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中国一样，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东方文明最杰出的代表之一。印度与中国的古典文化都历经数千年而辉煌灿烂，但也都在近几百年的西方文明冲击中显得松散迟缓而具衰微迹象。近代西方人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运动中重新认识了自己和世界，率先开始了全面的现代化建设事业，他们在每一次革故鼎新的思想开拓和内在矛盾的触发激化中，往往将古老东方文明作为自己的“他者”和反衬，用来激活西方人的生活热情，反思西方的文明资源和现代进程。近代西方列强的世界性经济扩张和殖民地掠夺，以及西方知识界有意无意中的“西方中心”视点，都使得东方古老文明和文化一方面成为现代人文化考古的对象和游访者乐于参观的“古董”，另一方面也成为亚洲各国民族奋进、复兴本国文化的新地平线。对传统的不断反思和创造性转换，是近代印度思想界、文学界的关注焦点，而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是这场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中的最具有创造性和突出贡献的学者和诗人之一。1913年，他的著名诗集《吉檀伽利》在英国诗人叶芝、穆尔（T.S.Moore）、哈代等的推荐下，在瑞典诗人、后来也成为诺贝尔奖得主的海登斯塔姆（Herdenstam Verner von）的极力赞赏和支持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第一个得到这项西方奖项的东方作家，泰戈尔的思想和成就都是突破性的，他的成功有力地促进了现代东西方文明的平等交流和相互促进，并且由于泰戈尔是一个从小就在东西方两种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印度文学家代表，故而他的创作不仅体现了以东方文化人为主体的“理解西方”，而且使得西方知识界通过泰戈尔也可能重新认识东方，尤其是重新认识这种古老东方文化的现代价值，认识她的智慧形态、美学追求和未来憧憬。
泰戈尔1861年5月7日出生于加尔各答的一个富裕农庄家庭，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也是一个极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他的家是这个地区知识界的中心，父亲经常在家中与友人谈论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诵读最新的文艺创作，并演出戏剧。泰戈尔16岁发表第一首长诗《诗人的故事》。1878年他按父兄的意愿赴英国学习法律，但他很快就把专业改为英国文学和西方音乐。两年后，他未待毕业就回到祖国，1881年出版第一部诗集《黄昏之歌》，立足文坛。回国的六七年里，他住在父亲的庄园，对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农民的真实生活有了许多认识，他写了很多以反封建、改革传统为主题的故事诗和短篇小说，如小说《摩诃摩耶》、《献祭》等。这一时期，泰戈尔还与列夫·托尔斯泰一样广泛深入民间，收集民歌民谣，为印度近代的“文艺复兴”而努力。正像冰心女士所说：“他排除了他周围纷乱窒息的、多少含有殖民地奴化的、从英国传来的西方文化，而深入研究印度自己的悠久优秀的文化。他进到乡村，从农夫、村妇、瓦匠、石工那里，听取神话、歌谣和民间故事，然后用孟加拉文字写出最素朴最美丽的散文和诗歌。”【1】1905年，英国驻印度总督决定对孟加拉省采取分割政策，激起广大印度人民的愤怒，由此掀起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这时泰戈尔来到加尔各答，以谱写歌曲、发表演讲、参加游行的方式参加斗争。但与此同时，他在社会政治问题上持“改良”、“启蒙”的观点，反对用暴力革命去对付殖民者，主张用宗教、哲学、道德的教育去改造民心、拯救印度。1909年他回到乡间，专心从事创作和教育工作，致力于把他在1901年创办的一所学校发展成具有国际知名度的国际大学（1922）。也就在这一时期，他完成了长篇小说《沉船》（1906）、《戈拉》（1910）【2】、诗集《吉檀迦利》（1913）等。他还把因这部诗集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全部捐赠给了国际大学。为了获得国际声援和影响，他曾多次出访英、法、丹麦、瑞典、奥地利、捷克、美国、中国等，发表演说并撰写了大量政论散文和文学艺术作品。泰戈尔1941年8月7日在加尔各答逝世。他一生著作甚丰，在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运用多种文学体裁，反映近代印度社会的诸多重大而又迫切的社会问题，比如“种姓制”（等级）问题和妇女地位问题，他的作品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民主思想、爱国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同时也充满印度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印度古典哲学的丰富智慧。
《吉檀迦利》：新的生命哲学
《吉檀迦利》的题名是印度语“献诗”的意思，即献给印度人的上帝——梵的颂诗。全集共103首诗，是泰戈尔在50岁时从他自己已经完成的三部诗集及其他诗作中择选出来，自己译成英文后发表的。诗集的第一篇说：
你已经使我永生，这样做是你的欢乐。这脆薄的杯儿，你不断地把它倒空，又不断地以新生命来充满。
这小小的苇笛，你携带着它逾山越谷，从笛管里吹出永新的音乐。
在你双手的不朽安抚下，我的小小的心，消融在无边快乐之中，发出不可言说的词调。
你的无穷的赐予只倾入我小小的手里。时代过去了，你还在倾注，而我的手里还有余量待充满。
这一段诗句就直接体现了印度古代哲学名著《奥义书》的基本观念：梵是宇宙的本源、宇宙的精神，梵与“我”既是二又是一，梵是泛神，也是泛爱，梵不同于其他宗教中有人格的神，不是偶像，而是“存在”本身。梵是绝对、无限、无所不在，也是创造、流动、变化、现实本身。因为梵在自然和人间无处不在，所以在有限中又无限存在。人的生命与自然的生命是统一的，无限的生命与有限生命是统一的。人、神与自然因为爱和理解而统一是泰戈尔最主要的思想之一。在第二首诗里，诗人称梵是主人，也是朋友：
当你命令我歌唱的时候，我的心似乎要因着骄傲而炸裂；我仰望着你的脸，眼泪涌上我的眶里。
我生命中一切的凝涩与矛盾融化成一片甜柔的谐音——我的赞颂像一只欢乐的鸟，振翼飞越海洋。
我知道你欢喜我的歌唱。我知道只因为我是个歌者，才能走到你的面前。
我用我的歌曲的远伸的翅梢，触到了你的双脚，那是我从来不敢想望触到的。
在歌唱中陶醉，我忘了自己，你本是我的主人，我却称你为朋友。
在整部诗集里，诗人不断称“你”是自己的朋友、亲人、爱人、兄弟，强调梵与我之间不是服从或遵守的关系，也不是理解基础上的“恪守”关系，而是彼此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人自然地为之吸引、向之企望。人在这种被吸引和不由自主的企望中就会发现“你”会听见每个人的说话和学唱，每一支忧虑的小调，都能和世界的伟大音乐融合，“你”会带着花朵作奖赏，下了宝座站在每一个“草舍”的门前（P49、50），站在每一个渴望见到神的人的梦中，在最贫最贱最流离失所的人群中歇息。（P10）在飞扬的尘土中、在浓密的雨点中、在浓郁的花香里，以及在妇女、工人、艺术家、农民孩子的脸上、脚下、汗里、劳动里，梵无所不在，无一遗漏地把我们与自然、与他人、与一切联系在一起：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国的墙隔成片断；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雪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罢。（P35）
在这首诗中，泰戈尔认为人与神的统一，既是和谐，更是自由，这种自由使我们的心胸宽广、无惧无畏，这种自由使我们向往真理、追求知识，这种自由促使我们每个人自我努力，趋向人格完美，同时这种自我的自由与祖国的自由，与每个民族的解放息息相通，这种自由感将帮助我们摆脱贫困和奴颜，超越凡俗和淫威，去“轻闲”地承受欢乐忧伤，去“满怀爱意”地在工作中收获果实。
《吉檀迦利》1912年在英国发表后立即引起了欧洲文坛的高度重视，泰戈尔将一种新的神的象征——荷花带进了竖满十字架的欧洲，英国诗人叶芝在序言中说：“这些诗的感情显示了我毕生梦寐以求的世界，这是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诗人都伟大的诗人。”著名诗人庞德也说：“我们发现了我们的新希腊，在泰戈尔面前，我好像是一个手持石棒、身披兽皮的野人。”就在西方人狂热地把泰戈尔当作一个激发自身创作灵魂的新源泉，推崇其诗中万物一体的“泛神论”和神秘主义精神时，泰戈尔则很冷静地说：“神学家可以追随学者，认为我写的一切都是泛神论。但是我不会崇拜这个术语，不会为保护它而抛弃活生生的真理。”显然，泰戈尔的思想里有比泛神论更高更广的内涵。事实上，他的《吉檀迦利》已经将印度古代哲学的精髓作了现代的诠释：一方面，“梵我合一，神性在我”的古代思想已经与西方近代自由民主思想融为一体，在梵我一体、神我两分的新注释中变得更关注个体现实命运和个体与整体的终极统一；另一方面，完整、欢乐的生命世界又与现代科技成果发生暗合，强调了整个生命界是一个统一体，人类与大自然具有统一的命运。人类世界的分裂、竞争、摩擦乃至互相倾轧已经破坏了生态的统一体、违背了生命的自然法，必须让各民族、国家的社会文化多元并存、和谐发展，才是未来人类全球一体、共同前进的合理走向。总之，泰戈尔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生命哲学，提醒人们用生命的历史超越人类的历史，用大自然的包罗万象、海纳一切超越各式各样的人造栅栏，并号召实现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民主精神与独立精神、西方理性主义与东方自然主义和谐并存的未来理想。
就是这股生命的泉水，日夜流穿我的血管，也流穿过世界，又应节地跳舞。
就是这同一的生命，从大地的尘土里快乐地伸放出无数片的芳草，迸发出繁花密集的波纹。
我就是这同一的生命，在潮汐里摇动着生和死的大海的摇篮。
我觉得我的四肢因受着生命世界的爱抚而光荣。我的骄傲，是因为时代的脉搏，此刻在我血液中跳动。
这欢欣的音律不能使你欢欣吗？不能使你回旋激荡，消失碎裂在这可怖的快乐旋转之中吗？
万物急遽地前奔，它们不停留也不回顾，任何力量都不能挽住它们，它们急遽地前奔。
季候应和着这急速不宁的音乐，跳舞着来了又去——颜色、声音、香味在这充溢的快乐里，汇注成奔流无尽的瀑泉，时时刻刻地在散溅、退落而死亡。（P69—70）
泰戈尔在这里描述了梵我合一的境界即完整的生命境界，蕴含着无限生命力。生命来源于梵，也即来源于物质。但物质生命的真实不在于物质之内，而存在于“韵律”之中，生命依赖于表现自己的韵律。自然元素之间最本质的区别就是韵律，而韵律就是运动，韵律就像创造和欢乐的河流。运动既由和谐与限制造成，也被和谐与限制制约，善恶、生死、哀乐等一切现象都在飞升和弹落中不断变换，从而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感到宇宙的韵律，都能够加入或创造出生命的舞蹈。在这里，泰戈尔实际也强调每个生命个体都可能是完美的，因为每个生命都能在生命的历程中体验或享受到整个生命界的奥秘和内在欢乐。
泰戈尔曾说：“发现欢乐就是看见完整。这个道理是我们国家独创的。《奥义书》的至理名言是：从欢乐中产生一切，由此一切都生气勃勃，一切都朝着欢乐前进。”【3】所以整部《吉檀迦利》从头到尾充满了一种惊喜、感激、欢乐、着迷的情绪，充满了所有感官自由开放、感悟世界人生时的快乐：
在断念摒欲之中，我不需要拯救。在万千欢愉的约束里我感到了自由的拥抱。
你不断地在我的瓦罐里满满地斟上不同颜色不同芬芳的新酒。
我的世界，将以你的火焰点上他的万盏不同的明灯，安放在你庙宇的坛前。
不，我永不会关上我感觉的门户。视、听、触的快乐会含带着你的快乐。
是的，我的一切幻想会燃烧成快乐的光明，我的一切愿望将结成爱的果实。（P73）
泰戈尔认为：人的无限可能性与人对神的追求感悟相统一时，就达到和谐和完满，就会在一切愿望中把自己交给爱。爱的境界即完美的境界，它既充满苦痛又充满快乐，既能用感官感到，又无法用言语述说（P101、102）。“当我们只承认痛苦，那就抛弃了欢乐，但承认欢乐是不能抛弃痛苦的。……正因为有欢乐，一切都存在、都滞留，这就是完整的真实。”【4】泰戈尔认为西方人把生活称为“搏斗”，使工作、学习、战斗都越来越成为现代生活中的职责和规章，人人都在强迫自己像“其他某个人”或与“其他人”一样生活。但这既不是完整的真实，也不是人们最终的意愿。西方人以及西方式“科学”从完整的生活中分割出一部分，“抛开歌曲观察声音”，如西方式教育是让生命与学识斗争，西方式工作是让生命服从职责的道德，西方式日常生活是让生命成为“平等”的奴仆，结果“创造的完整水流来到人间就被切断了”。由于人没有按照世界游戏的节奏走，至今人们还没有完全根据自己的方式取得世界节奏，反而在许多事上破坏自然本身的节奏，因而完善的曲调就被支离破碎的创作所取代，应有的和谐和限制就被冲突和斗争所替代。而改造这一切的关键就是让“所有的一切都朝着完善的享乐前进，而不是气喘吁吁地奔波在大道上，朝着死亡的方向前进”【5】。泰戈尔的诗句努力把生命和人生推进到哲理的境界，也即是一个和平、和谐、仁慈的整体境界，并试图消除或抵制西方式现代化的片面追求和科学精神的负面影响。
泰戈尔的思想不仅对西方人而言是充满启示和新意的，对同是东方的中国读者来说，也是十分迥异和富有启迪的。泰戈尔曾在《人生的亲证》一书中说：印度的文明诞生于森林，并一直被庞大自然的偌大生命所包围。印度人不仅从自然中获取食物和衣服，而且在各方面都与大自然保持着最密切最经常的交流。“我们发现这种森林生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人的思想，没有减弱人的活力，而只是赋予人们一种特殊的倾向，使他们的思想在与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产物的不断接触中，摆脱了想在他的占有物周围建起界墙以扩展统治的欲望，他的目的不再是去获得而是去亲证，去扩展他的意识，与他周围的事物契合。”【6】泰戈尔所说的这种亲证人类精神与宇宙精神之和谐的印度思想，也即他诗中反复强调的“梵我合一”精神，与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相比，体现的是一种具有内在超越性的主体人格，这种主体由于将自己视为宇宙的一部分，消融自我于万物，故而意识得到伸展，精神获得完全自由。而中国的文明发源于大河流域的内陆地区，较稳定的农耕生活方式使聚族而居的家庭血缘关系成为古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轴心。承继传统和长幼秩序及观察天象审时度势的生活方式不仅使中国传统文化充满伦理色彩，而且使中国式的“天人合一”具有极浓的现实和务实精神。中国古代诗人们也表现人与大自然的亲密交流和融洽无间，但彼此其实是有合有分、主客相望，中国诗人以人与大自然的相安无事、和谐共存为理想境界，虽然中印文学都重视直觉、感悟和亲近自然，但印度文学更崇敬超越现世的宗教精神，中国文学更推崇能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的人格修养，这也许是印度文学比中国文学更易受到富有超越思维和宗教传统的西方人欣赏的原因之一。
另外，泰戈尔的诗还有意包容印度文化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并展示其内在的张力和活力。如泰戈尔既希望人们感到欢乐，又说欢乐离不开痛苦；既让人们看到梵的无所不在和泛神的泛爱，又渴望印度早期觉醒和自身解放；他的诗中既有科学的唯物思想，又有印度传统哲学的神秘色彩，这之间似乎有明显的矛盾。再比如他的诗充满了寓意和启蒙，但他认为文学既不承担“教育人民的责任”，大众将根据自己的意向阅读文学，文学也不以反映现实为己任，因为现实是无限多样的。他认为文学的现实与科学的现实不同，文学的现实是“情味”，文学的“依托”是人们内心的感受和仁慈，故而文学在不被理解时就是“幻想”，作家以“非世俗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真诚的理想，但这种真诚理想对一切人都是真实的。理想是没有国界的，“情味”具有永恒性。【7】许多评论家认为复杂和矛盾构成了活的泰戈尔，泰戈尔对此也表示承认，当被问到他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时他答：“是自相矛盾。”当被问到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时，他说：“还是自相矛盾。”
实际泰戈尔的思想在现代哲学的背景下会被看得十分清楚，也会被人们愈来愈容易接受，因为他提倡的是完整，是打破一切陈规界限的完整，既打破东方世界的封闭停滞，又打破西方世界的自我优越感。他提倡完整的生命运动和完整的宇宙韵律，他不是从“人是思考一切的中心”这类西方近代文化的认识角度去谈民主、自由和博爱，而是从每个人是“存在”的一个具体分享者，即从更本源的生命源头的角度提出泛神和泛爱，提出所有的宇宙生命、所有的生命韵律和所有人的命运都是统一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影响的。所以他的自相矛盾也就是承认矛盾、认识限制并寻求超越，而超越的起点就是看到整体与个体的彼此联系。他认为每个个体不应被分裂被扭曲，每个国家、民族也不应被歧视或去歧视其他人，他提倡在一切形式的创造中，世界与个人统一，自然与人类同命运。每个有限的自然生命无论是人、动物、植物、空气，都可以表达共同和无限，这就是人的最大秘密，就是世界的最大秘密。他相信文学的任务和意义是使人与世界“接近”，人与自然互相了解，人与人心灵结合，“这种结合就是最终目的”。
《戈拉》：探求印度的现代化之路
泰戈尔虽以抒情诗闻名世界文坛，但他的小说则更广泛深刻地表现了他的思想创新和他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探索。在他所写的12部中长篇小说中，一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戈拉》。这部小说也是泰戈尔小说中最具有写实色彩的小说，其社会背景主要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印度，一方面是整个印度人民都渴望自由，反抗自己祖国政治和经济地位处于被殖民、被奴役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印度知识分子在寻求民族独立解放道路时，不得不面对传统文化的改造课题和承当现代启蒙的重任。关于这后一个方面，泰戈尔主要通过“印度梵社”和“新印度教”这两个意见分歧的教派斗争，展示印度近代知识分子的积极探索和他们自身的思想观念更新。
小说主人公戈拉是个身材高大的白种人，是虔诚的印度教教徒，性格刚毅倔强。他的朋友毕诺业性情柔和、才智敏锐。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毕诺业认识了梵教徒帕瑞什先生一家，帕瑞什先生的养女苏查丽妲和二女儿洛丽妲对戈拉、毕诺业经常热烈讨论的社会问题也极为感兴趣。美丽温柔的苏查丽妲因为戈拉的偏激而对他又反感又敬畏；性格大胆外向的洛丽妲则因为毕诺业的过分谦恭而喜欢用言辞去讥讽他。毕诺业的不亢不卑又让洛丽妲不由地爱上了他。毕诺业的爱情使戈拉十分不满，认为他不仅违反印度教规，而且会因此让儿女私情影响他们曾经立志要做的解放祖国大业。为了了解社会，戈拉开始到乡村各地漫游，一路见到诸多不平之事，他总是挺身而出，为弱者说话，结果被捕入狱。毕诺业要为他聘请律师，戈拉却坚持自己为自己辩护，最后被判了一个月监禁。帕瑞什承受巨大的社会压力，同意洛丽妲按印度教礼仪与毕诺业结婚。戈拉听说毕诺业决定要娶洛丽妲后，陷入极大矛盾，一方面他坚决不同意朋友的这个决定，另一方面他也看到这对恋人之间有超越尘俗的真情，不仅如此，他已再也无法否认自己一直热恋着苏查丽妲，渴望着相似的心灵结合。为了控制自己，献身于祖国，他决定举行忏悔礼做苦行者。而就在忏悔礼即将开始时，戈拉父亲病重，病床前父亲告诉戈拉：他是一对爱尔兰人的儿子，他不是印度人，也不是正统婆罗门。这个事实使戈拉猛醒过来，感到自己“获得了解放”，从此可以做一个不为种姓、教派、性别、国别约束的真正的印度人了！
泰戈尔的小说与西欧同时期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追求不同，反映时代本质、揭露社会矛盾不是泰戈尔的主要追求，与之相对比，泰戈尔的《戈拉》更多地表现了作者对印度近代“文艺复兴”、解放思想、启迪民心运动的推动，体现了泰戈尔对印度现代化以及这个现代化中印度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地位的特别关注。
小说中的帕瑞什一家所信奉的梵教在当时的特点是提倡大胆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改革传统的印度文化，鼓励印度人民为争取自身的政治权利而抗争。而戈拉、毕诺业所信奉的新印度教则认为梵社的人轻视本国文化，强调要防止崇洋媚外，就必须复兴民族文化，自觉严格遵守印度的一切传统教规。实际这两派知识分子都表达了渴望独立、自由的爱国主义热情，以及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不满，所以泰戈尔借这两个印度“西欧派”和“民族派”之争，实际也就反映了印度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焦点问题和基本特征，尤其是对种族制、复古主义和歧视妇女这三大印度现代化的社会障碍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和探讨。
泰戈尔对印度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理解耐人咀嚼。古印度文化与中国古典文化一样，丰富而又多彩，但与“独尊儒术”的中国“大一统”文化特征不同，印度古代的各类思想流派众多，长期共存，并行发展，如印度古代哲学思想在《奥义书》时期（2世纪—4世纪）之后，就形成了正统婆罗门教的六派（教论派、瑜伽派、胜论派、正理派、弥曼差派、吠檀多派）和异流三派（佛教、耆那教、顺世论）。公元9世纪左右，婆罗门教逐步演化为印度教，其六种教派继续被后继者发展，佛教和耆那教也有重要发展。近代欧洲（英国）人来到印度之后，印西文化的强烈对比和“强弱”实力较量的刺激，促进了印度宗教和社会改革运动，罗姆·摩罕·罗易（Ram Moham Roy，1772—1833）创立了“梵社”，泰戈尔的祖父是当时的成员，亨利·维维恩·狄洛吉奥（Henry Vivian Derojio，1809—1831）等成立了“青年孟加拉派”，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Dayananda Sarasvati，1824—1833）创立“雅利安社”等等。这些新老教派都志在改革印度传统社会的弊端，寻求摆脱贫困和屈辱地位的方法。在改革中，崇古（偶像崇拜）、歧视妇女和种姓制是各派共同看到的问题，也是各派争论的焦点。
就种姓制而言，虔信印度教的戈拉认为：“目前，为了使印度教社会不受各种各样公开和隐蔽的攻击，就有必要对饮食和种姓的问题经常保持警惕。”（P20）戈拉认为他母亲让一个信基督教的女仆做饭，所以自己和毕诺业就不该吃，既然印度教古代圣典说，每个人生下来就有种姓，那么自己这个印度教徒的后代，婆罗门的子孙，就必须“作许多牺牲，刻苦修行，才能不辜负他的光荣出身”。他认为毕诺业在偶然认识了苏查丽妲之后就想去那个梵教徒家，实际就是“顺水漂流”，忘记了婆罗门后代的责任就是节制和保持纯洁。（P10）泰戈尔还借毕诺业之口指出种姓制是“印度的创造”，是“必要的阶梯”，不能轻易违背和放弃。
毕诺业说：“楼梯好比社会，它的作用在于使人能够从低处爬到高处——一直爬到人生的终点。如果我们把社会或世界本身作为终点，那么就没有必要承认这些差别，那么，欧洲那种不断地互相争夺、扩大地盘的社会环境，对我们来说，也就挺合适了。”（P111）
泰戈尔总是不仅能从现代西方新思想的层面看出印度社会的弊端和现代化障碍，而且能从印度传统文化圣典的原理出发看出西方人思想上的片面和现代化的危机所在。由此，泰戈尔像列夫·托尔斯泰一样，借青年人的思想探讨和激烈争论，寻求超越的道路。苏查丽妲听毕诺业的话后表示怀疑：如果印度的种姓制建立是有目的的，那么这个“目的”是否达到了呢？种姓给印度带来了什么果实呢？
毕诺业回答说：“印度对社会问题提供了一个伟大的解决办法，那就是种姓制——它现在仍然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实现着，欧洲还没有能提出更满意的办法，因为那边的社会一直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人类社会还在等待着印度的办法最后获得成功呢。”至于苏查丽妲谈的关于现实印度社会种姓制的“结果”，毕诺业引用戈拉的话说：如果我们只注意伟大事物的琐碎细微之处，我们就会怀疑，就会把枯叶残枝当作大树。目前印度种姓制的果实不仅仅是种姓制的果实，而是整个国家各种情况结合起来产生的结果，不能用松动的牙去咬东西，也不能用病的躯体去实现这个人健康的意图。在这里，泰戈尔实际是把他在《吉檀伽利》中强调的“整体”思想应用于他对印度社会问题的具体理解。在谈到种姓制中最上等的婆罗门是否是“神人”时，泰戈尔又借毕诺业之口说：
“在我们自己创造的这个世界里，我们尊重的东西反正是很多的，不是吗？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些真正的婆罗门，这对我们的社会来说是一件小事吗？我们需要神人——超人，……（他们）存在过，他们存在于印度的内在需要和意志之中，就像树木隐藏在种子里一样。别的国家需要像威灵顿那样的将军，牛顿那样的科学家，罗斯柴尔德那样的百万富翁，但是我们的国家需要婆罗门，无所畏惧、憎恨贪婪、战胜忧虑、不计得失的婆罗门——身心和上帝连在一起的婆罗门。印度需要坚定、宁静、思想解放的婆罗门，一旦得到它，印度就会得到自由。我们不向帝王低头，不受压迫者奴役。不，只是由于自己感到恐惧，我们才低头，我们陷在自己贪婪的罗网里，成为自己愚昧的奴隶。但愿真正的婆罗门用他艰苦的修行把我们从恐惧、贪婪和愚昧中拯救出来——我们不需要他们为我们战斗，替我们做生意或为我们谋求任何别的尘世利益。”（P113）
显然，泰戈尔在这里表达的思想，或者说他所代表的印度近代知识精英的思想，与尼采、易卜生、罗曼·罗兰所代表的西方现代精神反叛思想是相通的，但泰戈尔提倡的精神反叛和英雄主义又是根植于印度的传统和婆罗门创建意图之中的。所以婆罗门、妇女问题及印度的各种宗教并存等等“问题”在泰戈尔看来，是无法简单批判和丢弃的，印度的传统不能在西方的强大实力影响下死亡或消失，“过去永远与未来连在一起，确实存在过的东西永远不会消失”（P114）。从这个意义讲，泰戈尔认为印度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不应只想着暴力革命或赶快做贸易、谋实利，印度更需要自己的民族精英，需要他们像古代的英雄一样，承担起拯救民族灵魂和革命的重任。为此他选择了戈拉和毕诺业作为一对理想人物，戈拉高大英俊、坚强无畏，是一个孤独的、骄傲的、伟大的、神一样的民族精英，毕诺业则忠厚纯朴，善于理解、吸纳和协助戈拉的雄心壮举。当他们俩争吵时，戈拉的偏激和毕诺业的优柔寡断就会显露出来，而当他们通过争执和消除分歧达到一致时，戈拉的英勇、刚毅、深刻和毕诺业的谨慎、细密、感性就会相互吸引、相互结合。而当他们彼此沟通一致时，就会出现完整的印度青年形象，戈拉式的深刻理性思索和毕诺业式的真诚感性体验就会使他们感到相互弥补、相互提醒，并充满希望及力量。
戈拉的爱国热情是既充满虔诚和智慧，也充斥印度是“无可指责和无比优越的”这样的偏见。比如关于妇女的地位和印度传统中对妇女的歧视问题，戈拉就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视而不见，他说：“古圣梵典告诉我们，妇女受到尊敬，因为她给家庭带来光明，——但照英国人的习惯，妇女受到赞美，却是由于她在男人心里点燃了情火，这种赞美最好不要称之为尊敬。”（P11）泰戈尔在此也借戈拉之口指出：印度妇女地位的问题不仅是“贫穷落后”或“观念愚昧”的问题，而且是东方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产生分歧的一个焦点，东方传统文化强调“社会第一，个人第二”，西方现代价值则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推崇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由此，泰戈尔既借西方民主思想揭示印度妇女的不平等地位，又借印度传统经典肯定东方文化的合理成分。
戈拉最初认为个人私情不应该任其自然发展，否则会对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改革抱负造成妨碍，在看到毕诺业试图违背教规与异教派别的家庭人员来往，而且欲放弃印度教与信梵教的姑娘结婚时，戈拉感到极度失望，多次劝毕诺业一早作决断，以便自己尽早决定何时与他断绝友情。在他自己也很快就在被苏查丽妲强烈吸引而难以自拔时，他努力把对方看作“集体”的代表和“祖国”的化身，而不愿承认自己内心真实的爱情。妇女问题一直是印度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是童婚、一夫多妻、繁琐的妇女贞洁守则，还是残酷的妇女殉葬制，都是印度妇女身上的枷锁或内心的束缚。但是泰戈尔在《戈拉》里不是简单地批判这些传统习俗中的愚昧和黑暗，而是力图用超越的目光和启蒙的理想去呼唤改革。泰戈尔写道：戈拉在忙于工作和长途旅行时，很少想到“印度也有女人这个事实”，但当他身陷囹圄时，他的眼前却总是萦绕着苏查丽妲的身影，他终于发现妇女是“祖国千千万万个家庭一切美丽、纯洁、可爱、善良的象征”，“祖国的种种灾难都是对她的侮辱……我们越排除妇女，在生活中越不重视她们，我们男人就变得越虚弱”（P353），而且他也终于在毕诺业和罗丽妲的个人恋情中看到了赤诚和卓绝。在戈拉重新理解了妇女、毕诺业的爱情和苏查丽妲在自己心灵中的地位后，他也重新理解了印度传统和印度的未来。泰戈尔通过戈拉的理性探索和毕诺业的感情体验，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相互呼应地表达了自己对印度妇女解放问题的认识，即不仅要从西方式“民主、平等”的价值观出发让妇女尽早获得观念和实际的解放，不仅要去讨论妇女是否应走出家庭和应走出多远这样的具体问题（P108），而且还要从“整体”和“同一”的印度传统思想出发，看到妇女是“印度的一半”，也是世界的一半。泰戈尔希望印度男性要能感觉到女性的存在，并思考她们在社会中的力量，但他同时也坚守印度式的最“崇高”的妇女地位理解，即把妇女的美主要看成是伟大的、奉献的、无私的，而不是看成美貌的、个体的、独特的。这种理解还主要通过戈拉的养母安楠达摩依体现，她没有偏见、宽容慈善，充满生活的智慧而又不苟求任何人的承认或服从，最后戈拉感到她就是“幸福的象征”，“就是印度”，因为她“没有种姓，不分贵贱，没有仇恨”——安楠达摩依代表的是超越，是摆脱一切人为和自然束缚后的一种精神境界，在这个境界里，戈拉心目中最高的女性形象——母亲——依旧是东方式集体主义的价值象征。
在崇古主义问题上，泰戈尔也是一再将印度传统与西方思想置于对话和互相争辩的位置。戈拉最初认为“不服从社会就是毁灭社会”，尽管印度自身有诸多弊端和旧俗陋习，但在外国殖民者面前应该首先捍卫自身的价值和利益。梵教徒哈兰认为印度教派林立，民心涣散，是因为这个国家到处存在着教规和习惯，所以才团结不起来。戈拉反驳说：
如果你认为必须先根除一切陋规恶习，国家才能团结，那么，每次你想渡过大海，就得先舀干海水。把你那骄傲和轻视别人的心理统统扔掉，真正谦虚地在精神上和大家结成一体，这样，即使有成千的缺点和罪恶，你的爱心都能克服。每一个社会都有过失和弱点，但只要人民互相友爱，团结一致，他们就可以抵消一切毒素。空气中总是存在着致腐的因素的，不过只要你不死，它就起不了作用，只有死尸才会腐烂。（P66—67）
显然，戈拉的这番话里既带有合理性又充满偏激，难怪苏查丽妲听后既感到“整个心灵都起了共鸣”，又感到戈拉不过是个“傲慢和迷信的年轻人”。西方民族凭借近代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实力往往在东方国家的“落后”面前充满自我优越感和文化优胜感，而东方古老文明古国则往往在这些歧视和傲慢面前不由地产生屈辱或被侮辱的感受，从而也被刺激出另一种骄傲和偏激。
在小说里，主人公戈拉始终是一个最勇敢热忱的爱国主义者，尤其是在面对来自西方的攻击时，他总是毫不犹豫地为印度辩护。当一个英国传教士在报上撰文攻击印度宗教和印度社会，并且欢迎别人和他辩论时，“戈拉心中立刻燃起熊熊怒火”。为了应战，他开始用英文赶写论印度教的书，他说：“我们绝不允许我们的祖国站在外国法庭的被告席上受外国法律的审判。我们对羞耻或荣誉的概念绝不能用外国的标准来逐点衡量。无论是祖国的传统、信仰还是古圣梵典，我们对别人，甚至对自己都不能说它不好。我们必须拿出全部力量，充满自豪感，勇敢地担负起祖国的重担，使祖国和自己免受屈辱。”（P31）
小说结尾，当戈拉发现自己的真实身份之后，他本能地向一位前来为养父摩希姆看病的英国大夫投去“特别亲切”的目光，他的印度骄傲和他原来最为憎恨的西方傲慢在一瞬间都变样了：“我一直用整个生命来了解印度——可是我到处碰壁——我不分昼夜地想把这些障碍变成我的信仰对象……今天，我创造的这座堡垒，刹那间便梦幻般消失了，而我，在获得了完全的自由之后，却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无边的真实之中，印度的一切善与恶、悲与欢、智与愚全都使我感到十分亲切。现在我真的有权为她服务了……今天，我真正是一个印度人了！在我身上，不再有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对立了。今天，印度的每一个种姓都是我的种姓，所有人的食物都是我的食物！”（P514）戈拉反省自己曾因为爱印度胜过自己的生命，所以任何人对他所知道印度进行的批评，都让他受不了，而现在他可以把那些“无用的装饰品”，把那些虚假和不洁东西扔掉，仅“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匍匐在印度母亲的怀抱里。实际这个结尾也意味着他可以从此对印度的一切都坦然地面对，既面对她的丰富、悠久、伟大，也面对她的丑陋、苦难和愚昧。
反思印度的国民精神状况
对国民现有精神状况的沉思是《戈拉》的又一鲜明特色。主人公戈拉在出访穷人、了解真实生活的过程中曾碰到过一个名叫南达的青年，这个木匠的儿子既是当地板球队最好的投球手，也是戈拉的崇拜者。但在一次做工时南达的脚被凿刀凿伤了，因为不懂科学，他得了破伤风。他的父亲要去请医生，但他的母亲硬说他中了邪，请来了驱邪的人。这个人整夜念咒语，用烧红的铁丝烙南达的身体，结果健康、强壮、善良、朝气蓬勃的南达就这么死了。得知这件事后，戈拉激动得大吼：
毕诺业，我不能让这件事这样轻易地过去。那个骗子给我的南达带来的种种苦难，也在折磨着我，折磨着整个国家，我不能把它当作一件小事或一件孤立的事件。……毕诺业，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在想，这是毫无办法的事，即使有办法，也是在遥远的将来。可是这种想法我接受不了，要是我接受，我就活不下去了。不管祖国受到什么创伤，不管它有多么严重，都有医治的办法；而且办法就操在我自己的手里。（P103）
戈拉不仅憎恨国民的普遍迷信和极端愚昧，而且痛恨他们内心的软弱和麻木，就在从南达家回城的路上，戈拉看到一个年老体衰的穆斯林厨子，头顶一篮给英国人的食物横穿马路，另一位服装华丽的孟加拉绅士驾车而过，不仅差点压死这位耳朵不灵的老汉，而且在老汉头上的东西撒落一地后高声呵斥他是“该死的猪猡！”还在他身上狠抽了一鞭。戈拉远远看见后就紧握双拳，拼命地追过来，而那位老汉却只是一边叹气，一边温顺地收拾地上的食品，并对弯下腰来帮他拾东西的戈拉说：“先生，何必麻烦您呢？这些东西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戈拉在帮他重新装好篮子后说：
损失太大了，恐怕你负担不起。你到我家去，我赔偿你的损失。不过让我跟你说一句话：你受到这样的侮辱，连句抗议的话都没有，安拉是不会原谅你的。（P104）
戈拉还发现，麻木软弱不仅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地位低下的印度底层人民的特点，就连那些有着高等学历或颇有身份的印度知识分子也往往在骨子里透着一股子“奴才”气。在一个雨天，戈拉乘船去特里比尼参加沐浴礼。沿途的码头上有许多女香客，因为人多和船板滑，在拥挤着上船的过程中她们或失足落水，或浑身泥水，眼睛里还流露着可怜的忧虑神色或绝望的苦恼表情。看着这些香客陷入困境，头等舱甲板上的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欧化的孟加拉绅士一边看热闹，一边还不停地哈哈大笑。他们这样放肆的嘲笑使戈拉大为不满，他跑到上甲板用雷鸣般的声音吼道：“够了！你们不害臊吗？”那个英国人只是凶狠地打量了他一番，但孟加拉人却轻蔑地回答说：“害臊？看到这畜生蠢到如此地步，我当然感到害臊！”“世上如有比无知的人更加不如的畜生，”戈拉涨红了脸大声骂道，“那就是没有心肝的人。”
“滚开！”孟加拉人生气地反骂道，“你没资格到头等舱来。”（P52）
这事发生之后，英国人开始躺下来埋头看小说，而他的孟加拉伙伴却大声抱怨饮食太差，不断试图与自己的旅伴拾起话头。英国老板一直没再理他，反在下船前走到戈拉面前举帽致歉，表示自己的内心惭愧。“不过戈拉还是止不住怒火中烧：一个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居然能和外国人一起欣赏自己同胞悲惨的处境，并且自以为高人一等，站在旁边嘲笑他们。而他的同胞却任人欺压凌辱，竟然认为替比较幸运的同胞做牛做马是不可避免的，是理所当然的。戈拉知道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全国人民长期以来普遍存在着愚昧无知，想到这一点，他的心几乎要碎了。但最让他伤心的是受过教育的人不但不肯担负起这副无比耻辱的重担，反而因为自己的处境好一些，感到沾沾自喜。”（P53）
戈拉一直生活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自觉地把自己的生命与印度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写文章、争论和发表演说，都是试图影响别人，引导民众。但是在死气沉沉的印度乡村生活中，他却看到了“祖国赤裸裸的恬不知耻的软弱形象”。他不但看不到外来打击对印度底层生活的立即影响，而且看不到书本上所描述的优秀传统和神圣宗教，他看到的是等级制隔离了人民，偏见使守寡的妇女和贫穷男子都无法建立正常生活，在每个人的家里，不论白天还是黑夜，不论是吃、喝、接触或礼节，全都在社会的监视之下。每一个人都对社会的风俗习惯抱有一种纯朴的信仰——从来没有对它们发生过任何怀疑。不过对风俗习惯和社会束缚的这种盲信，并没有使他们产生一点点应付日常生活的能力。“全世界能否找出一种像人类这样软弱、这样胆小，无能到分辨不出什么对自己有益的动物，实在是值得怀疑的。”（P466）正是在这样的实际现实面前，戈拉发现自己的志向是高调和肤浅的，自己的“爱国”理想是虚空和幻想式的。
“印度不是问题，而是印度遇到了新的问题”
《戈拉》一书实际也是泰戈尔对印度知识分子命运的一种探索和关注，通过戈拉、毕诺业和苏查丽妲、罗丽妲这两对人物，泰戈尔实际提出了自己对复兴印度的看法：首先，要把对印度的爱培植于对现实的完整了解和理解之中，看到印度的伟大和阴影，看到完整的印度。其次，要把爱国之心培植于每个个体的内心之爱之中，戈拉是在与毕诺业的友谊、对苏查丽妲的爱情和对其他普通人的关怀之中理解了“真正的印度”。再次，泰戈尔希望用国际主义精神超越对印度的狭隘的爱，戈拉是白人，但他可以像爱生命一样爱印度，安楠达摩依可以是一切人的母亲，帕瑞什可以是一切人的导师，因为他们都超越了出身、血统、族缘、种姓。最后，泰戈尔还把印度的苦难与世界的苦难连成一体，期待“全世界的意志力量和思想力量，都朝着它的内部和外部同时开火”（P103），泰戈尔借帕瑞什先生的口对准备冲破教规结为夫妻的毕诺业和罗丽妲说：
如果你想超越教社的限制，就必须使自己比任何教社都伟大。你们的爱情和共同生活不仅要意味着一股毁灭力量的开始，还要表示出创造性的与坚定的原则。你们只有一时的冲动劲儿是不行的，以后你们还得天天以英雄气概去对付共同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否则你们就会腐化堕落。社会不会再带着你们往前走，让你们过一般人的生活了，如果你们不努力上进，超过一般人，那么你们只有落在别人后边。……世界上使社会变得伟大的人正是那些有勇气在生活中尝试和解决人生新问题的人！（P411—412）
显然，这段话里有泰戈尔的一个重要立论，那就是在现代化运动中，印度不是问题，而是印度遇到了新问题，她需要自己的儿女勇敢地抗争，而且勇敢地面对。印度青年人应该坦然地承认矛盾并创造性地使自己的传统继续前进。印度不需要青年一代为之“牺牲”、为之“奉献”，她只需要新一代真正地生活，并且欢乐！
泰戈尔的作品之所以被许多西方学者视为“新宗教”，就是因为泰戈尔已经看到：宗教既可以是信仰的支柱，也可以是信仰的束缚。实际任何一种古老宗教的出路都与现代人的命运连为一体，无法分离，任何国家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也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无法分离，与具体个体的存在方式无法分离。因而泰戈尔把自己的思想深深扎根在传统之中，同时又向往现代文明，他没有让两者分裂自己，而是努力让自己包含、包容它们二者。他所说的“天天以英雄的姿态”面对生活的想法，是适应于现代生活的“新宗教”，也是东方人忍耐、静冥、平易的特有生活方式。与“竞争”、“搏击”、“奋斗”、“成才”这样的观点比起来，泰戈尔所说的“面对”也许不是最“积极”的，但他的思想是更注重超越和脱俗的，是强调精神境界的独立、顽强和真诚信仰的。
印度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有许多相似的背景和相似的问题，这既可能使我们在阅读泰戈尔时感到特别亲切，也可能使我们因此感到《戈拉》不是特别“新奇”和“刺激”。阅读泰戈尔，我们首先必须放下的大约是西方文学在近100年来给我们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会使我们觉得泰戈尔的《戈拉》在情节上有过多的巧合和不由分说的大团圆结局，我们会不习惯泰戈尔过于明显的主观干预、对比方法和过多的夹叙夹议。事实上，《戈拉》的确是印度式的小说，是浪漫主义式的小说。德国是西方近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印度则是古代浪漫主义小说的圣地。泰戈尔的小说以“情味”为中心，以人们内心的感受和仁慈为依托，以沟通心灵、使心灵结合为最终目的，所以他在情节结构上总是让事理逻辑让位或“服从”感情逻辑，略写事实变化过程和具体细节，详写人物情思的演化进程，展示诗意的思想和充满韵律美的意念。他写的是印度式的浪漫小说。
《戈拉》也是一部印度式的“学者文学”，泰戈尔努力在故事里说出他的哲学沉思和宗教思辨，这些思绪主要围绕着“痛苦”和“欢乐”这两个最基本的生活概念和宗教概念，通过写印度的痛苦、问题、困难，写印度知识分子的忧虑、感伤、同情，写大自然的美和无声无息，最后写出一种极具哲理意味的“欢乐”，即写出“发现”、“领悟”、“理解”。正像《奥义书》所说：“谁折磨身体？谁折磨生命？如果欢乐如影随形，谁同意劳动？”泰戈尔写出的“欢乐”是发现欢乐，也就是看见完整，领悟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关系，理解“欢乐”是生命的最大秘密。当泰戈尔把印度的痛苦与世界的痛苦视为一体时，他就使得自己的小说不仅超越了一切痛苦，使得一切苦难成为“完整”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而且他也由此确定了生命的欢乐本质。正是泰戈尔的这一表现，使得西方人看到了“亚洲精神”，并感到亚洲精神不仅充满了爱和魅力，并且生气勃勃。从这意义上讲，《戈拉》也是一部印度式启蒙小说。
《戈拉》还是一部诗韵小说。泰戈尔式的文字永远是韵味的散文，诗体与散文体的杂糅。他在大自然的描写上不仅经常采用拟人化的情景互融手法，而且意象丰富生动，语句本身充满旋律感，清新而又至为优美。为加强韵律的变化幅度，也为刻画人物的内心矛盾，泰戈尔还广泛地采用了浪漫主义文学常见的对比手法，如两对青年人的性格设置是对位式的，两对人的爱情心理轨迹是逆反式的，两位长者的晚年生活是通过情节的颠倒实现的：帕瑞什在准备离开一切人时得到了戈拉的拜师，安楠达摩依在以为要永远失去自己的养子时却成了最伟大的母亲。通过这些鲜明的性格对比和主观安排色彩颇浓的交相辉映，泰戈尔也在用一种富有辩证色彩的思维解释人生，引导人们拨开阻挡认知的烟雾，去发现生活的真谛。
注释：
【1】〔印〕泰戈尔：《吉檀迦利》，冰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版，译者前记。文中引用仅注明页码。
【2】〔印〕泰戈尔：《戈拉》，刘寿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文中引用仅注明页码。
【3】〔印〕泰戈尔：《泰戈尔论文学》，倪培耕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页。
【4】〔印〕泰戈尔：《泰戈尔论文学》，倪培耕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84—185页。
【5】〔印〕泰戈尔：《诗人的辩白》，载：《泰戈尔论文学》，倪培耕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6】〔印〕泰戈尔：《人生的亲证》，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页。
【7】〔印〕泰戈尔：《泰戈尔论文学》，倪培耕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