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18世纪末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简·奥斯丁（Jane Austen 1775-1871）的创作原来给中国读者的印象是略逊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群，如萨克雷、狄更斯、勃朗特姐妹等。但后来介绍进来的许多欧洲小说史稿和英国文学研究文章都指出：简·奥斯丁的艺术在英国六大古典文学大师里榜上有名，而且在“小说”上仅次于狄更斯或与他齐名。最近的评论调子则更加上扬，表明她还是欧洲小说史必选作家、英国最具世界影响的女作家，及20世纪最受读者欢迎的小说名家。
奥斯丁小说的声名日隆和市场旺销主要是因为她的作品愈来愈具有全球性和普遍意义，因为她写的是相对富有、稳定、和平、忙碌的日常生活和家居生活。奥斯丁生前过的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后”的乡村贵族生活，撇开“阶级”和“时代”的简单划分，她看到的也是普遍的“有钱有闲阶级”的生活情趣和娱乐方式。展望今日世界的各种空间和国度，无论是发达国家自认为基本兑现的“民主、自由”准则，还是发展中国家渴望经济腾飞、后来居上的不懈努力，都不约而同地实现了“中产阶级”队伍的迅速扩容。无论人们在信息高科技社会里的“事业”和专业有着怎样的成败差别或上下之分，他们在家居生活水平和日常饮食标准上的根本差异都在日益缩小。全球各地的国家民族矛盾虽远没有得到解决，但对合理分配有限资源，分享人类共同财富的“环保”、“人权”问题却有了许多共识。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读者群中关心“劳资矛盾”和“新历史人物”的热情已经让位给对众多平凡个体、民间群落、交流沟通问题的关心。所以，简·奥斯丁与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亲近，对我们产生了越来越直接的影响。
小镇婚姻规律
奥斯丁的小说往往只写乡村小镇上的三四户人家，写他们的闲聊、家宴、打牌和串门，写偶然才有的几场舞会和舞会后人们不厌其烦的议论和回味，写熟识的邻居们终于等到了期待已久的婚礼或分离，写乡镇青年人在简单生活中的自然成长和自然衰老。奥斯丁笔下的“中产阶级”大都只能生活在一个狭隘的社会圈子里，在没有电视也没有广播的情况下，他们还只能有限地认识一些周边的邻人和路过的亲戚，以及偶尔路过的邻人的亲戚们。但他们家常的生活里却不会只有“杯水风波”，他们的小生活圈子里也不会只有呆板和无聊，《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judice）【1】中的男主角达西曾经对喜欢研究他人性格的女主角伊丽莎白说：“一般说来，乡下人可以作为这种研究对象的很少，因为在乡下，你四周围的人都是非常不开通、非常单调的。”伊丽莎白答道：“可是人们本身的变动很多，他们身上永远有新的东西值得你去留意。”正是因为奥斯丁能够敏锐地看到人们身上的这些细微变化和新的东西在不断生成，正因为她能够感到这些细微变迁的丰富内涵和重要性，所以她能够在写琐琐碎碎、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时始终显得兴致勃勃，并乐此不疲。
在奥斯丁的笔下，所有的人都有些可笑，但也还算可爱；难免有几个特别俗不可耐或自以为是的人，但因为“大家”都不同程度地讨厌他们（她们），所以日子也不算一片灰暗。奥斯丁看到了许多“好人”的生活，碰到了一大堆麻烦，处境其实很可怜，但最终的故事结局都不算太坏。所以阅读奥斯丁的小说，从不会让人感到扫兴、恐惧或无望，她最能让我们从平凡琐屑的生活中提起兴致，为自己的尚且清醒、得体、达观、自信、大度和稳定而暗暗自喜。
《傲慢与偏见》中的“三四户人家”是班纳特一家、彬格莱一家、达西一家和夏绿蒂一家。由于小说的中心事件是婚姻，所以全书讨论的中心议题则是婚姻与金钱、婚姻与地位和婚姻与爱情。小说开头用警句式语调说出：“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既然这样的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是把他（指这样的单身汉）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P1）所以与当代生活一模一样，“数字化”的金钱问题与生活的每一环节都紧密相关。班纳特先生有5个女儿，但每年收入是2000镑，班纳特太太当年的陪嫁是4000镑。因为没有儿子，只能把遗产留给远房侄儿柯林斯先生，故班纳特一家的5个女儿每人都只能从母亲处得到“年息四厘的1000镑”作嫁妆。班纳特太太之所以“生平的大事就是嫁女儿，生平的安慰就是访友拜客和打听新闻”，因为她必须通过灵通消息来注意有没有“有钱的单身汉”路过家门口，而小说的故事就开始于有钱的彬格莱先生“终于”将在这个叫浪博恩村的地方作短暂停留，班纳特太太希望他能尽早看到自己的所有女儿并从中挑选任何一个。
彬格莱先生有10万遗产，每年进款也在四五千镑，他的妹妹彬格莱小姐有2万镑陪嫁，不过他俩的身价仍抵不上他们的朋友——达西先生，因为达西每年就有1万镑收入。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当班纳特太太听说自己的漂亮女儿伊丽莎白拒绝了达西的求婚时，她差点昏了过去。而柯林斯先生在有权继承班家财产后觉得自己有必要表示愿意“补偿”，即娶班家的一个女儿。由于大女儿吉英在舞会上被彬格莱先生一眼看中，所以柯林斯觉得顺序择取老二伊丽莎白就在情理之中。在他怎么也想不通怎么竟遭拒绝时，伊丽莎白的好友夏绿蒂·卢卡斯立即逗引他向自己求婚。于是柯林斯很高兴自己体面地摆脱了困境。
当婚姻这么赤裸裸地与金钱联系在一起时，金钱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是社会地位问题及生活保障问题了。伊丽莎白最初听说好友夏绿蒂竟答应嫁给柯林斯这个“既不通情达理，又不讨人喜爱”的人时，心里认为她做了天下最丢人的事！放弃了高尚的情操来屈就一些世俗的利益。但事实却证明她还是低估了金钱的杠杆作用和社会地位、家族门面、社交名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伊丽莎白很快发现彬格莱小组和达西想拆开姐姐和彬格莱先生，因为他们认为班家的家长有“乡下人”的轻狂、不懂礼貌，还有做生意和当律师的“下流亲戚”，与班家结亲一定会有辱彬格莱家的名声。后来达西姨妈咖苔琳夫人竭力阻挠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婚事，也是因为嫌班家社会地位太低，不仅如此，她还想让自己的女儿德·包尔小姐与达西结婚，以维护双方的地位和财产。彬格莱小姐又极力想把达西小姐配给哥哥彬格莱先生，两家亲上加亲可以更有钱有势，可是德·包尔小姐又总是从中作梗，所以都未能如意。这个小镇上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念遵循的是家庭经济的规律。
在婚姻的本义被财产和地位侵蚀了之后，爱情是否能解救青年人的幸福呢？《傲慢与偏见》描写了四桩完成了的婚姻，两对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吉英与彬格莱先生，伊丽莎白与达西先生；两对虚情人也成了眷属：夏绿蒂与柯林斯，丽迪娅与韦翰。在这四件婚姻里，爱情战胜的只是“傲慢与偏见”，而不是金钱和地位的主宰力量。夏绿蒂小组与伊丽莎白要好时，自然也谈论高尚的情操和真正的爱情，但心底里她却明白自己的做小生意发迹、买到爵位就不再经商的父母是不会给自己什么嫁妆的，所以她首先放弃了自己没有根基的“傲慢与偏见”，她对伊丽莎白说：
我明白你的心思，你一定会感到奇怪，而且感到非常奇怪，因为在不久以前，柯林斯先生还在想跟你结婚。可是，只要你定下来把这件事细细地想一下，你就会赞成我的做法。你知道我不是一个罗曼蒂克的人，我绝不是那样的人。我只希望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论柯林斯先生的性格、社会关系和身份地位，我觉得跟他结了婚，也能够获得幸福，并不下于一般人结婚时所夸耀的那种幸福。（P145）
夏绿蒂向柯林斯的身份、地位及收入“低头”，不能简单地说她庸俗或堕落，因为她只是想获得起码的生活基础，即便这种未来生活的基调是定在“舒舒服服”的基准上的，我们也无法用“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思想”去解释她朴素卑微的动机。西方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之后，经济原因更直接露骨地成为人们日常行为的主要动因。简·奥斯丁用犀利的笔墨刻画了这种变化，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婚姻现实背后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利益结合和实利交换。但另一方面，奥斯丁也没有把这种现代婚姻的铜臭与具体社会个体的处境截然分开，她不是以阶级的义愤控诉制度的罪恶，而是借伊丽莎白的传统教育观念、贵族式修养和知情达理来对夏绿蒂的选择作出内外两种朋友式的反应：当着夏绿蒂的面，伊丽莎白“竭力克制着自己，用相当肯定的语气预祝他们俩将来良缘美满，幸福无疆”。而夏绿蒂走后，伊丽莎白则为这样一门不合适的亲事，难受了好久，“她不仅为这样一个朋友的自取其辱、自贬身价而感到难受，而且她还十分痛心地断定，她朋友拈的这一个阄儿，决不会给她自己带来多大的幸福”。伊丽莎白的这两种反应在阅读效果上使我们对夏绿蒂和伊丽莎白两人都生出了许多嘲讽：对夏绿蒂来说，她的选择冷静务实，让人理解；但她把自己的一生系在一个俗不可耐的男人身上，的确是把自己的幸福当作了赌注；对伊丽莎白来说，她能够不像夏绿蒂那样卑俗地对待婚姻，不仅是因为她更为心智健全、深明事理，也是因为她在容貌才学和家庭经济背景上都胜夏绿蒂一筹，更有资格和本钱去蔑视金钱和习俗。她为夏绿蒂真心难过很久，说明她的大度，对友谊的珍惜和对朋友的关心，但社会的习俗势力和普遍的占有欲却要嘲笑她的这一番友情和同情，因为卢卡斯一家听了夏绿蒂的选择之后，“全家人都快活透顶”，他们全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因此大幅度升级，小妹妹们不再愁嫁，弟弟们也不再愁大姐是个“老处女”会影响自己的社会名声和社交形象。金钱虽不能像伊丽莎白想的那样给人们带来幸福，但它却可能给许多人带来快乐和牢固的婚姻。在社会尚不能保证普遍的幸福美满时，总应该允许个人去追求快乐和稳定。又比如伊丽莎白的小妹妹丽迪娅毫无头脑，青春早熟，任性放纵，整天就想着在舞会上出风头，与漂亮的男伴嬉笑欢闹，最后终于与“伪君子”韦翰军官“私奔”。若不是韦翰从达西处“敲”到了1万镑，他是决不“肯”与丽迪娅结婚的，但有了这1万镑，则两人也暂时地你亲我爱、万事不愁，急忙去享受新婚的旅行。
普通人的欢乐
如果说婚姻是《傲慢与偏见》的中心事件，那么“欢乐”则是奥斯丁真正关心的生活重点。在她的笔下，尽管大多数人都十分可笑，但生活仍因社会的繁荣稳定而呈现出一种欢乐的情调，尽管欢乐的情态各有不同，比如班家那种“稀奇古怪的家庭幸福”，班纳特太太嫁出两个女儿后的得意、骄傲，柯林斯见到上层人士就极尽巴结阿谀的忘情姿态，彬格莱小姐特别看重的“做客的权利”等等，每个人物的癖好习性虽极不相同，但每个人都极为自然地追求自己的快乐。快乐并不等同于享乐，但也不会排斥享乐的成分。简·奥斯丁虽明显更喜欢达西与伊丽莎白这一对青年人，但她也似乎表明，如果其他年轻人能够在生活中找到他们“真正”感觉是快乐的东西，为什么不为此而高兴呢？简·奥斯丁与她以后被冠之以“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不同，她对社会的严重弊端虽也进行无情揭露，却相信当时的社会生活自身有一种免疫能力，就连最普通的人也会在寻找“快乐”的日常生活的努力中化险为夷，努力把社会弊端控制在无伤大雅的范围之内。正像鲁宾斯坦所说：“简·奥斯丁从没有成为叛逆者，自不待言。我们发现在她的讽刺中，最尖锐最深刻的社会批评和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同合理的个人幸福的可能性奇妙地结合在一起。”【2】
如果说“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尤其男性作家，都非常重视时代本质的揭露和“必然性”、“规律性”的作用的话，简·奥斯丁则十分在意“偶然”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偶然”是普通人的机会，也是每个人的希望。《傲慢与偏见》开头是以彬格莱先生的“偶然”出现来打破小村镇原有的单调节奏，小说的结尾则仍要着意提到这么多快乐和幸福都来自那些来来往往中的偶然和机缘。班纳特太太一开始就懂得要马上抓住这个“机遇”嫁出自己的一个女儿，因为偶然会带来其他偶然的机会，比如彬格莱先生还引来了达西先生，达西则间接导致了柯林斯向伊丽莎白求婚的必然失败，于是为夏绿蒂送去了一个改变生活的偶遇良机……彬格莱小姐、咖苔琳夫人必然要阻止班纳特家姐妹的“高攀”努力，但她们也为这两对年轻人的最终真正相互了解、结为秦晋之好提供了必要的机会，尤其是最后咖苔琳夫人欲强行干涉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关系，没想到反而促使这对岌岌可危的情人终于听到对方真正的肺腑之言，所以不管咖苔琳夫人多么恼怒，伊丽莎白都不怪她，因为还是她才使得这个幸福的婚姻最终实现。在简·奥斯丁看来，政治制度、经济体系固然有其对人们生活的决定作用，但日常交谈、普通社交和亲情友情，也会在人们的日常生活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群体的主要成员基本是健康的，有健康常识理性的，则他们彼此交流的生活里就会生发出对社会问题的调解力量，从而对社会弊端起到调整和惩治的作用。无论是柯林斯和夏绿蒂的“如愿以偿”，咖苔琳夫人的弄巧成拙、为蛇画足，还是韦翰的虚假配上了丽迪娅的轻狂，抑或是幼稚的乔治·安娜终于得到伊丽莎白的才情“启蒙”，都在小说中体现为“家鸡野鹊，各有殊音”的自然区分和各行其是、各得其所的生活自身规律，就连脾气好得不得了的彬格莱先生与极其温柔的吉英终于走到一起之后，我们也逐渐受伊丽莎白的活泼调皮的风格影响，感到了脾气太好是沉闷和没劲的。没有完美，只有各种各样的美；没有最好，只有各式各样的快乐。这正是简·奥斯丁女性视野的独特之处和“现代”之处，她写的是她真正熟悉和了解的东西，也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写的，所以她写出了没有强烈“外力”干涉下人类生活群体的自然秩序。这个秩序中有微妙的自然平衡，各种人的生活相互支撑，在不断的摩擦中多元共存。她写的这种自然平衡力量与艾米莉·勃朗特笔下的“自然伟力”异曲同工，与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调节市场秩序的“看不见的手”也有许多暗合。在现代结构主义思潮“解构”了许多“原则”、“规律”、“政体”的神话之后，简·奥斯丁的朴素体验和诚实感情反而显现出特殊的思想光彩。
傲慢是一般人的通病
“傲慢”与“偏见”是这部小说的中心词，也是简·奥斯丁刻意嘲讽的某些社会陈见和陋习。对奥斯丁来说，傲慢与偏见不是咖苔琳夫人、达西这样的上层社会头面人物或社会地位优越人物的痼疾，而是“一般人的通病”。小说在第五章结尾就曾借总是喜欢发表“高明之见”的班家三女儿曼丽之口说：
我以为骄傲是一般人的通病，从我所读过的许多书看来，我相信那的确是非常普遍的一种通病，人性特别容易趋向于这方面，简直谁都不免因为自己具有了某些品质，或是自以为具有了某种品质而自命不凡。（P22）
正因为如此，这部小说为我们刻画了形形色色的“傲慢”与“偏见”，咖苔琳夫人的专横表现在她一贯喜欢自以为社交首领，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教训和指点他人的机会。彬格莱小姐的高傲表现在她喜欢在背后违背实际地说别人坏话，拿人家的贫穷、微贱当笑料，以贬低他人的语气表现自己的眼界很高，处事更得体。柯林斯的骄傲在于他结交了咖苔琳夫人这样的女施主后，就自以为身价大为提高，私下认为像伊丽莎白那样的姑娘，尽管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不幸财产太少，把许多优美的条件都抵消了，自己若向她求婚，她不可能不感激万分。小说主人公达西先生第一次向伊丽莎白求婚时，虽是因为看上了伊丽莎白的活泼坦诚、超凡脱俗，但心里却觉得自己这么做是对她的一种“恩赐”，对她卑微家庭背景的一种“低就”，虽然口里说自己又怕又急，脸上的表情却是一副万无一失的样子。
奥斯丁聪明地将达西的骄傲与其他的骄傲对比起来，让我们惊讶不仅咖苔琳夫人、彬格莱小姐会傲慢无理、仗势欺人，而且连愚不可及的柯林斯、俗不可耐的班纳特夫人也都处处体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傲慢与偏见。柯林斯既谄媚拍马又目中无人，自以为是小镇上的大人物。班纳特太太既势利庸俗又喜欢显派、出风头，总是爱说夏绿蒂的长相平平，“什么人也不会对她有意思”。曼丽呆板无味，智力一般，但处处想要证明自己博学多才，常常做力不胜任的钢琴弹唱表演……与这些没有资格骄傲却非要自以为具有某些资本傲慢的人比起来，达西的傲慢仿佛与众不同，在第一次“盛大”舞会上，达西根本不邀请本地姑娘跳舞，并大声说自己一个都看不上眼，伊丽莎白虽然“还可以，但还没有漂亮到能够打动我心”。这事使班纳特太太极为气恼，诅咒他是“最讨厌、最可恶的人”。但夏绿蒂却对伊丽莎白说：
他虽骄傲，可不像一般人的骄傲那样使我生气，因为他的骄傲还勉强说得过去。这么优秀的一个青年，门第好，又有钱，样样都比人家强，也难怪他要自以为了不起。照我的说法，他有权利骄傲。
“这倒是真话，”伊丽莎白回答道：“要是他没有触犯我的骄傲，我也很容易原谅他的骄傲。”（P21）
正像伊丽莎白所说，达西并非没有可骄傲的资本，也不是不可以自信和骄傲，因为骄傲并不一定是指虚荣，达西的骄傲也是他的魅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达西的傲慢体现在他有意无意地伤害了他人，虽然他本性上也许并不想这样，但总是不由自主地感到自己特殊的优越性。而我们之所以尚能感到他“本性”上不想随便伤人，在于他高人一等的态度里尚有可爱之处，那就是他并不掩饰自己的骄傲，并不假装谦虚和富有所谓的贵族涵养。在听到伊丽莎白指责他破坏了吉英的幸福时，他并不否认自己做过那件事，而当伊丽莎白以韦翰“不幸的遭遇”来指责达西的“品质”时，达西忍不住大叫起来：
你原本把我看成这样的一个人！……要是我耍一点儿手段，把我内心的矛盾掩盖起来，一味恭维你，叫你相信我无论在理智方面、思想方面，以及种种方面，都是对你怀着无条件的、纯洁的爱，那么，你也许就不会有这些苛刻的责骂了。可惜无论是什么样的假装，我都痛恨……难道你指望我会为你那些微贱的亲戚而欢欣鼓舞吗？难道你以为，我要是攀上了这么些社会地位远不如我的亲戚，倒反而会为自己庆幸吗？（P218—219）
达西的话语里充满傲慢，但也都是坦率得惊人的真心话和大实话，所以伊丽莎白听了之后，最初的反应是恨得咬牙切齿、深恶痛绝，但一旦达西走后，又感到软弱无力，回肠百转。小说中的达西最终改正了自己过分的傲慢，因为这傲慢引发了伊丽莎白对他的一连串偏见，使他惊讶和气恼地发现：自己的骄傲阻碍了自己的幸福和敏锐的直觉。同时，达西的改正，也由于伊丽莎白一直在达西和整个高层社会代表面前坚持自己的“傲慢”态度，执意维护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尊。在小说中，伊丽莎白一直在“故意跟达西做冤家”（P214），虽然她从一开始就对达西有“另一种感觉”，但却与达西一样，不愿或不敢承认自己的这种感觉，在达西第一次向她求婚时，她实际是又惊又喜，但表现得却是又恼又怒，这些恼怒虽有吉英和韦翰的事做借口，但也同时真实地表达了伊丽莎白此时对达西既恋又恨的矛盾心情。相比之下，伊丽莎白拒绝柯林斯的时候，才只有一种单纯的恼怒，尤其在柯林斯以为她假意推辞的时候她说：
请你别把我当作一个故意作弄你的高贵女子，而要把我看作一个说真心话的平凡人。（P127）
由于达西和伊丽莎白从天性和本愿上讲都是渴望做“说真心话”的人，故而他俩也都对社会的流行习俗具有一种反叛意识，他俩都能看出对方的超凡脱俗，是小说中最出众、最和谐的一对恋人。追求真实，也使他俩能在婚姻日益被金钱、地位等外在因素腐蚀的情况下依然保持一份真情、一份融爱心和激情为一体的充满活力的真情。与吉英那一对“好人的爱情”相比，伊丽莎白与达西不仅是一对好人，而且是一对既善良又聪明的更有趣的人，他俩的魅力不在好品德、好脾气或具有修养，而在于他俩有特别高的生活“品味”，更能够品出生活的雅俗和情趣。
伊丽莎白是奥斯丁生前最喜欢的主角。奥斯丁最喜爱的人物总是既聪明、又善良的年轻女性，“聪明+善良”指一个人不仅心智健全、深明事理，而且思想活跃，性格开朗，既不会因广泛的同情心而失去清醒的判断，又不会为了思考复杂问题而失去敏感的直觉和丰富的感觉。最集中体现奥斯丁这种审美趣味的写作手法就是她特有的幽默感。奥斯丁总能把自己的人道主义同情心与对世态炎凉的洞悉结合在一起，对社会陋习和可笑可悲之处不用“猛烈的攻击”，而用有控制的嘲笑和有分寸的讥讽，其“控制”常常体现为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如对夏绿蒂有意逗引柯林斯与她成婚之事，作家就分析道：这是“家境不好而又受过相当教育的青年女子”的“仅有”选择，并借伊丽莎白的态度表明：尽管夏绿蒂的选择堪称势利和软弱，但就连伊丽莎白这么聪明细心的女孩也未必能真正体谅到她内心的苦楚。简·奥斯丁的讽刺“分寸”也表现在她的讥嘲从不至于伤害到一个人最低限度的自尊心或破坏他（她）的自我认可。无论是班纳特先生对班纳特太太的容忍，还是伊丽莎白对柯林斯的鄙视，对达西的恼怒，对彬格莱小姐们的轻蔑，都没有完全违背上流社会社交礼仪规范，而是内在地表现出自己的不同价值取向。所以简·奥斯丁的小说总是既讽刺英国“上流社会”的各种传统“仪式”、“教养”，讽刺这些规矩是怎样培育了人际关系中的虚荣心和虚假做派，引导许多人生活在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的空虚形式中，但同时，奥斯丁也把英国社会“一切向上流社会看齐”的风气视为一种客观存在和民族的传统，她心目中最出色的青年人和最可爱的家庭都不是对这种传统和现实的彻底叛逆，而是更优秀的代表。
这种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也使得奥斯丁能够让自己与伊丽莎白这个最心爱的角色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在小说前15章，伊丽莎白的意识基本体现了作者的评判尺度，这个人物的自尊自爱、自重自持都别具一格，引人注目。但16章以后，她就从聪明变得糊涂，她身上的轻信、固执、盲目和偏见也逐渐暴露，到36章时连她自己都发现自己一直自以为有本领、虚荣心十足，缺乏“自知之明”（P235—236）。达西的逐步“改正”傲慢也促使伊丽莎白进行了一番从未有过的深自反省，发现自己并不见得就比别人高雅脱俗多少。奥斯丁在最后不仅让伊丽莎白与达西消解一切前怨旧恨，结成公开的情人，还进一步暗示伊丽莎白已经不由自主地转换了自己的身份，她开始恐惧母亲的丑态、家人和旧友的妨碍，只希望早日随达西而去，“和他一家人在一起，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风雅有趣的生活”。
由于伊丽莎白始终在她的生活中内在地有一种精神优越感，因为她总能看到旁人不自觉的浅薄和粗俗，所以我们读者能够分享她内心的一种喜悦和自信；而又由于作家简·奥斯丁始终让自己的评判高于伊丽莎白这个人物的主体意识，所以我们又同时对伊丽莎白还保持着一种更优越的超然态度，我们可以既欣赏她又看到她的弱点和失误。从这个角度讲，简·奥斯丁是更聪明和善良的，她既通过自己敏锐的洞察让我们对生活保持理性和清醒的态度，又同时善意地提醒我们每个自认为不错的文学爱好者：不要因为自己身上的各种资本而产生不应有的“傲慢”或“偏见”，否则只会成为他人心中的笑柄。
如前所述，简·奥斯丁对社会弊端的讽刺主要基于她对个人幸福的关怀和对社会福利的关注。她一方面揭示了经济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强调每个个体更要注意的是自己品性和德性发展。通过简·奥斯丁对“傲慢”与“偏见”这对人性的普遍弱点的洞察，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当时的英国中产阶级生活中充满了装腔作势、冒充风雅、自欺欺人的习气，作者的描述虽有点夸张，虽具有强烈的喜剧效果，但这种夸张和戏剧化手法不仅使得平凡的人和事变得比平时更绚丽多彩，而且比实际看上去的更严峻和残酷。班纳特夫妻毫无共同语言，却“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夏绿蒂婚姻的悲剧只会在未来才愈来愈显出其残酷，达西和伊丽莎白的结合其实完全是一种“偶然”，傲慢和偏见已经使这天造地设的一对情人几乎与幸福失之交臂，他俩的美满一直系于悲剧的大幕之后，仅仅由于咖苔琳夫人的“好管闲事”才力挽狂澜。可见，人类的许多陈见和旧习常常严重影响他们的“正事”或“幸福”，傲慢与偏见并不仅仅是特定时期、国家、民族、一群人的婚姻之障碍，它们也可能是普遍的、更严重的、人类团体彼此间的歧视和偏执，想想今天世界上存在的各种国家间、民族间、信仰间、地域间、实力间的歧视和仇恨吧，它们难道不是我们普遍存在的“傲慢与偏见”吗？傲慢与偏见不仅是外在的、可笑的，而且也是内在的、可悲的，甚至可能让人联想开去时感到战栗和恐惧的。
女作家的独特视野
简·奥斯丁的小说体现了鲜明的女性特色，这种女性视角虽不像20世纪女权主义作家那么自觉，却因为简·奥斯丁忠实于自己的本能感觉而更显自然和难得。首先在描写对象上，一般男性作家都力图表现广阔的生活画面，刻画众多的各阶层人物，无论是荣华富贵，还是艰难时世，无论是喧哗闹市，还是穷乡僻静之地，男作家往往将重大题材、民族命运和个人抱负联系在一起，或者表现时代精神、触摸历史脉搏，或者追踪英雄业绩及枭雄足迹，总体是追求深刻和卓绝。而简·奥斯丁的小说场景仅仅局限于家乡小镇、日常生活，局限于中产阶级悠闲自在、谈笑风生的特殊生活方式。在这种生活圈子里，话题和问题可以简单到仅围绕婚姻和社会交往，仿佛所有人的希望都大同小异，即娶（嫁）一个好妻子（丈夫），做一个体面的人。简·奥斯丁的小说几乎不涉及时代风云，战争、政治、事业甚至爱情都处于生活的“边缘”，人物和场面也更明显地带有个人偏爱；但她的婚姻问题却触及近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主题：爱和金钱的关系。英国18世纪后期出现的个体意识普遍拥有和爱的启蒙式体验，使人们也普遍地开始追求尊严、独立性和相互理解；金钱的重要性体现在人们变得更加重视的体面、地位、财产和由此产生的各种偏见之中。爱和金钱的关系成了每个人实实在在的爱和生存的关系，在这样的问题上真正起作用的只能是冷冰冰的理性。简·奥斯丁对生活中最基本角落的诚实考查，却也重新评估了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
其次，从作家的主观倾向上讲，男性作家一般具有广博的知识和不屈的勇气，在面对世态炎凉时有强烈的正义感和广泛的同情心，在关怀国家社稷大业时也特别关注年轻人的前途和命运，相比之下他们对青年人的期待比其他人更高一些。男作家在揭露社会真相时，一旦切中时弊，随后的批判讽刺就极为大胆直露，几乎不给偶然性留出任何空间。而简·奥斯丁的小说更依赖简单而敏锐的直觉和对人情世故的熟诣，对每一种人物的人生选择和说话心态，她都予以尽可能多的理解，而不是哀叹或抨击，她的讽刺总不危及他人起码的人格尊严或社会颜面，她的幽默也总是落实于人们合理的有保障的日常生活。对于年轻人或年长者、富人或穷人、位尊者或位卑者，简·奥斯丁的基本态度是希望他们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她的故事中心大都是年轻人，但青年人并不一定是未来的希望或灾难，社会各阶层和团体更多地体现为相互影响和相互支撑。相对于时代精神或阶级力量抗争这些重大的“必然性”，她更相信正常生活自身的逻辑和反馈，相信生活自有其调解、作弄甚至惩治的内在潜力；所以对普通人来说，“必然”可能只是你力不从心、无所作为的大环境，“偶然”才是每个小人物能够抓住的机遇和希望。
最后，奥斯丁既关注人们平时行为中的道德问题，更鼓励和欣赏那些心智健全、深明事理的年轻女性。如果说巴尔扎克欣赏的是强者和能人，简·奥斯丁最喜欢的就是聪明而又善良的女性，因为后者能在和平忙碌的家庭生活中独立自由地生活，掌握自己的命运。真正的聪明和真正的善良会帮助女性过更有趣味的聪明而又善良的生活，聪明而又善良的女性又会在日常生活中善解人意、促成好事，并快乐地为未来做好各种准备。
注释：
【1】〔英〕简·奥斯丁：《傲慢与偏见》，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以下文中引用仅注明页码。
【2】〔美〕鲁宾斯坦：《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全三册）上册：《从莎士比亚到奥斯丁》，陈安全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