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政策导向与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各级地方政府在实现地方经济对接长三角经济和一体化发展上表现出很大的积极性，并在制定相关政策方面加强相互协调。例如，由江苏和安徽省7个城市共同编制了《南京都市圈2006—2010五年建设规划纲要》。该规划提出建设以超特大城市南京为核心，以扬州、镇江、淮安、马鞍山、巢湖、滁州、芜湖7个大城市为主体，以27个中等城市（市）和一大批小城市为基础的南京市城市圈，就是长三角向其周围区域扩散的政策导向的“产物”，就是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一体化发展政策导向的结果。2006年9月泛长三角“属地申报，口岸验放”区域通关新模式正式启动，使包括上海、南京、杭州、宁波、合肥、武汉等省、市从事外贸进出口业务的企业排除了因地处不同关区而造成物流的障碍。安徽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推进东向发展，加速融入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经济圈”战略，也为安徽省域经济融入长三角经济区进行了政策安排。江苏省在加紧过江通道和沿江铁路、沿江高速公路建设的同时，完善区域内陆路、水运、航空交通网络体系，重点推进城市之间的快速交通束建设，并对与上海及浙、皖节点城市的交通接轨方面进行政策倾斜，从而为长三角经济向外扩散提供了“硬件”条件。同时，以促进现代科技日新月异，促进生产要素重组和产业转移，促进工业信息化、通讯网络化、交通高速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发展政策，为长三角经济腹地与长三角经济区进行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导向，使长三角经济区增强向长三角经济腹地极化和辐射成为可能。因此，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导向也推动着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第二节长江流域经济带发展与江苏区域经济创新发展
随着消费结构从吃、穿向住、行的转化，中国经济出现了以重化工业发展为突破口的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长江流域经济带在这一进程中的特定地位得到确立。重化工业需要规模经济的支撑，需要城市圈、产业带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为主要载体，更需要中心城市的现代服务业的支持。对应所有这些条件，长江流域经济带的优势最为明显。这为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扩展提供了条件。长江流域经济带与长三角经济区连接的独特区位，使其获得了长三角经济腹地快速发展的条件。长三角经济区也依靠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而发展。因此，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推动着泛长三角经济空间结构演化和快速发展。
一、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发与快速发展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世界第三长河，干流流经青、藏、川、滇、渝、鄂、湘、赣、皖、苏、沪九省二市，全长6300公里，流域面积18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5，人口约5亿，占全国总人口的38%。长江流域气候温暖、雨量充沛、支流湖泊众多；农业发达，粮食产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二，棉花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淡水产品占全国的三分之二；水资源、水能资源及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水陆交通便捷；工业基础和资本较雄厚，经济腹地广阔；科技力量集中。长江流域横贯中国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是联系沿海与内地的水运大动脉。长江流域已成为中国农业、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以长江流域为轴线的长江流域经济带是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化的重要“动力带”。（对长江流域有多种划分：一是指长三角和沿江地区；二是指沿江各省市；三是指长江水系自然流域。长江一般划分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江苏、安徽）的长江下游（东部地区），以武汉为中心（包括江西、湖北、湖南、河南）的长江中游（中部地区），以重庆为中心（包括四川大部分地区）的长江上游（西部地区）。长江流域经济带具有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一是交通便捷，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它横贯中国腹心地带，经济腹地广阔，不仅把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连接起来，而且还与京沪、京九、京广、皖赣、焦柳等南北铁路干线交汇，承东启西，接南济北，通江达海。二是资源优势。首先是具有极其丰沛的淡水资源，大农业的基础地位也居全国首位。其次是拥有储量大、种类多的矿产资源，此外还拥有闻名遐尔的众多旅游资源和丰富的农业生物资源，开发潜力巨大。三是产业优势。它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走廊之一，中国钢铁、汽车、电子、石化等现代工业的大部分企业汇集于此，集中了一大批高耗能、大运量、高科技的工业行业和特大型企业。四是人力资源优势。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之一，人才荟萃，科教事业较发达。但是，长江流域由东至西呈现典型的梯度差异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根据研究的需要，本书关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界定，是在对沿江主要城市辐射范围界定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带划分的。
1.长江流域经济带研究文献述评
由于长江流域及其经济带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做出相应的开发战略决策，从而促进了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快速发展。不少学者对长江流域经济带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和发展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重视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发。对长江流域经济带的战略地位，经济发展的综合优势，产业结构的变化及调整政策，投资环境和将来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二十一世纪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在中国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及国际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战略意义和发展潜力（沈玉芳、殷为华，1998）。长江流域水资源的开发利用是一个紧迫的重大课题，最重要的是要解决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长江上游建设成中国水能发电基地已完全具备条件。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中要重视市场手段。长江流域经济带应把产业发展放在第一位（辛文，2001）。长江中上游各省份发展一直不快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大流域内资源配置不合理，大城市不“强”，小城市不“特”，资源分配“撒胡椒面”，城市之间过度竞争与诸侯割据的局面共存。沿江建设长三角、大武汉、成渝三个大城市圈，将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使大城市真正大起来，发挥中心辐射作用，使各个小城市形成各自的特色和优势，只有这样，长江流域经济带才能真正大起来、强起来（伍新木、杨莹，2004）。利用运用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分析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空间结构的形成与演化，并认为它是在互补性、通达性及介入机会等三大要素的长期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在长江经济带内，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区域发展阶段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是空间互补的前提，网络发展水平决定区域间的通达性，空间竞争与介入机会成正比。要通过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优化和空间通道建设，才能实现长江经济带空间结构的优化（陈修颖、陆林，2004）。
（2）推动长江流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根据长江中游的综合比较优势，应强化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经济区的战略支点作用，加快长江中游经济区协调发展（冯之浚，2003）。在长江经济带开发中，重庆应进行体制和机制创新，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其他省市的联合与协作，依托三峡库区开发，积极参与建设长江高科技产业走廊以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并加快城市化进程，发展大商贸，搞好大流通，发挥大型企业集团在长江经济带开发中的主体作用（乔晶，2004）。在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中，长江流域经济带担当起拉动全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双重重任。长江上游经济带应立足自身产业发展优势，主动吸引长三角产业向长江上游经济带转移（丁瑶，2005）。建国50年来长江流域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其中一些最前沿的矛盾和问题对实现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尤深（吴淑凤，2001）。长江流域所孕育的长江经济带的地位和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和流域协调发展问题，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应采用建设长江防护林带，建立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建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流域直辖市管理机构等对策（陈南岳，2001）。行政区划分割影响长江经济带发展，应采取建立跨行政区的权威管理机构，开展跨行政区规划，加强经济合作，推进经济一体化进程（苗丽娜，2004年）。一些文献研究了长江流域经济带的航运及港口问题。长江经济带在上海集装箱枢纽港形成中发挥着促进作用。上海港的发展方向是腹地型，而非中转型的集装箱枢纽港。长江经济带对上海港的贡献通过长江干流港口转口量占上海港吞吐量的比重得到说明，通过比较上海和香港两港的集装箱吞吐量发展历史及腹地情况可以得出上海枢纽港的建设有长江经济带强大的腹地经济作依托而有广阔发展空间的结论（冯湛清，2006）。
（3）通过合作发展缩小长江流域经济带发展差异。分析长江流域经济带内部三大地区及41个地市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在此基础上提出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刘伟，2006）。从提高区域竞争力和区域合作角度出发，借鉴国外流域开发成功的范例，探讨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合作基础、合作领域，并论述了具体的措施、方案（李靖、谷人旭，2003）。长江流域具有良好的自然条件和经济基础，加快建设长江流域经济带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客观要求，是实现东、西部协调发展，促进西部大开发的必然选择。沿江联动，应加强沪、渝合作，只有上海、重庆这两颗“螺丝钉”强壮，才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的“H”形大骨架坚挺（俞荣根、罗锐华，2000）。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发开放处在由点状开发向轴线联动推进的转换时期，西部大开发处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先行的启动阶段，这一态势为武汉加快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差”。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在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发开放和西部大开发的结合上做足文章，加快武汉在长江流域经济带发展中的崛起，增强武汉在新世纪全国经济发展格局中的竞争（王留军，2002）。基于长江流域经济带中、西部各省（市）地区资源禀赋相似和经济发展、生产技术水平差距不大的特点，借鉴新国际贸易理论，从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角度论证中、西部合作的可能性，认为中、西部合作要从制度方面入手，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区域市场提供制度保证，要加强交通建设，为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基础设施条件（唐路元，2006）。
2.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发
开发长江流域经济带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大力开发长江流域经济带得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发主要是在国家开发战略层面和地方政府合作层面进行的。
（1）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国家开发战略。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经济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长江流域经济带资源富集、人口与城市集中，是中国最重要的高密度经济“走廊”之一。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建设和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长江沿岸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引导并带动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协调发展。
由于长江流域经济带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进入1990年代以后，国家对长江流域经济带的开发开放和进一步发展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1990年6月国家做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战略决策。1992年4月全国人大批准通过了兴建“三峡”工程的提案。1992年6月李鹏在长三角及长江沿江地区经济发展规划座谈会上指出，要推动长三角及沿江的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使其在实现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发挥更大作用，会议拟定了加快长三角及沿江地区开发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具体轮廓。江泽民指出，这一地区将成为继沿海开放地区之后一个开发潜力最大，很可能上得最快的经济发展先行区，可以说长三角和长江沿江地区开发开放的快慢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第三步战略目标乃至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发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经济的飞跃”的战略方针。为了构筑二十一世纪实力最为雄厚、后续力量最强、影响面最广的区域经济带，以促进内陆地区的开发和全国经济的增长，国家在1996年颁布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把长三角和长江沿江地区列为中国将要形成的七大经济区的首位，并明确了要“依托沿江大中城市，逐步形成一条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综合经济带”的战略取向，即实现东西线结合，优势互补，使长江上、中、下游在新的基础上构成一个优势互补的整体，延伸和拓展沿海的对外开放。可以说，长江开发开放战略是未来中国发展最重要的国家战略，长江流域经济带成为继中国沿海地区快速增长后的又一个发展主轴。2006年3月全国人大十届四次会议批准通过了“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其中将长江流域经济带的生产力发展问题列入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