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宗教，特别是中国传统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且是一种文化；很多宗教场所，不仅是宗教徒修行之地，同时也是文化旅游的名胜。宗教文化旅游历史悠久，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旅游类别之一。古代的宗教文化旅游主要是以朝圣、取经和弘法为目的的旅游活动。然而，在今天看来，“宗教朝觐”只是宗教文化旅游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内容。宗教文化旅游还应包括非宗教信徒前往宗教名胜的观光、修学和游憩活动。概而言之，凡是在宗教景区景点的旅游行为，都应归入宗教文化旅游。这是广义的“宗教文化旅游”概念，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宗教文化旅游概念。
近些年来，随着“文化旅游热”的兴起，“宗教文化旅游”亦日益为旅游者所青睐。如今，从事宗教文化旅游的已经不再仅仅只是一些香客、宗教信徒的行为，宗教文化旅游作为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与生态旅游、养生旅游等一样，保障传统文化的文化安全，已成为现代旅游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甚至有人认为，在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股“宗教文化旅游热”。（2）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有着悠久而又灿烂的历史文化，是个“文化大省”，有着丰富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大力发展宗教文化旅游的优势条件；同时浙江省也是个“旅游大省”，近几年来浙江旅游快速发展，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需要说明的是，从宗教文化旅游的角度来说，上述文化旅游资源和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国传统的佛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特别是佛教方面。因而，本课题讨论的重点也集中在浙江佛教文化旅游上，兼及浙江道教、民间宗教及其他宗教。
有鉴于此，对浙江省的宗教文化旅游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发展战略与对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鉴于国外宗教势力对中国的渗透日益严重，如何利用本土宗教文化资源和爱国爱教的思想占领我国宗教文化和宗教信仰领地，保障传统文化的文化安全，已成为我国社会和文化思想领域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因此，合理与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本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对于落实党和国家在宗教领域“反渗透”、实施“文化安全”战略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本调研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在对浙江省内的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宗教旅游开发现状及其潜力优势进行整理、发掘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浙江省宗教文化旅游的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浙江宗教文化旅游的发展战略和对策建议。
一、资源篇浙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状况
“吸引力就是旅游资源”，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就是指对旅游者具有吸引力的、与宗教文化相关的各种事物和因素的总和。由于宗教文化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就旅游资源来说，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浙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宗教的寺院、道观、佛塔、经幢、洞窟、石刻等，也包括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典章名物、信仰习俗、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宗教徒的修行生活（坐禅、诵经、法会等）等等。当然佛教的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常常是不可分割的，如宗教的经典文献、宗教艺术等。实际上，非物质的宗教文化遗产，往往正是通过物质的文化遗产得以传承下来。
浙江省现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以及颇具江南特色的民间宗教（信仰习俗），这些宗教均有其自身的历史、文化和群众基础。由于中国传统宗教主张“三教（儒道佛）合一”，很多传统宗教文化资源常常是三教融合、并存不悖的。概括说来，浙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如下几方面重要特征。
1.历史悠久
佛教佛教创立于公元前6世纪至前5世纪的印度，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一般认为，佛教最早进入浙江省，是在东汉末年由著名佛经翻译家安世高等人传入的。三国吴赤乌年间（238—251）名僧康僧会为吴国孙权所建、位于海盐县澉浦镇茶院金粟山下的金粟寺，是为浙江省有佛寺之始，也是江南最古老的佛寺之一，迄今已有近一千八百年的历史。而在浙江地方志中甚至有在东汉末年建有佛寺的记载。据《光绪仙居志》载：东汉兴平元年（194）建“石头禅院”。1985年考古发现并确认其遗址就在今仙居县杨府乡石牛村。（3）在两晋及南朝时期，浙江佛教得到广泛传播和迅速发展，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寺等海内名刹就是建于此时。隋唐时期，浙江佛教十分兴盛，其标志就是中国佛教宗派的成立。智顗（智者大师）在天台山创立天台宗；吉藏在会稽（今绍兴）嘉祥寺讲法，为三论宗创始人；禅门五支派中，曹洞宗创宗人之一洞山良价、云门宗创始人云门文偃、法眼宗创始人法眼文益，皆浙江籍高僧。五代吴越国及两宋时代，浙江一跃成为全国佛教文化的中心区域，日本、高丽僧人前来参学者数以百计。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朝廷品评天下禅院“五山十刹”，“五山”均在浙江，“十刹”之大多数在浙江省境内。元、明、清时代，佛教从总体上走向衰落，但在江南特别是浙江，禅宗、天台宗、净土宗仍一直比较活跃，这一时期的浙江佛教与日本、韩国等东亚、东南亚国家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动频繁，佛教受到各种冲击，但仍有不少著名高僧如印光、敏曦、谛闲、月霞、太虚、圆瑛、弘一等长期在浙江地区弘法。可见，浙江佛教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影响重大，宋以来一直是中国佛教文化最繁荣发达的地区。所谓“东南佛国”，实际主要就是指唐五代以来深受佛教文化影响的浙江地区。
道教道教创立于东汉时期。东晋南朝时，五斗米道在浙江兴盛，王公贵族奉道者甚众，如会稽山阴王氏（王羲之家族）世代皆奉行五斗米道。唐代著名道士司马承桢（655—735）曾在天台山玉霄峰隐居多年，修道著述；唐代著名诗人、道学家施肩吾亦出生于杭州市郊的桐庐境内，他同时也是杭州地区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唐末五代著名道士杜光庭（浙江缙云人）编录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一卷）所列宇内“洞天福地”，“十大洞天”中浙江有三，分别是：第二委羽山洞，在台州黄岩县；第六赤城山洞，在台州唐兴县（今天台县）；第十括苍山洞，在处州乐安县（今仙居县）。“三十六小洞天”中浙江有十，“七十二福地”中浙江有十六。宋时临海人张伯端在台州创立道教南宗。温州人林灵素为宋徽宗宠信，开创道教灵霄派。金、元两朝，道教逐渐形成全真、正一两派，两派在浙江都有传播。明清以后，道教逐渐转衰。近代以来，由于社会动荡，道教受各种冲击，信众减少。浙江历史上曾有道教宫观数百座，到近现代时大多数已不存。至新中国建立后，开放活动的宫观仅有数十处。
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创立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7世纪中叶由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传到中国。唐贞观年间，在杭州建立凤凰寺，这是我国最早的清真寺之一。宋元明时，浙江各地渐有穆斯林迁入并定居。清及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大批伊斯兰穆斯林相继进入浙江，使杭州、嘉兴、衢州、宁波、温州等地伊斯兰教得到了发展，在这些地方都有清真寺。浙江省现有4处清真寺开放活动。据1995年统计，全省信仰伊斯兰的信徒约有8000余人。
天主教天主教也称“罗马公教”，是基督宗教的主要宗派之一，创立于公元1世纪。元代时就已经传入浙江。明朝万历年间，耶稣会士郭居静、金尼阁等到杭州传教，接着葡萄牙传教士到杭州、宁波、衢州、兰溪等地传教，并于1661年在杭州建立第一座天主教堂。清康熙以后一度遭到禁止。鸦片战争后，天主教传播迅速，各主要城市都建有教堂。1946年罗马教廷将中国改为“圣统制”，建有“浙江教省”，下辖杭州总主教区，宁波、台州、丽水、温州四个主教区。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省有杭州、宁波、温州、台州四个教区，天主教堂数百余处，教徒13万人。
基督教基督教也称耶稣教、新教，为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脱离天主教而形成的新宗派。1807年传入中国，鸦片战争以后传入浙江各地。到1949年前，传入浙江省的有25个教派，两个教会团体（男、女青年会）、5个教会培训机构，有教堂1714所，牧师143人，传道人员465人，教徒27万余人。到90年代中期有教堂、活动点数千个，教徒116万人。（4）
除上述五大宗教以外，从历史上看，在浙江传播的还有摩尼教、白莲教、斋教等众多的民间宗教及土地神、关帝、财神等民间信仰习俗。不过，时至今日，上述宗教大多已不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宗教具有典型的“三教合一”之特征，这一特征在我国民间主要表现为佛菩萨与道教神仙、儒家圣贤、关帝、土地神等常常是共处一室，三教不分；另一方面，与国内其他地方的民间信仰一样，浙江的民间宗教与“庙会”等民间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经济结合非常紧密（如“香市”）。从宗教文化遗存的角度来看，浙江境内拥有众多的孔庙、城隍庙、关帝庙、财神庙、胡公庙等，亦为十分重要的民间宗教旅游资源。
2.类型众多
浙江宗教文化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内涵丰富、类型及数量众多的文化遗产，构成了今天我们开展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按照今天我们对文化遗产的基本分类，可以将这些宗教文化遗产分为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无形的宗教资源方面，浙江省有着丰富灿烂的宗教文化遗产：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五大宗教在浙江都有传播和影响，其中尤以佛教、道教最为突出。尤其是佛教，中国汉传佛教八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三论宗、密宗、律宗、华严宗、唯识宗）在浙江都有传承；此外，三门县多宝讲寺也已成为江南藏传佛教胜地。而道教中的全真、正一两大派别，在浙江也都有传播。另外，地处江南的浙江还拥有数量众多、特色鲜明的民间宗教文化资源。
浙江有形的宗教资源（遗址）更是类型齐全、数量众多。既有宗教名山、名寺（庙、观及教堂）等，也有佛塔（经幢）、洞窟、石刻造像等等的遗存。根据粗略统计，现在浙江省共有宗教活动场所（包括正式登记的开放场所和保留、临时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1万多处，（5）其中佛教、基督教为数最多，道教次之，天主教又次之，伊斯兰教最少。当然，上述宗教活动场所中可资文化旅游开发的，只能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除了宗教活动场所（寺观堂庙）之外，浙江省还有众多的佛塔、佛教石刻、宗教名山、洞窟等旅游资源。
从文化旅游角度来说，根据我们对浙江省各地旅游管理部门进行的调查统计，浙江省现有佛教旅游资源（包括寺院以及庵、佛塔、佛教石刻洞窟等）有1004处，道教旅游资源（道观、道教名山及道教洞、宫等）有265处，民间宗教资源（主要指城隍庙、孔庙、财神庙等民间信仰活动场所）228处。（6）在上述宗教资源之中，佛教资源所占比重最大，也最具有文化旅游价值。
3.影响重大
历史悠久、类型丰富的浙江宗教旅游资源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不仅国内公认，而且具有国际性的影响。以下主要从有形的宗教文化遗产（存）和无形的宗教文化遗产两方面略作介绍。
（1）无形宗教文化遗产的历史影响
作为无形的宗教文化遗产的浙江宗教，特别是浙江的佛教非常发达，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第一，五代吴越国以后，特别是南宋以来，以江浙一带为中心的江南一带，是中国佛教文化最为兴盛的地区。杭州则成为江南佛教的中心，被誉为“东南佛国”。
第二，浙江佛教宗派发达。特别是浙江的禅宗、天台宗和净土宗（此三宗是宋元以后中国佛教的主流）在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源于浙江天台山、由智者大师创立的天台宗是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而禅门中影响最大的临济、曹洞宗及法眼宗、云门宗都曾在浙江十分盛行。特别是禅宗，南宋时评定天下“禅院五山十刹”，结果“五山”（即余杭径山寺、杭州灵隐寺、杭州净慈寺、宁波天童寺、宁波阿育王寺）全部在浙江，而“十刹”之中浙江则据其六（杭州中天竺法净寺、湖州道场山万寿寺、奉化雪窦山资圣寺、温州江心寺、义乌云黄山宝林寺、天台山国清寺）。
第三，浙江佛教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中国佛教诸宗，如三论宗、天台宗、曹洞宗、临济宗等都是从浙江传到日本，韩国（朝鲜）的天台宗、华严宗、律宗、法眼宗也是由浙江传入的。至今，日本天台宗以天台国清寺为祖庭，日本曹洞宗以宁波天童寺为祖庭，日本临济宗则认杭州余杭径山寺、杭州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为祖庭。
（2）有形宗教文化遗产的实用价值
而就目前浙江省现有的有形的宗教文化遗产（存）来说，尤其是浙江的传统宗教文化遗产（存），在全国及省内的地位均十分重要。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具有较高的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在浙江省现有的十一处“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区”当中，就有多处与宗教直接有关：普陀山（四大佛教名山之一，其影响是国际性的），天台山（天台宗起源及国清寺所在地），雪窦山（有“第五大佛教名山”之称），为佛教圣地；金华双龙景区（道教第三十六洞天）、仙都（相传是黄帝升天之地）则与道教文化密切相关；而在浙江省32处“省级风景名胜区”中，与宗教文化旅游有密切相关的就有新昌大佛寺风景名胜区、金华九峰山—大佛寺风景名胜区、永康方岩风景名胜区（内有著名的胡公庙）、道教胜地烂柯山、古代佛学活动中心和道家名山新昌沃洲湖风景名胜区、传为轩辕黄帝幼女修真得道处的仙华山风景名胜区、道教胜地瑞安仙岩、古代佛道教胜地长屿硐天风景名胜区等多处。我们还不难发现这样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浙江乃至全国众多的风景名胜区内，在历史上都曾建有众多的寺、庵、宫、观等人文景观。这些，实际上也都构成了我们今天宗教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
其次，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价值。至2006年5月止，在浙江宗教文化遗产（存）中，有24处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们分别是：杭州六和塔、杭州飞来峰造像及西湖南山造像、杭州闸口白塔、杭州宝成寺麻曷葛剌造像、杭州梵天寺经幢、杭州凤凰寺（伊斯兰教清真寺）、临安功臣塔；宁波保国寺、宁波天童寺、宁波阿育王寺、宁波天宁寺大殿、江北天主教堂；金华天宁寺大殿、金华法隆寺经幢、武义延福寺、天台国清寺；湖州飞英塔；盐官海塘及海神庙，海宁安国寺经幢；丽水时思寺、松阳延庆寺塔；衢州孔氏南宗家庙、湖镇舍利塔；普陀山多宝塔、舟山法雨寺等24处，接近浙江省全部129项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的五分之一。另外，浙江宗教旅游资源中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75处，也超过已公布的362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五分之一。（7）
第三，在宗教界具有十分独特的地位和影响。
佛教浙江佛教拥有众多的佛教名刹、祖庭以及宗教圣物，在珍稀奇特程度方面也是十分突出，在宗教界具有重大影响，从而构成宗教文化旅游吸引力的重要方面。
名刹与祖庭：在汉族地区佛教一百四十二座全国重点开放寺院中，浙江省有13处。它们是：杭州市灵隐寺、净慈寺，宁波市七塔寺、天童寺、阿育王寺，新昌县大佛寺，普陀山的普济寺、法雨寺、慧济寺，天台县国清寺（包括智者塔院）、高明寺、方广寺，温州市江心寺等。在国内各省，这一数量仅次于福建省的14处。浙江省内不少佛教寺院同时还是各宗派的祖庭。除天台山国清寺为天台宗祖庭，宁波天童寺为曹洞宗祖庭，杭州余杭径山寺、天目山禅源寺为临济宗祖庭之外，其他还有：三论宗祖庭绍兴秦望山嘉祥寺（现仅存遗址），法眼宗祖庭杭州净慈寺，净土祖庭杭州云栖寺、安吉灵峰寺，律宗祖庭杭州昭庆寺（全国三大天然戒坛之一）等等。这些佛教祖庭。不仅在国内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海外也有深远的影响。
观音道场：舟山普陀山“以山而兼海之胜”，同时也是著名的观音菩萨道场，就其影响而言，实居国内四大佛教名山之首。在我国古代曾有“家家观音、户户弥陀”之说，作为观音道场的普陀山，在中国人心目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此外，杭州的上天竺法喜讲寺、中天竺法净禅寺及三天竺法镜寺（俗称三天竺），以及湖州铁佛寺，也是我国著名的观音菩萨道场。杭州天竺三寺的观音信仰，至今在江浙一带民间仍有深远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每至春季，江浙一带的香客络绎不绝来此进香——此即源于明清时期的“天竺香市”。另外，奉化雪窦山还是弥勒菩萨道场，有“第五大佛教名山”之称；济公活佛（罗汉）道场则在净慈寺；临安西天目山禅源寺则有“韦陀道场”之称。
宗教圣物：作为旅游吸引物，宗教文化旅游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圣物。如独特的佛像、佛舍利等，就构成了游客（香客）开展佛教文化旅游的旅游吸引力。宁波阿育王寺的佛顶骨舍利，这也是中国境内现存的三大佛真身舍利之一（另二处佛舍利分别为法门寺佛指舍利和北京八大处的佛牙舍利）。阿育王寺的佛顶骨舍利在国内最早被发现（282年），且在历代无不为佛教界及帝王贵族所重，参礼者犹如云涌，络绎不绝。此外，浙江还有于2002年发现的雷峰塔地宫的佛螺髻发舍利，也是十分珍贵。新昌大佛寺的大佛、灵隐飞来峰的大肚弥勒佛、普陀山的观音菩萨立像等都是闻名海内外的佛门圣物，吸引了众多的游客。
道教浙江省内洞天（道教名山）众多，在历史上高道辈出。全国十大洞天，浙江占有三；三十六小洞天，浙江占有十；七十二福地，浙江占十八。目前，浙江仍然有众多的道教文化遗迹，具有较高的文化内涵及旅游开发价值。杭州抱朴道院即为我国现有的二十一座重点道观之一。杭州市区的吴山城隍庙、玉皇山福星观、黄龙洞、余杭区大涤山洞霄宫，湖州南郊金盖山麓的古梅花观，嵊州的金庭观（第二十七洞天），金华的双龙洞、金华观、黄大仙祖宫，温州永嘉大若岩、瑞安的仙岩（第二十六福地），衢州的烂柯山（第八洞天，七十二福地之一），台州的赤城山、天台桐柏山的桐柏观（号称中国道教南宗的祖庭）、仙居的括苍洞（第十洞天），青田的太鹤山（第三十洞天）、石门洞等等道教宫观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历史影响。这些道教遗址不仅历史文化内涵丰富，而且景致十分优美。
其他宗教杭州的凤凰寺除了较高的文物价值之外，还是我国伊斯兰教四大古寺（另三处为扬州的仙鹤寺、泉州的麒麟寺和广州的狮子寺）之一，在阿拉伯国家中也享有盛誉。衢州的南宗孔庙，为孔府二大家庙之一。另据有关专家研究，在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十分流行的“妈祖信仰”中，“妈祖初次封神可能源出镇海”。（8）民间宗教中的永康方岩胡公庙、杭州北高峰财神庙（灵顺寺）、青田清真禅寺等，在省内外乃至国外，都有较高的知名度，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香客）前来进香。
二、现状篇浙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现状
新中国建国以来，浙江宗教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虽然也经历过不少曲折，走过不少弯路，但总体而言，呈现出良好的发展状况。具体可概括为“起步较早、发展迅速、形式多元、贡献巨大”四个方面。
1 .起步较早
新中国成立之初，浙江地区仍是寺观林立。以佛教为例，杭州有寺庵607座，僧人1136人；温州有寺庵990座，僧人1946人；宁波有寺庵2456座，僧尼4724人。然而由于战争及年久失修，许多寺庙破败不堪。当时，我国政府对宗教界进行了清理和整顿，特别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一些规模较大的寺庙，将田产归公。如杭州灵隐寺的百亩田产归公还农，西天目山禅源寺的森林和田地一万三千多亩尽归国有。同时，政府还十分重视宗教建筑的修复工作，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拔款整修了部分名刹。1953年3月，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浙江省委批拔黄金96两、拔款90万元，对灵隐寺进行了建国后的第一次大修，并于1955年4月竣工，对外开放。杭州伊斯兰教凤凰寺因殿身倾斜，也于1953年由政府拨款新建混凝土框架结构。这也是该寺建国后的第一次大修。此外，杭州净慈寺、温州江心寺、宁波阿育王寺等名刹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修。浙江宗教文化旅游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起步，并一度出现了繁荣的景象。1953年3月1日，名僧虚云老和尚应邀来杭州净慈寺主持“祝愿世界和平法会”，数以万计的群众参加法会，一时轰动全国。来自藏传佛教、云南上座部佛教以及其他地区少数民族宗教代表团纷纷来浙江杭州、宁波等地参观礼佛。1955年，灵隐寺方丈大悲和尚等率“佛牙（佛舍利）护送团”至东南亚各国巡展——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佛舍利赴国外供奉展出。第二年，大悲和尚又受国务院之命至北京广济寺，负责接待国外佛教代表团，受到外宾的好评。
然而，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影响，此后不久，特别是在“文革”中，除了少数民族地区以外，浙江宗教与国内地其他地方一样，遭受了一场劫难：大量的寺庙（观堂）及经、像等被毁，僧人被迫还俗，一切宗教活动被迫停止，宗教文化旅游也随之步入低谷。然而，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浙江省内仍有不少宗教旅游资源得以幸存。例如，由于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以及杭州本地的大学生和工人农民的自觉保护，杭州灵隐寺及整个灵隐景区的大部分文物得以幸免于难并保存下来。1973年，鉴于国清寺的宗教影响力在国际交往中的特殊作用，周总理顶着政治压力，亲自审批文件，拔巨款修复国清寺，使之成为我国在“文革”中修复的第一座寺院。而灵隐寺也在1975年11月开始第二次全面整修。
2.发展迅速
“文革”结束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政策逐渐落实和旅游业的兴盛，浙江宗教文化旅游也步入了快速发展轨道。目前，全省共有可统计信徒180多万人，宗教教职人员2.5万余人，宗教活动场所1万多处，省市县三级宗教团体225个，宗教院校4所。（9）
（1）相关法规陆续出台在大力发展旅游和宗教信仰自由的背景下，一系列有关宗教、旅游的法规法律相继出台：1989年，国家税务局发出《关于对宗教活动场所的门票收入特案免征营业税的通知》；1994年，国务院颁布《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1994年，国务院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的管理规定》，而最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已于2005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同时，浙江旅游业也由小到大，到1998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已明确将其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2000年12月省委通过《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中，也明确将旅游业作为重点培育和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这些都为发展浙江宗教文化旅游提供了日趋自由、开放的政策环境。由此，新时期的浙江宗教文化旅游发展异常迅速。
（2）宗教场所迅速恢复从寺院（寺观教堂）的恢复、重建的情况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各地著名的寺观教堂已全部恢复为宗教活动场所，并先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就佛教而言，灵隐寺、净慈寺、上中下三天竺、阿育王寺、天童寺、七塔寺、雪窦寺、国清寺、江心寺、大佛寺、普陀山三大寺等享誉中外的名刹相继修复并对外开放。一般的宗教场所，也大多收回，并逐步走上正常化。而整修或重建所需资金，也从一开始主要依赖政府拔款，到现在已经完全可以依赖自身的力量（香花券、功德金）进行。
（3）游客人数逐年增多改革开放以后的浙江宗教文化旅游，尤以杭州、舟山、天台等地发展最为迅速，游客人数逐年增多。以杭州为例，开放后的灵隐寺及三天竺景区香火十分兴盛。如，自1979年至1984年，灵隐景区（包括灵隐寺及三天竺）游人香客年均接近15%的幅度增长，1984年就已达到530多万人次，这一数字已接近饱和状态。此后，灵隐景区的香客游客一直稳定在500万人次，在杭州市区各收费景区（公园）中一直高居榜首。据统计，2003年杭州市灵隐景区寺院共接待香客总人数为570万人次。（10）原来的灵隐及天竺三寺，“三冬靠一春”，只有春秋香市，如今常年香客游人如织，多时一天接待达五六万人。而每年12月30日，尤其是农历除夕及年初，到灵隐“烧头香”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以至于虽然票价每张高达200元，仍不得不限制人数。因此，在介绍我国禅宗文化的一本比较经典的著作《禅宗三百题》（11）中，辟有专节“灵隐寺为什么总是朝香者甚众”予以介绍。
（4）品牌效应初步显现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宗教旅游快速发展，逐渐形成了闻名国内乃至世界上的几个重要品牌：如“海天佛国”普陀山，杭州灵隐寺及“天竺香市”，天台国清寺，新昌大佛寺等。这些著名的宗教名胜，实际上也成了这些地方最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之一，从而带动了当地整个旅游经济的发展。如灵隐寺、净慈寺及三天竺是闻名遐迩的佛教名刹，也是一般游客到杭州后必游的景点之一。可以这样说，没有到过灵隐寺，也就等于没有到过杭州；没有到过国清寺，就没有到过天台。离开了这些宗教名胜，很难设想上述地区的旅游经济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形。
3.形式多元
随着宗教文化旅游的逐渐升温，当代的浙江宗教旅游在形式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参观游览，而是推陈出新，呈现形式多元的发展趋势。以下列举若干。
（1）举办“宗教文化节”：2003年11月与2004年11月，普陀山与金华已分别成功举行了二届“中国普陀山南海观音文化节”和“国际黄大仙文化旅游节”。在浙江举办的两次宗教文化节庆活动，在国内也属于起步较早，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此后不久，国内“四大佛教名山”的五台山、九华山也相继举办了类似的宗教文化节。
（2）“修学游”的出现：在浙江省佛教界，有若干位在教内外均有影响较大的高僧大德，如杭州灵隐寺木鱼方丈（已圆寂）、上天竺定本方丈等在教内外德高望重，不少人（包括教内外）就是本着修学的动机慕名前往所在寺院参访问道。浙江三门县多宝讲寺现已成为江南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黄教）寺庙，则与该寺住持智敏上师的影响力有关。
（3）纪念法会及佛学研讨：1986年是“世界和平年”，浙江各地寺院响应联合国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的倡议，举行了“祈祷世界和平法会”；此后法会形式便在佛教界十分流行，这些活动虽然多在教内范围举行，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此外，以杭州市佛教协会、杭州市宗教研究会主办的“吴越佛教”系列学术研讨会以及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杭州、舟山的成功举办，以佛教文化研讨为内涵的会务旅游的品牌效应和社会效应也逐渐显现。
（4）宗教文化旅游与商务旅游的有机结合：传统的“庙会”是中国传统宗教旅游的重要形式之一，也体现了宗教旅游与商务旅游的有机结合。在浙江省内的温州、衢州、丽水及宁波象山、北仑等地区，举行庙会仍是当地宗教文化旅游的主要形式。
对于传统佛教道教以外的其他宗教（如伊斯兰教、基督教）来说，宗教旅游与商务活动关系密切。如近几年，在义乌的阿拉伯商人越来越多，为了给在义乌经商的穆斯林提供一个合适的礼拜场所，当地市政府拨款专为穆斯林辟了一个占地550平方米的礼拜场所，并计划在义乌建清真寺。这也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浙江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