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如实地说，在做学问方面我不是人才、更非天才，因为我属于被莫名其妙的力量逼上这条道的懒汉；没有其他的好路可走，我就只好沿着它走到底。这可能是中国教育的悲哀，可我现在正从事教育事业，我知道，这不能全怪罪于教育，因为中国教育模式的选择来自于社会的需要，社会才是中国教育的元凶。我这么写的目的是为自己的著作写得不好而开脱，因为我在做学问的时候少有大大小小的快乐，常有痛苦、彷徨、无奈的心情。
但论文还是如期完成，经过两年的沉淀与修改，现在有了目前这个模样，我想，除了感谢自己以外，我还得感激很多人。
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导师朱晓进教授，他的谆谆教导使我受益匪浅。《论语》里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朱先生似延续了这一教学方式，他的传授给我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应该是“不能这么做”，做学问“不能这么做”，那应怎样做？他不说。这给了学生充分施展的自由，又能迫使学生去苦思。可惜的是，我天资不好，所以，他还是说了。他的所说贯穿了一个要点，即做学问一定要具有问题意识，因此，我经常听到的话语是：“你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你的论文解决了什么问题？”我相信，这是在因材施教。此外，朱老师对平时作业的修改具体到了字词句，这种谨严认真的作风是我的模范。就这样，在朱老师的精心指导下，我学位论文有了选题、初稿、定稿。我想，我的论文凝聚有他的做人风范与治学精神，譬如，我一直试图让文风朴实一些、严谨一些。当然，我不是在炫耀论文写得好，事实上，我自己对论文也不是很满意，学习他人优长而未得要领，这当然是学习者的问题了。总之，在治学的路上，我的本领还很欠缺，还需要继续学习。
其次，我非常感谢杨洪承、高永年、何言宏、贺仲明等老师。在提交开题报告时，他们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这种敲敲打打既发人深省，又有如指路明灯。初稿完成后，出乎意料的是，杨洪承、高永年等老师居然多有褒奖，这显然是在鼓励后学。同时，他们还出具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无疑戳中了要害。正是有了他们的鞭策与激励，论文才能最终完工。
再次，我还要感谢学长李兴阳先生。他在南京大学工作，平时很忙，但住在南京师大，所以，即便是在深夜，我也有向他请教的机会。而对我的登门拜访，他从来就没有厌倦过；对我的困惑，他总是满面春风地答疑。能遇上这样的师友，的确是我的运气好。我想，他对我的帮助有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上的，二是为人上的。
又及，还需要说的是，南京师大的治学风气让我敬佩。南师学人，我认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沉稳、朴实、大气。这不只是一个特点，而且还是一种境界，学者如果浮躁、拼命地呐喊，这固然可以引来众多的目光，但一时之快意又能解决多少实在的学术问题呢？因此，厚重的百年学府，不仅指导着我怎么做学问，而且，也切实地教导我实在做人、勤恳做事。
除了上述师长，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与女儿，没有她们的幕后支持，我的论文也难以完成。曾经有一个学期，为了草就论文，我一直待在陋室没有回家。而且，我也没有过问家务事。女儿上幼儿园，父爱缺席了一段时光，妻子既要工作，还要做母亲，又担当父亲的职责，非常辛苦。
我还要感激宁波市哲学社会科学资助项目以及推荐单位宁波大学。我的论文一直保存在电脑里，犹如一个人睡在床辗转反侧，如今，承蒙这个项目的厚爱，它出版了。尽管它有很多缺点，但我喜欢，希望本书能对读者有一些帮助，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
最后，我还想把本书献给我那长眠在地底下已经20多年的祖母徐凤枚。
陈绪石
2011年12月于宁波大学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