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在管家的身后，仔细聆听他的讲解，生怕错漏一词。当我进入第一座殿堂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高达19米的弥勒佛像。在我脱鞋走进去的那一刻，被眼前金碧辉煌的塑像所震撼，弥勒佛安祥地坐在巨大的莲花座上，温和的面容，静静地迎接每一位虔诚的信徒。在他额头上镶嵌有一颗巨大的钻石，四周镶嵌了很多名贵的红宝石、绿松石、紫水晶等，无数的法器、神兽也镶嵌其中，抚摸着这些赋予了灵气的宝石，就像是触碰到了几百年前的辉煌历史。
据管家讲，该寺有佛殿、经堂等20多座主建筑和20多座活佛宫室，400多座僧舍。供游人参观的有弥勒殿、大经堂、千佛殿、法相院、香根寝舍、金顶红宫等寺庙建筑，金顶红宫内还设立了一、二世香根活佛的灵塔，三世达赖、五世达赖的足印是寺庙的镇寺之宝。寺院建筑结构错落有致，形成一组独特、华丽的建筑群落。该寺僧侣近4000人，在整个藏族聚居区声誉极高，成为康巴地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圣地。
长青春科尔寺又名理塘寺，于1580年由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创建，是康巴地区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黄教寺庙。长青春科尔为藏语译音，“长青”意为弥勒佛（即未来佛），“春科尔”意为法轮，“长青春科尔”意为弥勒佛法轮（标志着法轮常转、妙谛永存）。管家告诉我，该寺院是康藏地区最大的寺院，寺院内的大殿可同时容纳3500人修行、诵经，与拉萨的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以及青海的塔尔寺和甘肃的拉卜楞寺齐名。
5.3向左走，向右走
第一次路过理塘是在十年前，那时候我刚开始背包四处行走。虽然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向往和憧憬，但是没有太多的户外经验，只是说不清道不明地喜欢高原。
我喜欢一个人出行，一个人在寺院里转悠，一个人四处拍摄，一个人享受着路途的孤单和辛苦。没有过多的章法和规矩，喜欢就拍。
我还记得那是一个略带寒意的清晨，阳光一层一层拨开格聂神山神秘的面纱，照向生机盎然的毛垭大草原。当一层薄薄的雾霭漂浮于山腰处时，我独自行走在去理塘寺（又名长青春科尔寺）的土路上，准备去拍摄一大早藏族群众煨桑转经的情景。到达寺院时虽是一大早，但寺院的周围早已挤满了手握经筒转经的藏族群众，如同大昭寺前转经的人潮。初出茅庐的我兴奋极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如此壮观的转经场面。我时而爬上高坡，时而穿入人群，不断定格我心中想要的画面。我被巨大的人流“磁场”所吸引，跟随他们转经的脚步一圈又一圈地行走。
在一个阳光洒落满地的拐角，一幅画面出现在我的镜头前：土坯房的墙角处，阳光穿过寺庙上方的金色法器，洒向墙根下一排晒太阳的人们。在人群中，有喇嘛、信徒、游客、尼姑，其中有一位身着橙黄色冲锋衣模样的游客，胸前挂着专业的单反相机，带着一副黑色反光墨镜，满脸的胡茬，这些足以让别人知道他已经出门很久了。这位匆匆的过客身边坐着一位身着浅灰色袍子的尼姑，肩上挎着一块黄色的布，剃度过的头顶，在阳光下格外显眼。思想、生活完全不相同的两个人，同坐在阳光下一起体会着佛语世界带来的心灵感应，这种对比与统一的碰撞让我不断按动手中的相机。过客见我手忙脚乱地拍照，就很配合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任我取景。随后，他示意我也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我也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
在藏地，人的心灵会变得简单而纯洁。面对陌生人，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在城市中的戒备心，很容易彼此打开心扉。
在聊天中，我们发现了共同的爱好，我们都喜欢摄影和户外，喜欢高原。不知不觉，时间到了中午12点，便一起在理塘的一个藏式餐厅吃了顿很简单的午饭。席间，我们聊着自己出行的故事，聊着对摄影的想法，又聊到各自喜欢的音乐。说话间，竟有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我清楚地知道这种感觉绝非与情爱有关，更像是在路上碰到了一个志同道合的好哥们儿。在旅行的路上偶遇一个心灵的同伴，比遇到一个爱人更难得。
由于我们要去的地点不同，所以便邀约，来年我们在同样的季节再回到这里，再来理塘晒太阳。我们并没有互相索要电话与通信地址，那时也没有手机，唯有承诺一个原始的约定。
吃饭前明明说好要AA制，但到楼下买单时，他却主动买了单。我们在餐馆门口握手告别，忽然，他从兜里摸出一大把整齐的零钞塞给我，说进藏后这样的零钞很实用，可以给当地人，用它换一个镜头下的瞬间。
然后我们就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他从理塘到平原成都，我从理塘去了“天上”的西藏。
我从西藏回来后，渐渐淡忘了那个漂浮在天空中的约定，过着属于自己的每一天。我的心从遥远的“天上”经过，回到城市，如同飞机着陆的感觉，活在当下。身在高原时的惬意感被现实的忙碌冲刷得渐渐模糊。第二年的那个季节，我没有时间再去高原，第三个同样的年月我依旧没有再去，我想那个给我零钞的人也应该忘记了那个短暂的旅途故事吧。
十年的光阴在恍然间流逝。我在川西高原上行走过一次又一次，从一个涉世未深的黄毛丫头，走到了人生的而立之年。但直到去年的石渠之行，我才又回到了那个留着故事的理塘。
再次探访理塘寺时，阳光依旧，寺庙香火依旧旺盛。我走到那道曾经驻足的土墙边时，深埋的记忆恍然清晰。那个从指尖滑落的故事被我拾起，竟是同样的季节又经过这里。我轻轻地抚摸着斑驳的土墙，闭上眼静静聆听阳光的声音，曾经的过往，像放电影一样从眼前闪过。睁开眼，物是人非，只有一个小喇嘛好奇我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笑容，憨笑着多望了我几眼。
我带上曾经的美好记忆，向回程的方向驶去，轻声说，你从仙鹤飞过的地方经过，那里还残留着你飞过的痕迹。
翻越过一座座雪山，终于到达浪漫的康定，跑马山的弦子声飞扬在溜溜城里。我随着悠扬的旋律，慵懒地坐在上山缆车里。缆车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个广东游客，在唧唧咕咕地说着听不懂的语言。我无聊地看着旁边的车厢一个接一个地往下走，突然，一张似乎在哪里见过的面孔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突然站起身，趴在窗口，死死盯着那个正在下滑的车厢。身后转来广东游客的惊叫。车厢里的那个人似乎也发现了我，也频频回头向我这边望。
直到再也看不到那个车厢，我才缓过神来，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的手指，疼！这不是做梦，这是真的，我真的再次看到了那个与我约定的人。这种只会在电影、电视剧中才能出现的桥段竟然如此真实地发生了。
我并没有下山去寻求刚才的真实性，时过境迁，我们依旧一个向左走，一个向右走。但是我们的心都向着同样的方向，同一个高原。也许行走的路上，我们还会遇见……
5.4通往天堂的路
偶遇
不记得走过多少次川藏线了，每一次走都会发生不同的故事。那些故事成了行走路上最美好的回忆。但是有一个故事，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新都桥，被称为“摄影家天堂”的地方。
这个“摄影家天堂”的确名副其实，每次来总有收获，带回去的好片子越多，再次来这里的欲望就越强烈。2009年末，我和一群摄友们又来到此地。当天晚上，我们车队一行人打算翻越积雪覆盖、大雾笼罩的折多山。此时能见范围不足20米，我开头车，为了让跟在后面的两辆车能清楚地看到我，便开启了车上的警灯。
当行至新都桥时，一位黑面交警拦住了我的车：“驾照拿来，你的警灯使用证呢？”
“没有。”
“没有？罚款两千”。随手便低头开起了罚单。
“对不起，我错了。”我立刻改正错误，随着他藏式的腔道说着四川话。在川藏公路上，经常能听到带有藏语口音的四川话，自认为拥有很高语言天赋的我，早已将这种特别的语调运用得得心应手。凭我的经验，使用这种语言很容易拉近与藏族人之间的距离。
“扎西队长？”我顺着遮住上半部分脸的大沿帽往下看，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在同年的七月，我从拉萨回来，曾经过这里。当时新都桥路段正在修路，单进双出，我没算好行车的日子，贸然开到路上，正巧遇到了这位扎西队长放我通过。他还告诉我，以后出门前要多在网上了解当地路况。
“你不认识我了？”我向他讲起了那天的事情。他听完我说的之后，刚才还板着的黑脸露出了浅浅的笑容，说：“呵呵，天天这里过很多人，我们都记不到了嘛。”继续和蔼地说：“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这里聚居区的路不好走，一定要多加小心，不能乱使用警灯哟。”半个小时后，我们由开罚单的交警和违章开车的驾驶员变成了熟络的朋友。握手道别后，我暗自想等下一次经过这里时，我一定会来看望他。
喝酒
2010年的正月十五，我为了拍摄塔公草原各日玛的大法会再次经过新都桥，车上我带了两瓶老白干。日夜兼程，当天住宿的地方便是每到新都桥必住的“百家乐”。说来也巧，正当我准备吃晚饭时，旅馆门口出现了扎西队长的身影。相约不如偶遇，那晚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年饭，顺便解决了那两瓶老白干，自此我们便成了朋友。曾有朋友评价我说“很爷们”，可能在我娇小柔弱的外表下就藏着一颗男人的心吧。
当我们一行离开新都桥后，下一个落脚点是塔公的“雪域高原”旅社。第二天清晨上路时，我发现车胎被碎石扎坏了。祸不单行，在取备胎时，套筒又把备胎的螺丝拧滑扣了，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能取下备胎。
我在塔公的街道上四处打听修车行，可是由于还在春节假期期间，所有的修车行都没开门营业。眼看就到9点了，如果格日玛的法会因此错过实在太可惜了。我犹豫着拨通了扎西队长的电话，本来并不想打扰他，毕竟对于他来讲这是一年中难得的假期。
“喂！”朦胧不清的声音，我搅了扎西队长的好梦。
当他听到我的困境时二话没说便告诉我：“你在原地等我，我马上过去。”突然，我觉得好感动，心里暖暖的。
半个小时后，我的坏轮胎已经拎在了扎西队长的手上。原来的位置替换上了我崭新的备胎。
“你们去拍嘛，这个胎我去给你补，下午回来你给我打电话嘛。”听着扎西队长憨厚的话语，我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原本口齿伶俐的我竟然词穷，想不出其他感谢的话语了。我顺利赶上了下午的法会，并收获了很多有意义的照片。返回新都桥，我从扎西队长那里取走了补好的轮胎，并且相约以后在成都见面。
五月份的时候，扎西队长来成都了，我却因为在外地没能见到他。曾经同行的野海在宽巷子代表我们其他的朋友与扎西队长和他的妹妹见了面。我和他通了电话，表示非常遗憾，性格爽朗的扎队依旧笑呵呵地说：“莫得关系嘛，下次我上成都还可以见面嘛。”但我万万没想到，这一次的通话也成了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通话。
永别
十月份的时候，听说有个名叫扎西的交警队长从新都桥调去康定当大队长，为了处理一次交通事故，因公殉职了。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不断自我安慰：“藏族人叫扎西的很多，不会是他，不会是他……”我不愿去相信这个消息，也不敢去证实它的真实性，所以一直没去拨通扎西妹妹的电话。今天，当我想要写下这个故事放在书里的时候，拨通了新都桥交警队郭警官的电话，原来消息是真的。
2011年冬天，成都的天气格外冷，下起了多年不遇的鹅毛大雪。我坐在去年扎西队长帮我换过轮胎的越野车里确定了他牺牲的消息。我将车停靠在路边，望着车窗外的雪花铺天盖地地洒落下来，手里攥着的手机还留着刚刚使用后的余温，“扎队”的字眼在手机屏幕上闪着蓝荧荧的光。我没有按下删除键，将它留在了电话簿里。尽管它已经变成了通往天国的电话号码，但他的名字连同记忆会一直留驻在我心里。如果扎西在天上，一定能看到车里的悲伤，但愿通往天堂的路平静、顺畅。我会在下一次经过新都桥时为他捎去一支格桑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