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Balzac，1799—1850）的创作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气势恢宏，而且在场面铺陈和人物命运展示上气度非凡，令后人为之惊叹和折服。正像法国评论家阿尔贝·蒂博代所说：他的《人间喜剧》是“模仿天父上帝的作品”。在巴尔扎克之前，英国小说家瓦尔特·司各特已经把小说提到了历史的高度，但巴尔扎克还用“人物再现法”把他的90多部作品连为一体，把不同社会等级和不同职业的人物组成一个彼此命运相关的社会，于是他不仅再现了19世纪法国的风俗和完整的历史画面，而且使他笔下的文学世界就像现实真实事件一样，自身具有发展的走势和繁衍的活力。巴尔扎克的创作不仅具有辽阔的地域和包罗万象的生活画卷，而且他笔下的虚构人物还具有“第四维度的深度——时间的深度”。【1】
个人的生命与民族的寿命
巴尔扎克像上帝一样的创作活动方式，不仅使他显得无所不知，贵族和资产阶级、政府的军队、银行和商业、新闻和社交、司法和警察、城市和乡村无一不被他以“内行”的眼光一一打量、拆卸、重装，而且他还能在各种人物的命运中看到内在的原因。由于在巴尔扎克看来，“真实的生活都是有因可循”的，所以时代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力量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深刻的剖析。这种由环境和风习组成的势力在巴尔扎克看来不仅主宰了一个又一个凡夫俗子的人生命运，而且也构成了一个民族的命运和国民集体的性格。正像他在《驴皮记》中借主人公拉法埃尔的奇特经历总结了他对法国社会和德国民族的基本看法，即每个民族如同每个人一样，都有那么一张驴皮：要想延长民众的寿命，必须减少他们的生命运动。
《驴皮记》【2】本是一个东方神话，巴尔扎克把这个神话移到了他所处的时代。1830年，拉法埃尔在巴黎赌博输光了钱，他想自杀。这时他走进了一家古董店，一个瘦骨嶙峋的老古董商给了他一张灵符，也即一张驴皮：它能实现主人的全部心愿，但满足每一愿望，它就要缩小一点，同时缩短一点所有者的生命。老古董商对拉法埃尔说：“我打算用很简单的几句话给您揭露人生的一大秘密。人类因他的两种本能的行为而自行衰萎，这两种本能的作用吸干了他生命的源泉。有两个动词可以概括这两种致死原因的一切形式，那就是欲和能……”老古董商此刻已经百岁，其长生不老的原因就是克制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但拉法埃尔和当时的所有青年人一样充满了无处宣泄的热情和活力。他们受拜伦影响，受拿破仑影响，留恋革命时期的狂风暴雨和摧枯拉朽，厌恶资产阶级新贵的保守和贪财，同时他们自己也放荡不羁，渴望一切荣誉、财富和女人。从今天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说他们追求太多、期望过高，但他们手中的“驴皮”不是父母的遗产或皇上的恩赐，而是他们自身的才华和热情，所以又仿佛无可指责。拉法埃尔得到驴皮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一次狂欢、盛宴和女人。于是他走出古董店后就遇到了朋友勃龙代和拉斯蒂涅，他们拉他去参加了一个不知如何支配自己金钱的退休银行家的盛宴，社交能人拉斯蒂涅看出他既是一个天才，也是一个傻瓜。于是把他介绍给了巴黎头号美人……在一个又一个愿望实现之后，驴皮变得愈来愈小。无论他如何求教于科学家、学者，还是干脆抛弃它，驴皮还是小到了能放进他的小表袋里。这时的拉法埃尔已经像那个老古董商一样，只能靠苟延残喘来维系生命了，但当他看到半裸的情人时，不由地又产生了占有她的欲念，于是他主动对自己作出了死亡的判决。
《驴皮记》写的是一个强烈的预感，一个衰败中的文明社会画面，巴尔扎克的朋友菲拉雷特·夏斯勒写道：“巴尔扎克清楚地看到这千疮百孔的社会依旧为其表面的繁荣所陶醉。与虚假的喧闹和日落西山的华彩相对照的是这个社会机体内部的空虚。他认为……在这对照中包含着一种魔力，在由如此绚丽的外表所掩盖的尔虞我诈的人生游戏之中，还存在一种值得关注的东西……”【3】这个东西就是巴尔扎克看到了环境的力量和人的本能力量之后，希望或者说同时还看到了制约环境和本能的力量，即法国的政治权威和宗教传统。
法国评论家皮埃尔·西特龙认为《驴皮记》这部奇特的、浪漫主义手法的、哲理性的小说“是《人间喜剧》的中央门厅”【4】。因为巴尔扎克笔下的社会环境正值法国七月王朝和大资本主义兴起时期，金钱万能和不择手段谋取财产是巴尔扎克提示的法国社会最普遍特征，但尽管如此，对巴尔扎克而言，环境虽具有毁灭人性的毒害力，但一切毁灭因素中最强烈的还是人类自身存在的毁灭性成分。所以《驴皮记》的悖论是双向的，每个人的生命既是民族寿命的根基，也是它的危机，生命力的枯竭是死亡，生命力的无限制运动也是死亡，因而必须有某种东西使每个人的生命活动彼此保持和谐与平衡，从而使民族的正面精神得以保持，这种东西在巴尔扎克看来，就是上帝的力量或以上帝的名义实现在现实中的世俗政治权威。当巴尔扎克说，“我在两条永恒真理的照耀下写作，即宗教和君主政体”，他所说的这两条真理并不像雨果所坚信的“人道主义原则”那样，体现了“善”或“美”的原则，而是某种更为一般的普遍存在的现实能量，是像歌德所说的“作恶造善的力之一体”，简言之，是力量的原则。
《高老头》：四种人的意志力量
从力量的原则看巴尔扎克的《高老头》【5】，就会看到小说中的四个主人公分别代表了人类意志的四种基本力量。高老头代表了宗教信仰的力量，伏脱冷代表了权力意志的力量，拉斯蒂涅代表了本能和欲望的力量，鲍赛昂夫人则代表了现实中美的力量。
《高老头》是公认的《人间喜剧》的顶梁柱般的作品，巴尔扎克自己也称之为“主干作品”。这不仅是因为这部小说是他“人物再现法”的开山之作，他借伏盖公寓和鲍赛昂府把日后的许多主要人物都作了精心安排和一一介绍，而且这部小说在思想观念、情节建构、写作技巧和人物刻画上都极为成熟圆满，小说的戏剧性情节早已为评论家们分析得十分清楚，即以退休商人高老头的被女儿遗弃和青年大学生拉斯蒂涅的社会化成长为线索，将一个老人生命价值的衰退与一个青年人社会人格的成型并行叠加叙说，中间则穿插了在逃囚犯伏脱冷和巴黎贵妇鲍赛昂夫人分别给拉斯蒂涅上的两堂人生课程。最后，拉斯蒂涅由纯洁青年变成个人野心家的新人生起点，开始于高老头悲惨的人生终点之上。
高老头是小说中父爱的代表，而且他的没头没脑的父爱是神话中的父性象征。巴尔扎克用感人肺腑的词语写出他内心深藏的骨肉之情，他的那种父爱集中了他对上帝、法律的敬畏，更融入了他对亡妻未尽的爱情和感激之情，所以他敢于说自己“比上帝爱人类还爱自己的女儿，因为人类不如上帝美好，而我的女儿却比我美好得多”。这种高老头认为的下一代的“美好”，在于他的两个女儿都因为母亲美貌而生来就长得很美，都因为父亲的生意兴隆而从没有尝过生活的苦楚，还因为父亲的慷慨而从小接受正式的贵族教育，并因为父亲的献身精神而拥有大笔的嫁妆……高老头虽然从客观现实上讲是他自己培养了两个女儿的自私自利、见财忘义、忘恩负义、贪图享乐和极度虚荣，但从社会风气上讲他其实也找不到其他疼爱孩子、表达父爱的途径。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精神体现在他写出了高老头的养育原则不可能不受社会环境势力的支配，即唯有钱财取悦青年人，而巴尔扎克的浪漫主义精神则体现在高老头始终不想承认这一点（其实他临死在病床上已经说出他知道女儿只想要他的钱，他可以用不同的用钱方式来保持亲情），这个没有头脑的老头竟一直坚持让一种理想化的家庭亲情去支配自己的余生。
最初看下来，高老头的性格中有极为矛盾的一面，因为他是一个地道的商人，而不是什么有教养的上流社会人士，就他在生意上的投机本事而言，他本应是个不讲任何情意的商场高手。在1789年大革命前，他不过是个普通的面粉司务，因为大革命使东家“遭劫”破产，他就乘机盘下了东家的铺子并在动荡的日子当上了区长，借一次“有名的饥荒”把面粉的售价卖出了比进价高出10倍的价格，“他从此发了财”（P68）。这个信奉拜金主义，又用拜金主义教育了女儿的父亲，何以会是个中产阶级的“李尔王”呢？巴尔扎克在写高老头的发家背景和现实惨剧时是恪守写实态度的，但在写到他的父爱时却显得极为夸张。高老头为了爱女儿，可以帮助大女儿的脸面而“牺牲”自己与女儿见面的权力，“哪怕他们要挖掉我的眼睛，我也会说：‘挖吧！’”显然这个能干的老商人在溺爱女儿的时候只有一片“痴情”，根本没有理性和判断力。那么这是否是一种畸形的、动物式的感情呢？在社会的“父爱的轴心”被“金钱轴心”替换之后，高老头式的痴情父爱意味着什么？特·朗日公爵夫人在鲍赛昂夫人粉红的客厅里对拉斯蒂涅说，高老头这样被女婿赶出来的悲惨“天天有”……“一个人把情感统统拿了出来，就像把钱统统花光了一样得不到人家原谅。这个父亲把什么都给了。20年间他给了他的心血、他的慈爱；又在一天之间给了他的财产。柠檬榨干了，那些女儿把剩下的皮扔在街上。”（P69）高老头是巴尔扎克从“天天有”的各种家庭悲剧中总结出来的一个典型、一个因性格特征极端鲜明而更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巴尔扎克认为，他的父爱“是一种充满巨大力量的情感，无论是灾难、痛苦和不义，任何东西都不足以破坏这种感情”。从这个角度讲，高老头式的父爱因其极端和痴狂而具有宗教情感意义，这种宗教意义不是精神上的，而是怪僻的偏执。
巴尔扎克曾经说过：神秘主义就是纯原则意义上的基督教。他在20多岁的写作尝试阶段就曾为关于上帝的两难推理而进行过哲学探索。他发现如果承认上帝与物质同在，那么上帝就与另一个不同于他的强者并存而不再是全能的主宰；如果承认上帝是先于一切的存在，他取自身精华创造了世界，那么人类社会或整个世界就不该有罪恶。所以，正像莫洛亚说的那样：“巴尔扎克既是物质论者，又是广义的精神论者。他认为精神渗透于物质之中，物质有不同的等级，从不大像有思想的石头到灵魂附于肉体的人，再上升到只有灵魂的天使。巴尔扎克模模糊糊地相信石头可以成灵，人也可以转化为天使。他知道世界蕴藏着一个巨大的奥秘，在生命里还有一个比生命更强有力的本原。他同意把这个奥秘、这个本原称为上帝。……如果上帝保持缄默，那么生命与物体就永远载负着神秘的信息。”【6】所以巴尔扎克会不厌其烦地写那些神秘的物体：家具、上衣、街市、房屋、饰物、银盘，并不厌其烦地写那些神秘的生命，如高老头痴狂的父爱，他每一次外表变化的原因和他每一种溺爱女儿行为的动机。
巴尔扎克一方面认为现实中的“天主教教义是一套自欺欺人的假话”，另一方面则相信高老头式的父爱感人至深，正像拉斯蒂涅第一次听到高老头的身世后说“高老头真伟大”一样，巴尔扎克认为伟大的东西并不是单纯和一点点善意，而是一种神秘而复杂的内在力量。高老头临死的呼号表明他清楚自己是个“糊涂蛋”，“遭了报应”，但他仍然坚信“法律是支持我的”，最终将是他的女儿们受到报应。因为她们“犯了这桩罪，等于犯了世上所有的罪”。巴尔扎克在开篇时就写道：“有些东零西碎的痛苦，因为罪恶与德行混在一起而变得伟大庄严。”（P1）高老头的所有父爱言语和行为都充满谬误和自食其果的愚笨，但他的特殊父爱之心也因此而得以显现。我们既通过他的惨剧看到世间的罪恶，也通过他的痛苦看到人类固有的善良。在巴尔扎克看来，善良和善良之源是两种真正能够彼此抗衡、制约并构成伟大景观的神秘力量。
有人说巴尔扎克说自己信奉天主教是“出于策略和实用主义的考虑”（P493），实际头脑清醒的巴尔扎克并不认为天主教教义具有绝对的价值，而是看中了天主教那些崇高而丰实的神话故事。因为人类除去神话之外还能接受什么呢？“要全民族都去研究康德是不可能的。”对民众来说，信仰和习俗要比研究和论证更有实际意义。（P493）高老头的父爱，代表的就是这种民间的、广泛的、民族性的信仰和习俗，它们具有神秘而又强大的力量，巴尔扎克认为应该让这种力量凝聚成真正向善的潜流，激荡在人们心中。不过巴尔扎克同时又担心中产阶级的读者们在读完了高老头隐秘的痛史之后，“依旧胃口很好地用晚餐”，把自己的无动于衷推给作者负责，说作者夸张，渲染过分。（P2）所以他还要写另一种力量，伏脱冷所代表的权力意志。
伏脱冷是整部《人间喜剧》中极为引人注目的主角，他实名高冷，绰号鬼上当，虽然在《高老头》中的地位是被警察追捕的苦役犯，但他实际却深谙社会内情，了解人间真相，这种深谙和了解使他仿佛掌握着征服世界的力量，这股力量与高老头的父爱情感相反，是没有情感却有头脑的人类意志力量，驱使他势必要成为这个大资本主义社会的当权者和主宰者。在《高老头》里他已经策划了许多阴谋，但尚未真正得势，到《交际花盛衰记》中他则成了警察厅的高级密探，到《贝姨》里他更是成了公安处长。与高老头的父爱一样，巴尔扎克也把伏脱冷的洞察力视为由德行与罪行混合而成的伟力，他赤裸裸地挖苦法律，揭露上流社会的假仁假义，对各种腐败和邪恶的现象，以及各种人心的堕落和不测，他都仿佛能一眼看穿、一语道破，但他的所有观察都是为了更好地利用和适应这种垂直下降的社会风习，获取自身渴望的权力及合法性。这个人物与欧洲文学史上那些海上大盗、绿林好汉和亡命之徒之间有着精神的联系，巴尔扎克明显赏识他的胆识和能干、他的敏锐和气魄。与虚情假意的上流社会相比，他是豪侠之士，与高老头的痴狂和拉斯蒂涅的纯洁相比，他又是邪恶的魔鬼式人物。在伏脱冷说“一桩大罪行，有时就是一首诗”、“没有人会盘问我的出身，我就是四百万先生”时，他已不仅仅是掠夺者、极端利己者、犯罪教唆者，而是集一切可能于一身的“强者”或“权力”的化身。
巴尔扎克所认可的“君主制”也是一个集权力和合法性为一体的政治制度，甚至可以说是君主专制。正像《驴皮记》中拉法埃尔与拉斯蒂涅喝得烂醉时所说的那样：“我们很快就要变成一群大坏蛋了。”“至少拿破仑还给我们留下了光荣！”“我喜欢专制政体，它对人类显示出某种蔑视。”……对巴尔扎克来说，人欲横流、金钱至上的社会若再加上没有爱国主义、没有良心和政权软弱无力和政局动荡的话，就是法兰西民族的最大灾难。所以他并不憎恨伏脱冷这样的强者、“强盗”，他自己就是文学界中的这么一个强者和“强盗”，他试图像上帝一样摧毁和创造，所以他既要权威，又要合法性，既要宗教、家庭、传统，又要君主制和拿破仑、马拉式的领袖。这些对巴尔扎克来说都蕴藏着法兰西民族的生命力。虽然从信仰的绝对意义上讲，巴尔扎克对君主制和宗教都是不相信的，但是他相信它们的实用价值。“好的国王可以来自下层，也可以来自上层。巴尔扎克最讨厌的是不稳定的庸人政府。”【7】
巴尔扎克对合法君主专制的拥护虽曾遭到福楼拜和左拉的强烈批评，但其实我们无法让一个作家在写作上是忠实于现实的，在政治上却是完全理想化的。巴尔扎克批判那个糜烂的社会，但更希望法兰西能兴存。他这个天主教、保王派、产业主和伟大作家的集合体内部虽有矛盾纷争，但总体是和谐的、不分裂的。从这个角度讲，伏脱冷是巴尔扎克的一部分，拉斯蒂涅也是他的一部分。
拉斯蒂涅与斯丹达尔《红与黑》中的于连不同，拉斯蒂涅是变化的、前进中的1830年法国热血青年，他的内心也有良心与野心的冲突，但他没有像于连那样出现内心分裂，没有竭力去做自己内心极度厌恶的社会角色，也没有因为野心膨胀，而完全“按时代的规律去行动”。拉斯蒂涅一直坚持自己的本能和感觉，他起初作为一个刚从乡下来巴黎的大学生是极其纯真和富有同情心的，是具有道德感和是非感的，也是不完全自私、不十分狭隘的。他为自己“亲爱的妈妈”和可爱的妹妹们的牺牲精神而真心感动，他决意要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全家的命运。
在听了高老头的身世后他对“伟大的父爱”肃然起敬，在听了伏脱冷教他的娶泰伊番小姐、去掉其兄长的计划后，他毛骨悚然、不寒而栗。相比之下鲍赛昂夫人教他去追求纽约根太太的计划，仍是合法的和不流血的，所以拉斯蒂涅欣然从命，不遗余力，学步神速。与高老头、伏脱冷一样，拉斯蒂涅也是一种意志力量的代表，他在《高老头》中的人生主课是学习社会和进入社会，他从最初的单纯，到随后一连串的瞠目结舌、心灵撞击，再到在高老头的坟上埋葬了自己青年人的最后一滴眼泪，拉斯蒂涅都表明他不可能走他的朋友皮安训式的人生道路，不可能在冰冷的感情和严谨的科学实验中实现自己。
皮安训，我疯了，你把我治一治吧。我有两个妹妹，又美又纯洁的天使，我要她们幸福。从今起5年之间，哪儿去弄20万法郎给她们做陪嫁？你瞧，人生有些关口非大手大脚赌一下不可，不能为了混口苦饭吃而蹉跎了幸福。
每个人踏进社会的时候都遇到这种问题。而你想快刀斩乱麻，马上成功。朋友，要这样干，除非有亚历山大那样的雄才大略，要不然你会坐牢。我么，我情愿将来在内地过平凡的生活，老老实实接替父亲的位置。在最小的圈子里，跟在最大的环境里，感情同样可以得到满足。拿破仑吃不了两顿晚饭，他的情妇也不能比加波桑医院的实习医生多几个。咱们的幸福，朋友，离不了我们的肉体；幸福的代价每年100万也罢、2000法郎也罢，实际的感觉总是那么回事。
谢谢你，皮安训，我听了你的话怪舒服。咱们永远是好朋友。（P120）
拉斯蒂涅与皮安训走着两条现实的道路，拉斯蒂涅投身于他日益看破的丑陋社会法则，皮安训则俯首他认可的一般社会戒律。《驴皮记》中拉法埃尔面对的选择是要么扼杀情感而长寿，要么成为情欲的牺牲品；《高老头》中拉斯蒂涅的选择则是要么以生命为赌注，让自己的欲和能化为堕落人生的快乐和放纵享乐的丰富，要么本本分分地像皮安训一样度过踏实有为（不是清静无为）的平凡一生。另一个不同在于，这后两种选择并不发生激烈的冲突，相反还能相安无事。正像拉斯蒂涅不欣赏皮安训眼里只有病而没有病人的医生式无情，皮安训也不赞成拉斯蒂涅有了一点借口就铤而走险的误解人生，但他们还是会成为终身的朋友。虽然拉斯蒂涅在《驴皮记》中已经成了一个“由于处世有方而安享豪华生活”的政客，他什么都行却没有一样内行，懒得像大龙虾，但事事成功（P113）；虽然拉斯蒂涅一般被定评为“个人野心家”的代表，但在《高老头》里，拉斯蒂涅代表的是他这一类积极个性青年的各种可能性。他的意志力量体现在他对常规而言“过剩”的热情和激情，他有纯洁无瑕而又野心勃勃的双重性，他没有人格分裂，他只有转变。当他在准备与灯红酒绿的巴黎上流社会“拼一拼”的时候，巴尔扎克依然为他留下未来的多重可能。应该说，在《高老头》里巴尔扎克对拉斯蒂涅所代表的力量持有较客观的旁观者态度，相比之下，《驴皮记》中的拉法埃尔“本来可以无所不为，他却什么都没有做”（P282）。拉斯蒂涅则做了些事，后来在《纽沁根银行》和《幻灭》里，我们会看到他已成为内阁副部长，而他的两个乡下妹妹也因为他的成功而嫁给了两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关于拉斯蒂涅究竟做了什么，要看我们后人从什么角度去看他，我们也许可以说“后来”的拉斯蒂涅成了得意的小人、无耻的政客，但在他的家和家乡，他也许被家人和其他人们视为“英雄”或“成功者”。对拉斯蒂涅这样的人，憎恨他、轻视他或羡慕他、追随他的态度，在每个时代和国度都不同比例地存在着，野心和雄心常常难以简单区分，正像本分和平庸、老实和无聊常常也会混淆一样。
鲍赛昂夫人不仅是当时“贵族社会的一个领袖”，而且是女性世界的一个“强者”。《人间喜剧》中的大多数女性不是追求财富，就是追求能满足虚荣心的幸福，当时的女性地位就是法国女作家乔治·桑所说：“我们把女儿像圣女般地抚养大，却又像雌马般地出卖给人家。”“我们把菜肴盛在金、银、瓷器中呈上饭桌，这和把爱情装饰打扮起来是出于同样心理。”妇女们无论是出身、教育、自身追求有怎样的差异，最终都难逃“金钱的轴心”控制。女儿们或是被永久卖出（嫁人），或是被暂时租借（卖淫），而合法的卖淫就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从这个角度讲，鲍赛昂夫人作为最后的名门贵妇，虽然态度高傲、生活奢侈，对资产阶级妇女及社会下层不屑一顾，但她同时也代表着传统、理想和古典美的当代命运，即她虽然气质高贵，具有倾城美貌和荣耀门庭，但却已失去往日的经济来源和社会认可，在这种荣华绝顶，终不过衰败入泥的历史命运面前，这个巴黎的贵妇始终不愿放下自己的身价，非得要在众人面前显得镇静自若、安闲静穆。《高老头》十分微妙地写了她内心世界与高老头两个女儿的最大不同，即鲍赛昂夫人始终对他人有恻隐之心和怜惜之情，对拉斯蒂涅的愿望和未来，她始终抱有既感动又惋惜的双重心态。与《幽谷百合》中的梦幻般的女主人公不同，鲍赛昂夫人是一个现实中品德高尚的女人，她不得不面对“生存”这个新的严峻问题。她在人前人后的不同表演和她最后诀别巴黎、移居乡下的选择，都既是被迫无奈的，也是极具克制力和坚韧意志的。巴尔扎克之所以用“希腊女神”和“西班牙斗牛士”来形容她最后的告别舞会，用“好似群众挤到葛兰佛广场去看死刑一样”的态度来形容资产阶级新贵的矛盾看客心态，是因为他认为鲍赛昂夫人所代表的“美”是一种神秘的威力、精神的威力，新兴资产阶级和旧贵族们对这个上流社会“母后”的告别既是幸灾乐祸的，又是多少有些触动的，虽然这些矛盾心态和一点点同情心不过是一刹那的事情，“像匆匆忙忙吞下的一颗美果”。鲍赛昂夫人所代表的现实生活中“美的力量”也就不过是文明脚步下匆匆而过的惊讶和叹息而已，但是这种美的震撼力无论是在其辉煌时期还是衰亡时期都一样地指向崇高和永恒。
他欣赏强者和能人
波德莱尔说得好：“我常常奇怪人们把巴尔扎克的伟大归结为他是个观察家，我总认为他的主要长处在于他是一个梦幻家、一个充满激情的梦幻家。他笔下的人物都富有生命的活力。正如他自己一样，他构思出来的故事都同梦境般有声有色。《人间喜剧》中的人物，上至豪门显贵，下至庶民百姓，无不比现实喜剧中的人物更渴求生活，在斗争中更活跃、机智，享受时更加贪婪，忍受苦难时更加坚忍，奉献时也更为伟大崇高。总之，巴尔扎克塑造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普通的看门人，都有非凡的才智，每一颗心灵都充溢着坚强的意志……”【8】巴尔扎克自己是充满意志力量的人，也是一个特别欣赏意志力量的人，他从不在等级、职业和出身上有歧视性的目光，但在他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却有明显的偏好，即他写的大都是强者和能人，他的“人间”是一个由强权、强烈的宗教意识和强者能人充当主角和占据舞台中心的世界，是一个工业社会式的充满竞争和抗争的世界。这个世界虽然触目都是人心败坏和堕落，女儿不认父亲，妻子愚弄丈夫，恋人冷酷无情，但另一方面很少有人听天由命、安于平庸，所有的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奋勇地生活，就连伏盖太太和米诺旭小姐这样的配角也无时无刻不在追寻继续奋斗的财路和幸运。
巴尔扎克的主要魅力的确不在于他是一个观察家和分析家，在这一点上，他以前的拉伯雷、莫里哀，他以后的福楼拜、左拉都是大家，而是在于巴尔扎克还是个先知（夏斯勒语），他预言了工业社会的一个根本转变。如果说前工业社会的基本结构是少数专制者和多数臣民的话，巴尔扎克则看到了工业社会已变成了强者和能人的天下，一个崇尚能力和毅力的新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真正成为社会轴心的力量，不仅是“金钱”这个神秘的物质和日益物质化的社会环境，而且还有隐藏在所有人心中的欲和能，这是一个更加神秘的、正在被不断释放出来的能源。能力或力量在巴尔扎克看来，是中性的（尽管在巴尔扎克生前更多地被视为洪水猛兽），每个人的生命力都不可抗拒而只能转化，正如热能可以转化为光与电一样，被抑制的情欲、物欲、权欲也可以转化为痴狂的父爱、顽强的道德力量和不绝的善行。巴尔扎克认为每个人的生命力构成了民族的生命力，这种巨大的生命力量、意志力量既可以用来犯罪，也可以用来干一番事业，既可以被自己浪费，也可以用来做真正伟大的善业。
巴尔扎克的梦想是什么？他试图集合人心中的这股意志力，使之转化为一种神奇的乃至神圣的力量。这是从乐观、积极的一面去想，但即便从消极、缓和的角度看，巴尔扎克也希望我们看到这种力量世界的存在，探究这种人类意志力量的神秘，防止人类这个普罗米修斯的后代会依靠自己的力量毁灭自己和宇宙，或把自己变得只能在一小块驴皮面前苟延残喘。从这个命题的非凡和深透上讲，他的确是与但丁、拉伯雷和莎士比亚并肩而立的大作家。
注释：
【1】〔法〕安德烈·莫洛亚：《巴尔扎克传》，艾珉、俞芷倩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2】〔法〕巴尔扎克：《驴皮记》，梁均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3】〔法〕安德烈·莫洛亚：《巴尔扎克传》，艾珉、俞芷倩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06页。
【4】〔法〕皮埃尔·布吕奈尔：《19世纪法国文学史》，郑克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5】〔法〕巴尔扎克：《高老头》，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以下文中引用仅注明页码。
【6】〔法〕安德烈·莫洛亚：《巴尔扎克传》，艾珉、俞芷倩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4页。
【7】〔法〕安德烈·莫洛亚：《巴尔扎克传》，艾珉、俞芷倩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91页。
【8】〔法〕安德烈·莫洛亚：《巴尔扎克传》，艾珉、俞芷倩译，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