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急速发展，中国正迎来一个关键时期。中国必须要面对一个新的课题：如何处理增长带来的问题。显然，没有经济增长的策马扬鞭，长路急进，就不会有流动性过剩问题、人民币升值问题、资产价格膨胀问题，也不会有环境问题，这是值得欣慰的一面。因此，完全可以将之称为“成长的烦恼”。但令人担忧的另一面是，如果不能成功处理这些“成长的烦恼”，过去的努力和成就或将付之东流。熊彼特曾用“创造性的破坏过程”来定义经济发展的特征，但如果中国泛起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多的破坏和更少的创造。
中石油在内地首次上市的万丈光芒，极佳地诠释了中国当前所处的这种微妙境地。在万众瞩目之下，上市近8年的中石油于2007年11月5日回归A股市场，首日暴涨163%，以中石油这一天A+H收市后的总市值计算，中石油已成为全球首只市值达1万亿美元的公司，并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值公司，比全球第二及第三大市值企业——美国埃克森美孚及通用电气的总值还要高。
显然，中石油所创造的纪录是空前的，我们只能用泡沫来形容。2005年初，沪、深两市流通总市值仅区区1.11万亿元人民币，不足1500亿美元。即便在经过接近两年大牛市的烘托下，以及近期国际石油价格疯涨为中石油回归A股所营造的完美氛围下，这一盛况仍足以令人瞠目结舌。要知道，在超过50倍市盈率的哄抬下，中石油的总市值超过了俄罗斯的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事实上，中国的石油资源远不及俄罗斯丰富。
中石油的亮丽表现无疑是在高速发展的经济体中才可能发生。这构成了正面的解释。实际上，在战后的日本、德国，甚至整个西欧，以及稍近的中国台湾、韩国等地区，都出现过本币升值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以及资产价格高涨的现象。在经济高速增长一段时间之后，似乎所有国家都需要经过一段急躁的时期，才会进入更高水平的平稳增长路径。这意味着，中石油所代表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先例。然而，这个过程会因中国庞大的规模而变得更加惊心动魄。
风物常宜放眼量。如果把中国当前的问题放在一个更宽广的经济增长背景下加以审视，可以发现中国发展至今，在很大程度上正处于青少年向中年转变的关口：问题多多，桀骜不驯，在活力四射的同时，也极有可能误入歧途，遗憾终生。要成功应对中国经济“成长的烦恼”，同样需要立足长远，着眼于大局，全面提升经济治理水平，而这要求我们建立一个科学而综合的社会经济治理体系。
首先，在本币升值过程中，货币政策应保持在紧缩通道中运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升值压力，是所有新兴国家跨入新的发展阶段所必须谨慎处理的大局。本币升值过程的流动性输入通常会对国内的物价尤其是资产价格造成压力。然而，由于货币政策的施行理念不同，不同国家的资产价格扩张的程度有很大区别。
日本和德国是经常被引为经验教训的两个正反例子。根据国际清算银行计算综合的资产价格指数（扣除一般物价上涨），日本在1970—1985年取几何平均的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2.1%，1985—1989年放大到17%左右；德国（联邦德国）在1971—1985年，年资产价格涨幅大约为1.5%，1985—1991年大约为3.8%。正是在升值背景下的资产价格表现上，两国经济的转型绩效拉开了差距，并让两国未来20年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
日德两国的汇率史显示，货币升值本身并不一定会造成资产价格膨胀并致使经济长期踌躇不前。一个猜想是，与本币升值相伴随的货币政策区别可能是两国升值结果迥异的重要原因。为了继续维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日元在升值的同时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
具体而言，日本银行希望利用低利率来维持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以抵消日元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由于同期石油价格下降，国内一般物价水平在升值期间基本保持稳定。基于这个判断，1985年“广场协议”到1989年的5年时间，日本银行将官方利率降低到2.5%的低水平，并容忍持续超过10%的货币增长速度，结果导致大量流动性资本不断流入金融机构和企业。一般物价水平没有出现明显上升，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就真的“消失”了，实际上流动性资本的大量增加最终转为资产价格的上涨。日元升值期间，金融缓和政策是资产价格膨胀的主要推手。
与此相对应的是，德国把马克升值放在一个适度偏紧的货币环境中进行，资产价格膨胀从而得到抑制。事实表明，偏紧的货币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向更高的均衡发展路径过渡。
在这方面，中国应该有所警示。2005年“汇改”以来，中国的货币当局已经在回收流动性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直到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急剧升级以前，宏观经济一直受到流动性过剩的拖累。与日本当年的情况类似，尽管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速一直控制在二位数以内，但股价、房价却出现了幅度惊人的上涨。这种状况的货币政策背景与日本不无相似，即实际利率很低，甚至仍为负，信贷规模增加迅速，货币供应保持着相当宽松的环境。鉴于上述经验，货币政策很有必要进一步向德国模式靠拢。
其次，在货币政策从总量上控制流动性的同时，财政政策应在引导流动性合理分布上起到更大的作用。结构性物价上涨尤其是资产价格高涨是流动性过度向局部领域倾斜的结果。在2005年以来资产部门急剧扩张的过程中，公众追求财富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但对我国传统“经济大国、金融小国”格局的矫枉过正也可能激发了极具破坏力的风险。
对此，财政政策应该进行相对灵活的结构调整。一方面，为重新引导流动性的合理分布，财税政策应增加资产转手环节的税收。一些类似托宾税的税制可以增加投机的成本，减少流动性推高资产价格的可能。另一方面，财政可以将集中起来的流动性，加大对低收入阶层、落后地区的投资、改革医疗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流动性向这些不均衡的领域引导会减轻对股市和大城市房价的直接压力，并有助于夯实社会福利体系，这也是应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挑战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应将扩大增量投资渠道，将丰富金融工具摆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温家宝总理曾对内地股市增长过快表示过担忧，但同时指出政府应采取市场手段而非行政手段调控股市，防止股市大起大落。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展金融创新有利于分散流动性集中的风险。在这方面，中国还有待发展。
总之，中国正面临着空前的“成长烦恼”，相比别国经验，这些烦恼可能因中国发展之迅速、规模之庞大而被放大，但中国的这些烦恼并不特殊。透过繁芜丛杂的经济增长历史，我们依稀可以窥见最优转型路径的蛛丝马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