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里解开中国的高储蓄之谜？
与中国经济发展相伴随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居民储蓄率的迅速攀升。近年来，国家开征了20%的利息税，即便如此，也未能阻挡中国人高涨的储蓄热情。2009年底，中国储蓄存款总额突破26万亿元，同比增长接近两成。喜欢储蓄对个人来说也许是传统美德，但对一国经济来说却并非总是好消息。在高储蓄引发消费需求不足的同时，与之相连的低利率却刺激着投资，国民经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矛盾因而极难平衡，犹如行走于狭窄的刀锋之上。另外，不断累积的存贷差也在银行业形成令人担忧的低效率和金融风险。
高储蓄问题的重要性要求认知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在目前的讨论中仍存在一些不妥甚至错误之处，不过现代消费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中国高储蓄模式的有效视角。
‖未富高储？‖
储蓄是指国内生产总值中没有被消费（以及没有被政府购买和用于出口）掉的部分，按主体可分为家庭储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前两者合称私人储蓄。其中，家庭储蓄是缴纳税收之后可支配收入中扣掉消费剩下的部分，家庭高储蓄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中国的高储蓄现象源于其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强烈反差。一方面，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看，中国仍是属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处于25%左右的高位。这与人们的直觉相悖：富裕家庭的储蓄倾向（消费倾向）通常高于（低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因为当一个家庭收入很低时，仍然有一部分支出是必需的，结果只能将余下的用于储蓄，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家庭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重也会增加。这在经济学中称为边际消费（储蓄）倾向递减（增）规律。亚当·斯密说过，对一个家庭成立的道理，对一个国家大概也能成立。因而，人均收入较低的国家，储蓄率通常要低于人均收入较高的国家。
进一步来看，1960—1970年，囊括高收入国家的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储蓄率只有14.8%，与中国相去甚远。经常拿来与中国比较的是美国。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为4%～5%，其中1990—1994年略高为7.6%，但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居民储蓄率开始大幅下降，甚至变成负值，2005年三季度的储蓄率为-1.6%，富裕的美国家庭过着可谓是寅吃卯粮的生活。总之，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在储蓄上的差异令人震撼。
‖习惯了存钱不花？‖
人们面对这种反差通常的反应是，将这些难以理解的现象归结为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即东方文化崇尚节俭而西方文化鼓励冒险。这是一种很方便的做法，并且东亚的经验事实貌似也为这种观点提供了支撑。因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都（曾）是高储蓄的主要发生国。
问题是，这种看法却无法解释日本储蓄率的近期下降以及其他有着类似文化基础的亚洲国家“正常”的储蓄率。更令人惊讶的是，回顾战后中国居民储蓄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中期，“节俭”的中国居民并非高储蓄者，其平均储蓄率不足5%！这是一个被普遍忽视的事实。其实要对人们行为作出逻辑一致的解释，就不能借助于人们的偏好不同，而应该具体分析是什么样的不同约束导致了同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为人却有着不同的储蓄表现。
另一种误解是，试图通过区分储蓄总量和人均储蓄来说明中国高储蓄的现实。这种观点认为，虽然中国的储蓄总量惊人，但是如果不做加法而是做除法，居民26万亿元的储蓄存款，平均到每个居民也仅能分得2万余元。莫说与中国香港居民的储蓄额相比有天壤之别（国际上从来没有研究者说香港居民的储蓄率过高），与低储蓄率的美国相比也相去甚远。
我们说中国储蓄高固然有储蓄总量的意思，但实质是指高储蓄率。虽然，中国的人均储蓄和发达国家不在一个重量级上，但是，储蓄率（储蓄/可支配收入）却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规模是中国的6倍，但是美国的储蓄存款还不到中国的2倍，这才是中国高储蓄问题的真正所指。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储蓄（率）的概念。储蓄（率）是一个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必须在一定时期内计算的概念。就宏观经济学术语来说，储蓄是流量的概念，而不是存量的概念。在当前的讨论中，通常是以居民存款余额来衡量的，这是个存量概念，它虽然能够提供一定的信息，但并不准确。另外，由于中国家庭可供选择的投资途径并不多，银行存款固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但是其他的无形资产包括现金、股票和国债等也是储蓄的形式，并且储蓄存款还忽视了有形资产（其中最重要的是住房）的增加量。再有，考虑储蓄（率）更科学的方式是剔除通货膨胀以后的实际储蓄，这也是用存款余额来定义储蓄（率）所忽视的重要问题。
‖现代消费理论的洞见‖
把中国的储蓄率与发达国家作比较，并认为中国存在高储蓄现象，这其实是传统的凯恩斯消费理论的视角。其核心观点是：储蓄是由当前人均收入水平决定的。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心理规律的作用下，作为消费的对立面，储蓄也就与收入水平成正比。这种缺乏微观决策机制的总量关系通常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具有一定解释力，但却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发达国家的储蓄率变动，当然也无法解释中国的高储蓄。
弗里德曼开创的持（永）久收入理论和莫迪利安尼开创的生命周期理论构成了现代消费理论。其核心假设是，作为风险厌恶者，人们愿意在自己的一生中平滑各期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没有收入或者只有较低收入，人们进行的是寅吃卯粮式的负储蓄；人到了中年，收入丰厚，是储蓄的黄金期；退休之后，收入下降，则又进入消费增加的负储蓄期。
现代消费理论揭示了影响储蓄的两个关键因素：长期的收入增长率（而不是当期的人均收入水平）和人口结构变动。那么，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在改革前后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而哪些特征又能解释中国近期的高储蓄率呢？
中国异常的储蓄率是两个几乎同时发生的关键政策急剧转变的结果。首先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对外开放的实施。随着这一发展，收入增长率从大致稳定的3%激增至10%以上的水平。这个不同寻常的高增长率（而不是低收入水平）是理解与之伴随的高储蓄现象的重要基点。
第二个转折是人口政策。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计划生育从城市到农村得到了严格的执行。显然，按照生命周期理论，人口政策的这个转变对储蓄率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其一，15岁以下人口同就业人口的比率从70年代中期的0.61大幅下降到世纪之交的0.33，人口红利使得进行正储蓄人群的比重显著增加，进而提升了储蓄率。其二，计划生育使得子女数量锐减，颠覆了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即子女赡养父母。这迫使父母减少对子女的依赖，增加储蓄以自我养老。
‖中国的高储蓄率并不另类‖
按照现代理论进行合理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无论是中国改革开放前的低储蓄和近期的高储蓄都不是独一无二的。20世纪60年代冰岛的储蓄率大约和中国改革前一样低，并且直到80年代末冰岛的储蓄率都是OECD国家中最低的。冰岛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4万美元，位列世界前茅，但是它较低的增长率和老龄化时代的来临使得储蓄率一直在5%以下。
同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高储蓄者。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并且人口结构也令人满意，与此同时，这一时期日本的储蓄率水平也与中国不相上下。有人会说，毕竟中国和日本有着相同的东方文化传统。但是意大利20世纪60年代的高储蓄率就驳斥了这种简便的解释。意大利的储蓄率甚至比日本还要高，可是意大利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国家，与儒家文化相去甚远。同样，我们可以在意大利的高经济增长率和有利的人口结构中找到真正的原因。
实际上，世界上也不乏储蓄率高于中国的国家。就整个国民储蓄率（中国1982—1988年为33%）而言，新加坡才是最著名的高储蓄国家（同期为42.5%）。当然我们可以把新加坡作为一个例外，因为新加坡政府实行的是强制公积金政策。该政策要求所有的在业人员必须将其收入的很大部分缴入其公积金账户，用于养老、医疗等政府指定的用途。但是，博茨瓦纳是一个更具比较意义的例子，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82—1988年的国民储蓄率达到35.3%，超过了中国。
总之，我们不能一边抱着过时的理论，一边对中国的储蓄率惊诧不已。中国的情况并不另类，并且，我们不需要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来为中国的高储蓄率作出牵强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