涂塔之外，另外还有鎏金银盒、鎏金龙莲底座佛像、小蓝玻璃瓶等堪称“国宝级”的文物，十分珍贵。由于出土文物较多且具有丰富的文化价值，因而雷峰塔地宫考古发掘被誉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其实，早在1924年雷峰塔倒塌时，在雷峰塔砖窦中就曾出土过一种“塔图”：图中起首为一图案画，中有一鹤。下绘有四塔，四面花纹不同，实为一塔之四面。当时专家学者即判定为“金涂塔图”。因其鎏金工艺，人们便习称之为“金涂塔”。因其内藏有《宝箧印陀罗尼经》，为珍藏佛教密咒之具，又称“宝箧印塔”；还因其是钱弘俶仿印度阿育王所造，故又称“阿育王塔”。雷峰塔地宫出土的金涂塔为鎏金银质工艺，其结构与印度阿育王所造塔大致相似，但为了符合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习俗，一些地方作了改变：塔基由原来的无佛改为有佛，塔上佛像全部汉化，俨然中国人的面孔及衣饰，造形也更加精美。不过与钱俶所造并分送各地供奉的其他金涂塔有所不同（近些年来在国内各地陆续有出土），藏于雷峰塔地宫中的金涂塔因庋藏有“佛螺髻发舍利”，更显得非同寻常。
在雷峰塔地宫出土的文物中，还有一件造型罕见、十分耐人寻味的珍贵佛像——鎏金龙莲底座佛像。在我国的历代考古发掘中，造型优美、工艺精良的精制佛像并不少见，然而该尊佛像造型独特，在古今中外所有佛教造像中可谓绝无仅有，堪称稀世珍宝。从造型上来看，其独特之处在于：佛祖端坐于莲花之上，背后是象征着智慧之光的火轮。在莲花座下，一条巨龙昂首翅舌，身体扭曲盘缠在支撑着佛像的立柱上。龙鳞细密，四腿三爪刚劲有力。巨龙之下为双层基座。佛像静谧安详，巨龙则苍劲挺拔，佛与龙二者竟然如此和谐地融合在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中，实在神乎其技！这尊佛像寓意深远，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无疑具有独特的象征意义。
在印度南亚次大陆文化中，“龙”生于水中，能在海中称王称霸。龙王还拥有大量的珠宝，是海里的富豪。就佛教教义而言，龙与诸天、药叉等所谓“天龙八部”，皆为佛（法）的护卫和供养者，俗称护法神。雷峰塔中原有石刻《华严经》（已于1924年雷峰塔倒塌时散失），经文中有一段曰：“大塔庙处，无量佛刹，常为天龙人非人等，恭敬供养”。另外，雷峰塔中所藏《宝箧印陀罗尼经》，经文中更是说得明白：在佛祖与婆罗门及天龙八部金刚力士等护法神的对白中，佛以光明觉悟感化诸天龙神，使之得以解脱。根据宋代法云编写的《翻译名义集》，具体说来，龙的作用有：一是守护天宫殿，二是兴云致雨，三是决江开渎，四是伏藏，即保护佛教经典。因龙宫中有巍峨宫殿，无量珠宝，种种庄严，故而龙王常常迎请佛祖来龙宫供养，或随侍在佛菩萨左右。然而，在佛教的信仰体系中，龙与诸天（神）的地位并不高，在佛、菩萨、罗汉等得道正果之下，仍然属于三界之内的六道众生。
然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象征意义。在上古时代，中华民族先民视龙为图腾而加以崇拜，至今我们还称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为“龙的传人”。龙作为一种神灵般的动物，在十二生肖中，它是唯一虚构的。但“龙”的原型究竟是何物？如今我们已不得而知。中国古人将龙与麟、凤、龟合称“四灵”，传说它能致雨。《说文解字》则解释龙为“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因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龙逐渐被奉为圣物，代表帝王和王权，并进而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尊贵、祥瑞之象征。印度文化中的“龙”与中国文化中的“龙”从原型到寓意都有不同，但随着佛教东至中国以后，中国人很容易用自己心目中的龙的形象来诠释佛教中的龙神，把两个由不同的民族文化中产生出的概念融为一体，从而丰富了中国龙的概念的内涵。佛祖身边的诸护法神因护驾有功，连同佛菩萨一起被中国人所喜爱和崇拜，如天王殿中的“四大天王”（又称四大金刚），而“韦驮天”因功勋卓著甚至被中国人尊为“韦驮菩萨”，并设道场供奉之。佛教在中国普及以后，民间传说中关于龙王和龙宫的描述，以及守护天宫，兴云致雨，决江开渎… …凡此种种，显然曾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可以说，雷峰塔地宫的鎏金龙莲底座佛像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一个具体典范，也充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习俗和信仰心理。
就吴越王钱弘俶本人来说，铸造该尊鎏金龙莲底座佛像并将其永久庋藏于雷峰塔地宫，至少反映了如下两种思想和动机：第一，吴越国三代钱王虽然一直是吴越地区的实际的最高统治者，但在名义上一直臣服于南唐、后周等王朝，是附属国小朝廷，一直未能正式登基称帝。“有实而无名”成为吴越国数代钱王的帝王霸业之一大遗憾。铸造该尊龙座佛像，在某种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是以一种隐喻和象征的形式来表达和满足其追求帝王之尊的愿望和心理。据了解，在浙江省博物馆，还曾收藏有一座出土于西湖之中的鎏金铜质金龙，它是吴越国王为祈求国泰民安、霸业永固而投入西湖水中的信使。其造型独特，形似骏马，又像麒麟，浑身饰以金鳞。其中寓意也是十分鲜明的。第二，吴越国三代钱氏国王历世奉佛，尤其是钱弘俶，亦通晓佛法，其对佛之尊崇，历代帝王之中，鲜有出其右者。例如，关于二晋以来就十分流行、并且本土的儒学渐趋主导地位的三教论争中，他依然将佛教奉为至尊。他在为名僧永明延寿的名著《宗镜录》所作的序言中说：“儒，吾之师也；道，儒之师也；佛，道之师也”，崇佛而抑儒道之心，灼然若见。无怪乎钱弘俶要命人铸造出这尊佛祖端坐于龙首之上的造型独特的“龙佛”，并用它来作为雷峰塔的镇塔之宝。
吴越王钱俶弘扬佛教之种种事迹表明：其用意在于要做中国的“阿育王”（护法王）。然而因国力所限，以及当时战乱频仍的社会背景，钱俶弘实际上不可能像印度的阿育王那样大规模地弘扬佛教，甚至连原本要造十三层的雷峰塔，在建了七层之后，也不得不草草收尾。不过，因历代钱王之倡导，确实带来了吴越国佛教文化的繁荣：五代之吴越，“寺塔之建，倍于九国”，号称“东南佛国”。这段历史不仅对五代以后江南佛教的发展演变影响深远，而且也在中国佛教文化发展历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古人有“盛世建塔”之说。在古雷峰塔倒塌78年之后，伴随着新中国的“和平崛起”，2002年10月，一座融现代的建筑设计工艺和古朴的中国古建筑风格于一体的崭新的雷峰塔重又矗立在西湖之滨，对海内外游人开放。据工程的设计和建设者称，为了使雷峰塔能够永久屹立在西湖的南岸，不再重蹈被毁倒塌的覆辙，塔的主体采用了全钢架结构，而在瓦片、斗拱和装饰柱等装饰方面采用的均是现代的铜雕工艺。然而，当游人乘坐豪华电梯，缓缓地登上仅有数十米高的夕照山，然后乘观光电梯登上塔楼，凭栏远眺西湖美景，感受到的更多是科技的力量与现代人的审美趣味。而作为一个名闻大江南北的佛教名胜，其独特的宗教意义和神圣的庄严却因此被解构了。当人们充分领略了西湖的秀美之后将要离开时，有心人会忽然发现，在塔的附近的一排厢房内，置放的却是当年作为镇塔之宝的藏有“佛螺髻发舍利”的金涂塔。虽然，通过新塔的展览部分，人们还可了解雷峰塔的历史变迁。然而，金涂塔与同其他出土文物一样，也只是作为一般的历史文物被游人欣赏着，品鉴着。这不能不说是新雷峰塔的建设者的一个关键的疏忽。因此，如何充分发挥雷峰塔的人文旅游（宗教文化旅游）功能，让人们在登塔领略西湖美景的同时，既能了解其中悠久的文化内涵，且能感受到其中神圣的庄严，仍是摆在现代人面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三、北高峰灵顺寺与三教合一的财神信仰（9）
（一）“天下第一财神殿”
杭州北高峰灵顺禅寺，始建于东晋咸和年间，其开山祖师为来自印度的慧理禅师，与灵隐、灵峰、灵山、灵鹫等并称为杭州市最早建立的“五灵”之一（10），距今已有一千六百余年历史。据《太平广记》记载：唐天宝年中（742 -756），寺僧子捷在灵顺寺旁建北高峰塔，高七级，灵顺寺即为其塔院。据说在子捷建塔时，曾有这样一段传奇故事：灵隐寺有一只花犬，每每随着工徒自山下衔砖石以至塔所。某日，工徒于荒榛间得一石佛，惟缺左耳。该犬即自古寺基中跑出一石耳，合之正是所缺之耳。塔成之后，犬毙，于是寺僧将其葬于寺门八面松下。（11）唐会昌年间，北高峰塔毁于“会昌法难”。吴越国钱武肃王重建该塔。现西湖十景中的“双峰插云”，原为北高峰塔与位于南高峰顶的南高峰塔高耸入云的写照。后因塔毁，人们遂误以为双峰是北高峰与南高峰两座山峰。
宋时，为奉祀五显神，灵顺寺内增建华光殿。因殿内供奉“五显财神”，故世人多呼之为“财神庙”。又因寺内设殿别名“华光”，故民间又称之为“华光庙”。
灵顺寺地处杭州最高峰，风景秀美，古刹庄严，历史悠久，故历代帝王及文人墨客多有登临题赋者。北宋徽宗大观年间御赐寺额“灵顺”，清康熙皇帝留有“华光庙”墨宝，乾隆帝则赐“财神真君”并赋诗一首。唐代诗人方干、宋代文豪苏东坡、明代才子邓林、姚肇等均留诗词于寺院之中。特别是江南才子徐文长，他在登山游寺时称该寺所供奉的财神为其平生所仅见，故留下了“天下第一财神”的墨迹。
建国后的灵顺寺曾为杭州市佛教协会自管寺院。不过，在“文革”期间，寺院被有关部门挪作它用。尽管如此，由于民间对财神的信仰不绝，每年春季到灵顺寺朝拜进香者仍络绎不绝。因此，在杭州市有关部门的关心和支持下，自2005年以来，灵顺寺按明清建筑风格重新修复并正式对外开放。
灵顺寺现存主殿为明末清初所建，规模宏伟，堪称华夏财神庙之最。寺院内除按佛殿格局设置天王殿、佛殿以供奉弥勒菩萨、释迦牟尼佛等之外，还特别供奉有“财神真君”赵公明、武财神关公、文财神范蠡，以及华光财神、藏传佛教五姓财神等，在这些财神旁边还供有许多中国民间流行的吉祥之神，如我们熟悉的福、禄、寿三星神，招宝、纳珍、招财、利市等等，将人们所期盼的“福、禄、寿、喜、财”等良好的意愿均包容其中，故而得到了广大游客的青睐。近年来灵顺寺香火日盛，成为风景如画的杭州美景中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
众所周知，财神庙遍布在我国南北各地。与其他财神庙相比，杭州灵顺寺的财神信仰有何特色呢？与国内一般的佛教寺院不同的是，历史上灵顺寺曾以财神庙著称，是一座集佛教文化与民俗信仰为一体的独具特色的古刹。该寺除弘扬佛教文化之外，亦将华夏民族民俗文化融入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明代著名文人徐文长曾题写了“天下第一财神”，故灵顺寺亦有“天下第一财神殿”之说。
灵顺寺地处杭州西湖景区的最高峰，于风景秀美之中不失险峻，是西湖景区周围登高远眺之最佳处，故能成为宋以来著名的杭州西湖“十景”之“双峰插云”的关键部分。唐代诗人方干有诗《夏日登灵隐寺后峰》曾这样写道：
绝顶无烦暑，登临三伏中。
深萝难透日，乔木更含风。
山叠云霞际，川倾世界东。
那知兹夕兴，不与古人同。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曾三上北高峰，并题诗一首。朱德委员长亦于一九六一年登山并赋诗一首。有关部门还将毛泽东主席的诗作刻碑立于北高峰，并建立一座重檐四方的毛泽东诗碑亭。亭内的汉白玉毛泽东诗碑的南北方向都镌刻着同一首诗：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美人。
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
现在，游客除可以步行登山之外，还可以从山下的灵隐乘坐杭州唯一的北高峰索道缆车，直达北高峰顶的灵顺寺。登临灵顺寺，秀丽的西湖山水，繁华的杭城美景，一览无余，尽收眼底。
由此可见，灵顺寺作为“天下第一财神殿”之美名当之无愧。
（二）“三教融合”与中国民间的财神信仰
在不少财神庙，常有这样一幅对联描述财神：“天地神日日聚宝，儒释道家家通灵”。有着“天下第一财神殿”之称的灵顺寺，其财神文化也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唐宋以来我国民间信仰中的“三教合一”之特色。
财神的起源已难以准确考证。不过，大致来说，在民间信仰的诸神系统中，财神是出现得较晚的神灵。虽然不少神灵之原型很早就已经出现（如赵公明），但其财神身份的确定最早仅能追溯到大约北宋时期，其后逐步流行，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仰基础。中国民间所信仰的财神并非只是一“人”，而是一个群体，一个来源极不相同的各种神灵的集合。诸财神之中最常见的是文武财神，一般说法认为有所谓武财神赵公明、关公，文财神比干、范蠡，他们在民间都是属于所谓“正财神”的范畴。其他的财神则被立为偏财神、准财神。一般来说，人们通常将众位财神纳入道教神谱之列，将财神信仰归于道教信仰的范畴。然而，实际上很多财神在儒、佛之中也有同时被供奉的。
在民间信奉的诸位财神之中，赵公明、关帝等虽是位列道教神谱，但都有最后皈依佛教的说法。特别是“关帝圣君”关羽，乃儒、释、道三教共尊其为神灵者。在儒教里，关羽也称“文衡帝君”，是五文昌帝之一，为文教之守护神，亦为能保佑考生顺利录取之神明，俗有“山东孔夫子作春秋，山西关云长读春秋”之说，亦即关羽熟读春秋，当能助儒家学子解题。故尊关公为“文卫圣帝”，或称“山西夫子”，或尊他为“亚圣”或“亚贤”。道教则奉关公为玉皇大帝的近侍，尊他为“翊汉天尊”、“协天大帝”或“武安尊王”等等称号，为论定善恶的监察神。佛教以其忠义足可护法，并传说他曾显圣玉泉山，皈依佛门。因此，尊他为“护法伽蓝”、“盖天古佛”。
由此可见，中国民间的财神信仰是唐宋以来中国文化中儒道佛“三教合一”之背景下出现的信仰形式，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三教合一的信仰习俗。
在儒、道、佛三教之中，儒家文化主要体现为一种入世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而财神信仰本身即是反应了普通民众对世间美好的物质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因而其内在地包含了儒家文化的观念，自不必多说。财神信仰中所体现出的道教与佛教之关系，就本文来说，杭州北高峰财神庙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杭州北高峰财神庙全名“灵顺禅寺”，顾名思义，可见其现为一座佛教寺院。至宋时，因财神庙内供奉作为“五显神”之一的华光大帝，故民间又称之为“华光庙”。实际上，“华光大帝”亦道亦佛，“华光庙”之说亦可典型体现了灵顺寺“三教融合”之信仰特色。
一般人易将“华光”简单地等于道教中的灵官马元帅。实际上，华光大帝的身份和来历比较复杂，可以说华光大帝亦佛亦道，在佛教和道教中皆各有来头。佛教称之为“华光如来”，而道教则称作“五显灵官马元帅”。在道教神谱中，华光大帝被玉帝敕封为道教护法“护法四元帅”之一。
明代余象斗创作的小说《华光传》，即《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又称《南游记》）中称华光大帝原是灵山如来弟子妙吉祥化身的神，被玉皇大帝封为火部兵马大元帅。故民间传说中也有以为马天君原本来自佛教，是佛祖释迦牟尼法堂上的一盏油灯，后为道教真武祖师收服，成为道教的护法神。
上述道教传说中的灵官马元帅与佛教有着不解之缘。而在佛典中，亦有“华光佛”的说法，因而，亦有学者认为华光大帝源出佛典，而后来方为道教及中国民间宗教所用者。（12）
“华光”乃佛典中常见的用语，又名“华光如来”、“华光佛”，在历代译经中屡见不鲜，民间常称之为“华光菩萨”。“华光”的本意为莲花光明，是佛家的祥瑞。而在佛典中，这位华光菩萨一般是特指佛祖释迦牟尼的所谓十大弟子之一、号称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二《譬喻品》载“尔时佛告舍利弗，汝于未来世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供养若干千万亿佛，奉持正法，具足菩萨所行之道，当得作佛，号曰华光如来。”在北魏菩提流支译《佛说佛名经》中，除“南无华光佛”以外，带有“华光”二字的佛名号就有很多。至迟在南北朝时，华光菩萨就已成为中土人士崇奉的对象。
民众本有根据现实需要，为某一位神明修庙设殿单独奉祀的传统。自佛教流行后，这位神通广大的舍利弗亦即华光菩萨，同样也成为民间专门奉祀的对象。宋人笔下就时常提到各地的华光寺或华光殿，如苏轼在《东坡志林》卷十一“绍圣元年九月二十六日”条记载他在惠州时，曾经到过当地的华光寺。《咸淳临安志》、《淳熙三山志》等宋代方志也屡屡提及在都城杭州等江南一些地区的多处华光庙或华光殿。今杭州北高峰灵顺寺，当年寺内供奉有华光菩萨，故民间俗称其为“华光庙”。由此，我们也就可以发现杭州灵顺寺之称为“华光庙”的另一层含义了。
（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顺寺财神文化
财神，在世人的心目中是贫富的主宰者，也是中国民间供奉的招财进宝之神。世人向往美满富贵的生活，而这种追求的实现与否往往与个人占有财富的多寡有关，于是许多人虔诚敬奉财神，期望财神能够满足其发财的美好愿望。人们对财神的祈盼尤其表现在种种祈财习俗和仪式上。迄今为止，这些传统仪式大多仍较完整地保留着。
就灵顺寺来说，尤其是每到新年（春节）期间，前来灵顺寺祈财的香客蜂拥前来，香火特别旺盛。相传每年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来自各地特别是江浙沪一带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地前来灵顺寺进香许愿、迎请财神。每年的春季，是杭州地区所谓的“春香”季节，各地香客也是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前来进香。其场面热闹非凡，有时甚至是十分壮观。
勿庸置疑的是，自古及今，尽管众多的善男信女虔诚地年复一年地进香许愿，祈求财神满足其发财的愿望，但实际上所谓的财神并不能真正给人们带来财运。如果寄希望于祈求财神来发家致富，当属“迷信”无疑。既然如此，那么我们今天探讨传统文化中的财神信仰的意义何在？
一方面，我们不难发现，作为民间信仰对象的财神，在其赐财降福之神通之外，大多还渗透着扬善惩恶的理念，其道德教化的义蕴不言自明。如比干的公正无私、关公的忠勇信义、范蠡的经营智慧和对待财富的超越的心态等等，都蕴含着深厚的人生哲理，带有正面的教育和启迪意义。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看到，财神信仰是中国古代民俗文化中的重要现象。迄今为止，在春节等我国很多重要的传统节庆和习俗中还保留有很多祭祀、迎请财神的习俗仪式。很多传统的年画、吉祥画，传统的庙会、赛会等岁时习俗，甚至春节期间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吃饺子（饺子象征财神爷赐给的元宝）等习俗也无不与民间的财神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这些祭祀仪式、祭祀方法在南北各地差异很大。如北方地区春节时，家家请回财神（实为一张简陋的财神像），供奉财神像，焚香上供品；南方敬祭财神则特别讲究供品的内容等等，这些都使得财神信仰具有了区域和地方色彩。因此，我们以为，中国民间的财神信仰习俗实际上也构成了中国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般来说，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有形的，一部分是无形的。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鲁克洪说：“（文化）是指整个人类环境中由人所创造的那些方面，既包括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13）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克鲁克洪所说的文化的两个组成部分。以往，在谈到文化遗产时，我们比较注重物质文化遗产，或者是主流的思想观念。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近十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它与我们经常使用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概念有类似之处，但又不完全相同。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下了这样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持续的认同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