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人文关怀从哪里来？
浏览媒体新闻，经常看到的新闻标题是“某某事件体现医生的人文关怀”，但与此同时，“某某事件突显医生人文关怀缺失”的内容似乎更多一些。因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其工作对象就是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没有人会否认医生更应当以人为本，更应该具有人文关怀精神。患者不单需要肉体上的治疗，更需要情感上真诚的关注和抚慰。医生的人文关怀成为关注焦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上面说到了人文关怀的应然状态，也提到了人文关怀的实然状态。于是既有医生现身说法讨论如何体现人文关怀，又有各路学者专家引经据典指点江山。甚至有人认为是医疗技术的发展导致了医生人文关怀的缺失，理由是：19世纪中叶以前，医学技术发展较为缓慢，那时医生对患者的关怀在治疗中是起重要作用的。进入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医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医学越来越依赖于仪器设备，对患者心理的关怀在医生的眼中却越来越被忽视。
为了探究医生人文关怀不能令人完全满意的原因，就应该首先回答几个相关问题：人文关怀与医生职业是与生俱来的吗？西医来华之初是个什么状态？如果西医来华之初就是很缺失的，我们也不必太过自责，努力想办法补足就是了；如果西医来华之初是有的，后来才逐渐缺失，那么，我们就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了。
先做一下医生人文关怀的历史考察：
最初来华的医生几乎都兼有传教士的身份，也就是说，西医生最初来华的目的是籍医传教。而我们知道，基督教倡导“博爱”主义，早期的医学传教工作要求传教士处处显现出基督徒的奉献与仁爱。教会医院多以“普爱”、“博爱”或“仁济”为名，也是这种精神的反映。在教会医院对患者的态度上，这一点特别引人注目，体现出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一般说来，传教医师特别注意医院留给患者的第一印象，因此极力做到待患者就像客人。当患者走进医院时，首先遇见的门卫和挂号人员必须对他礼貌周到。他们是患者在医院的第一接触，他们的热情周到很容易使患者消除陌生感和畏惧情绪。从心理学角度看，人在病痛中，心灵容易变得柔弱无助，特别需要安抚慰籍。医生治疗并安抚他们的心灵，诊治他们的身体，耐心倾听患者反复诉说因病痛带来的苦恼和忧郁，用同情的语言抚慰、鼓励患者，患者则立即觉得医生是个朋友，是可以信任的，从而获得慰藉。另外，许多教会医院还配备专门教士，倾听每一个患者的心事和疾苦诉说。他们提醒自己，患者也许正在痛苦中，希望得到救助，因此要充满慈善和仁爱之心。大量繁忙的医治工作，长时间地面对一个接一个的患者，医生容易疲劳、烦躁、没有耐心。因此，在医患关系中，早期传教医生非常强调服务态度问题。
早期的医院大多简陋不加修饰，反而容易让患者消除对外国人医院的疑虑。传教医生温暖和富有人情味的治疗服务，拉近了中国患者与外国医院的感情距离。西医的效果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考察终于显现出神奇后，关于其神效的消息，在坊间的传播速度只能用惊人来形容，许多史料的记载印证了这一点。
可见，早期来华医生是具有人文关怀精神的，虽然他们有着籍医传教的目的，但当面对那么多迫切需要治疗的患者时，传教工作便被放在一边了。那么，为什么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部分中国医生反而逐渐缺失人文关怀精神了呢？
笔者认为，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现代中国医生没有了当年传教士医生的宗教精神，也就是说信仰缺乏。
教会医学教育后来受到攻击并逐渐消亡主要是因为，在1915年以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引起巨大的社会震荡。所有这一切大大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自成系统、依靠治外法权、宣传西方宗教和生活方式的教会医学院校理所当然地成为最直接的攻击目标。然而，冷静与理性地审视那段历史以后就会意识到，那一时期，以外籍神职人员为主的教会组织和教会学校成为矛盾的焦点，主要原因在政治而不在宗教。也就是说，宗教成了政治的牺牲品。
宗教起源于人类对精神生活的追求，宗教本身并没有什么好坏之分（邪教除外），你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当然，这是现今社会的看法和政策，宗教毕竟是信教人的一种精神寄托。当年的基督教和现在的基督教并没有什么区别，变化的是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平时也经常去一些依旧保存完好且对民众开放的教堂去参观，赫然发现做礼拜的民众竟然人满为患，我不知道里边有没有医生，我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