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的内在机制
区域联系与合作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集聚与扩散。集聚与扩散是生产要素配置过程中的空间分异产生的区域经济现象，是在收益最大化规律作用下的区域经济空间效应。空间本身也是一种资源，具有相对的稀缺性。在生产要素集聚与扩散机制的不断作用下，长三角经济腹地发生着空间结构演化。
1.集聚机制与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集聚是指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集中倾向与过程。集聚的产生源于经济活动的内在要求，如优位空间、产业关联效应、规模经济等方面的需求。优位空间代表着相对优越的要素配置条件、市场组合条件等，相应地能带来最大化收益。同一产业链上的相关产业的空间相对集中布局，具有很强的外部经济性，可以在较小的空间范围内获得关联产业发展，实现投入的最小化。由于集聚能够产生规模经济，所以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特征会更加突出。现代机器大工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日益突出。特定地域空间上的集聚力大小具有累积效应，先导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重要示范效应。先导企业的空间选择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取决于由某一或某几方面因素而形成的区位决策行为。但随着先导企业的落户及规模扩展，产业链条迅速延伸，该区位的集聚活动将呈链式扩展过程。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中的集聚机制引导着其空间结构演化。
集聚机制对长三角经济脐地空间结构演化的集聚影响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集聚机制引致长三角经济腹地中的增长极形成新的优势区位。新的集聚过程带来的要素、经济活动的空间集中必然促进新区位的形成。一般是新城镇出现从而形成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新节点或增长极，这个新节点或增长极对区域城镇体系结构和经济带等级结构演化形成新的推动力。双陆桥经济带的南陆桥经济带就是在集聚机制作用下形成的。二是随着长三角经济区的极化和辐射力增强，双陆桥经济带在集聚机制作用下会得到快速发展。集聚机制引致长三角经济腹地中的生产要素改变流向和流量。因而长三角经济腹地新的集聚过程带来的要素空间极化，必然对原有的要素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从而在经济带形成上加剧空间分异过程。在长三角经济腹地新极化带来的经济带出现，对生产力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重塑作用。新节点与其他区域产生空间相互作用必然形成新的经济带，成为带动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的重要新生“经济带”。同时，在集聚力牵引下，区域内核心——边缘的分化将会进一步加强，长三角经济腹地的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异亦会增强，从而引致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2.扩散机制与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扩散是指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对分散倾向和过程。扩散的产生源于产业的区位要求，对规模不经济的规避和新空间集聚利益的追求。随着特定空间集聚过程的累积，地价上涨、劳动力成本和商务成本增加、市场竞争激烈等方面的原因产生规模不经济现象。对于附加值相对不高的产业，当企业运行成本超过收益时，必然产生新的空间区位选择行为，这就是扩散产生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推动力。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进入门槛不断降低，使得扩散更具有可能性。长江流域经济带和双陆桥经济带对长三角经济区的辐射传递，长江流域经济带和双陆桥经济带的辐射，就是一种扩散。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在扩散机制作用下演化，形成长三角经济区的更大范围的经济腹地。
扩散机制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经济增长极和经济带的功能转化、升级。长三角经济区的扩散效应已经显现，突出表现为部分优势产业需要升级，原有的传统产业需要进行区域转移。从区位选择来看，具有明显的低成本、近距离、资源互补型的长三角经济腹地具有先天优势。例如，区位紧贴长三角的安徽省域经济，其煤、电、钢、铁、粮、棉等资源性产品，在华东占有较大优势，且交通成本低，人文习惯相近，就具有“先天”区位优势。据统计，已经有为数不少的长三角企业把投资转到相邻的安徽省域经济。这些在长三角已经不具有发展优势的产业，扩散到安徽省域经济中又焕发出新的生机，从而带动长三角经济腹地发展，就是扩散机制作用的例证。二是促进经济区的空间均衡。随着扩散效应的发挥，新的集聚亦会形成，从而对经济腹地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推动作用。长三角经济区在经济增长方式转换过程中，尤其是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存在淘汰机制。伴随着部分产业的迁出和新兴产业的进入，长三角经济区的产业升级过程必然是其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扩散推动着长三角经济区创新发展。从泛长三角经济区的资本流动方向看，浙商投资的资本已占安徽的外来资本的一半，占江西的三分之一。在苏北的外来资本中浙商投资也占据着绝对优势，在湖南、湖北、重庆和四川等长江流域城市经济中，浙商也占据着相当大的比重。可见，强势的资本流加速推动着长三角经济腹地一体化发展，扩散机制推动着长三角经济腹地创新发展。
3.生产要素的互补机制与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生产要素的空间互补机制是产生区域之间空间联系、相互作用的基础机制。区域之间经济差异性和互补性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条件。生产要素流动的大小、速度、方向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集聚与扩散的速度、效率、基本空间格局。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有重要影响的“生产要素流”主要是资源流、产品流、劳动力流、资本流和技术流。
（1）资源、产品流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长三角农产品市场是其周围区域企业的竞争领域。长三角居民收入水平较高，是一个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仅上海市每年农产品消费需求就高达1000亿元，其中约有800亿元农产品要靠外地输入。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安徽农业，资源丰富，地处中国南北过渡带，动植物品种多，粮食、棉花、油料、肉类、茶叶、水产、蚕茧和蔬菜等主要农产品产量位居全国前列，且紧靠长三角，鲜活农产品销售半径小，运输成本低。这就使长三角与长三角经济腹地之间的资源、产品流成为可能。率先提出融入长三角的安徽省宣城市，大宗农副产品的70%以上销往长三角的苏浙沪城市就是例证。同时，上海、浙江等省、市逐步将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向长三角经济腹地转移，目前仅浙江省就有许多企业在安徽省投资办农业企业。长三角经济腹地的资源、农产品流向长三角经济区，实际上是资源、农产品的区域合作，是泛长三角经济的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这也就推动着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2）劳动力流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劳动力的区际流动对区域空间结构演化产生多方面影响。随着劳动力的迁移，与之相关的非劳动力要素如技术、资本等也会发生相应迁移，从而引致迁出地和迁入地新的集聚与扩散格局形成。目前在长三角经济区的外来务工人员达3000万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长三角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每年需求增幅约在70—100万人。上海市目前外来务工人员主要来自安徽、江西等地，已达400余万人，超过上海市从业人员的三分之一。
实际上，江西省已作为向长三角输出劳动力的重要基地，近几年来形成一批知名的“劳动力品牌”。各类培训机构运用“订单培训”模式开展一条龙服务，发挥地方人力资源的长处和优势，在省内建立省、市、县、乡四级劳动力市场及就业服务网络体系，140多个劳务输出基地初具规模。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劳动力（农民工）向长三角经济区流动，在人力资源方面增强了长三角经济区与长三角经济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3）资本流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资本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核心经济要素之一，其空间流动是引致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关键因素之一。资本流动可以导致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产业重组，形成新的产业集聚与扩散格局，引起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衢州市统计局企调队曾选择40家年销售收入超5000万元的工业企业，开展与长三角经济关联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三成企业的原材料供应和生产线配置，近60%的企业的上游企业，近70%企业的下游企业主要分布在长三角经济区。据统计，江西省上饶、吉安、景德镇市的外来投资中有70％以上，安徽省黄山市的外来资本中有80%以上来自长三角经济区。可见，资本流动增强了长三角经济区与长三角经济腹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产生重要影响。
（4）技术流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技术流动具有与资本、劳动力流动不同的特点。技术流动方向和强度取决于区域之间技术空间梯度的方向和大小。区域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是形成技术空间梯度的主要原因。根据技术空间扩散的一般规律，经济区域所形成的空间体系若具有经济技术梯度，则十分有利于技术在空间体系内的扩散。因此，随着长三角经济区向外的辐射能力增强，其技术也会向长三角经济腹地扩散，从而带来长三角经济腹地新的产业集聚和产业升级；技术流动的区位选择过程即是泛长三角经济区发展的空间分异过程，从而技术流动影响着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三、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的推力机制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与快速交通条件的改善是密不可分的，尤其是重要的经济带本身就是在主要快速交通束（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基础上形成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还受政策导向的外在因素影响。因此，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也受到包括快速交通条件、政策导向等组成的推力机制的作用。
1.快速交通束与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
长三角经济区的快速交通束密集，是中国交通密集度较高的区域之一。从长三角经济腹地快速交通束的空间分布形态看，其与长三角经济区空间结构具有较高程度的关联性。因此，快速交通束建设对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长三角经济区与长三角经济腹地的快速交通束的数量不断增加，为长三角及其经济腹地之间的空间联系和相互作用提供了“经济通道”。
快速交通束数量不断增加为长三角广大经济腹地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尤其是，航空运输和远洋航运基础条件的改善，推动了长三角经济区与长三角经济腹地一体化发展。据统计，长三角经济区一级民用机场有上海虹桥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南京禄口国际机场、杭州萧山机场等，有近百条国际航线和国内航线，覆盖了中国及海外主要国家及城市。长三角远洋航运的发展也相当迅速，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上海近十年来大力发展远洋运输，基本建成了外高桥港区、大小洋山港，为长三角经济区增强极化和辐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上海港建设国际枢纽港的同时，以北仑港、苏州港、洋口港为主的江苏和浙江的远洋航运发展也很快。在国家大力发展长江黄金水道的战略下，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运输得到长足发展。“十五”期间，长江干线货运量已超过了欧洲的莱茵河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跃居世界第一。（其中苏州港、南京港2007年的吞吐量已分别突破亿吨大关，成为长江的两个最大港口。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年均递增22.0%，达7800万吨；集装箱吞吐量年均递增30.4%，达260万标箱。长江在流域综合运输体系中的主骨架作用日趋凸显，成为沿江和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干线交通束。）
皖、豫、鄂、渝、川等欠发达区域加强与长三角经济区的经济联系，接受长三角港口群沿长江流域经济带和双陆桥经济带辐射。长三角经济区与周围区域的交通网络也已具规模，如上海到安徽、江西的高速公路、铁路、快速铁路、国道等交通主干线达到20多条。区域交通网络的建设，优越的交通条件必将推动长三角经济腹地空间结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