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自贡船工们因地制宜地发明了一种被称为歪脑壳船的特殊船舶——考遍世界航运史，歪脑壳船仅自贡一例，别无“分店”。所谓歪脑壳船，是指这种木质船的船头向左歪，船尾向右歪，从而形成船头和船尾方向相反的小倾斜，看上去像是用一只巨大的手把它扭曲了一样。歪脑壳船船长14米，宽2米多，由于它有一条比船体还长的船橹，因此它的学名叫做橹船。
歪脑壳船乃是自贡船工针对釜溪河的特点而悟出的天才发明。由于这条井盐赖以外运的大动脉过于狭窄，尤其秋冬水枯之时，可以利用的有效航道更是大幅度缩减，而来往于河上的船只却密如虫蚁，如果上下行船只一旦迎头相撞，就会造成卡船，一旦发生卡船，满载盐包的下行船就会大量堵在河中，如此一来，整条釜溪河必然瘫痪。歪脑壳船的设计者们利用釜溪河中的行船规则是不论上行还是下行，一律都走左边的特点，把船头统一做成从右向左歪，这样，这些船头都朝左歪的船在航道上行驶时，一般就不会向右歪到对面船只的航道上去，即便偶尔上下行船相撞，也会因大家的船头都是向左歪而各归左边，不会发生卡船。船尾向右歪的原理和船头向左歪的原理一样：如果上行船或下行船从后面撞到同方向行驶的前船的船尾，也会很好地回到左边，不会因此而堵塞。
一条歪脑壳船有6个船舱，最多可载盐450包，载重量在50吨左右。至迟在清朝末年，歪脑壳船就已漂满了釜溪河，到抗战时期第二次川盐济楚，它们更是担纲了自贡井盐外运的主角。有时候，歪脑壳船也从釜溪河进入沱江，再从沱江进入长江，从而下行到湖北各码头。湖北人对这种从来没见过的船很感兴趣，给它另外取了个名字：川歪子。其实，他们并不知道，如果不是这种看上去其貌不扬的木船，两湖地区千家万户的主妇们，一定会为无盐之炊而发愁。
上世纪40年代初，抗战正炙时，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重庆任职期间曾去过自贡，他对歪脑壳船大为赞叹，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在他几年后回国写成的巨著《中国科技史》里，给予了歪脑壳船一席之地。同时，英国驻宜昌海关的学者型官员渥塞斯特，则在他的著作《扬子江上游的船舶》中，用更大的篇幅记载了歪脑壳船。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科技史研究所教授周世德出版的《中国造船史》，更是把歪脑壳船图片作为封面。那些名与姓俱不可考的歪脑壳船的发明者们，肯定不曾想到，他们天才的技艺将会把歪脑壳船从釜溪河的浅水中，一直航行到中国科技史这片浩荡的大海。
歪脑壳船天才地解决了釜溪河河道狭窄的问题，但要想大规模地外运，还有一个问题也必须解决，那就是由于盐船吃水较深，而釜溪河航道较浅，且多险滩，一旦到了枯水季节，这些载满盐包的歪脑壳船就无法通行。王爷庙是釜溪河边一座雕梁画栋的庙宇，位于自贡市区，它是负责盐业运输的橹船帮为了祭祀江神王爷而修建的。王爷庙脚下，江面较为宽阔，自康熙年间疏浚河道以来，这里就是自贡最重要的码头。每逢枯水季节，王爷庙脚下的江面总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船只，其密度之大，让人有些怀疑：这么多船拥挤在一起，它们如何才能行驶得动？
其实，这些盐船都在等待一个日子，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那就是放水日。原来，为了解决枯水季节行船难的问题，自贡盐政当局出面，在王爷庙下游不远的江面筑了一道临时水坝，以便储蓄上游来水。等到储蓄的水足以把拦水坝上的盐船都顺利地由釜溪河冲进沱江，放水日也就到了。届时，政府要事先张榜告示放水的确切日期，当工人们挖开临时拦水坝，一股大水奔涌而下，众多盐船一只接一只地顺水而行，70多公里的釜溪河，只需短短一天即可走完。开水当天，盐政官员、大小盐商和行会负责人都会赶到码头送行，许多市民为了一睹放水盛况，也纷纷齐聚王爷庙两岸。坡上坎下，全是攒动的人头，一时间鼓乐齐鸣，鞭炮炸响。尤其每年正月的放水日，竟形成了自贡仅次于春节的另一重要节日：放水节。
那些曾经的水陆码头
为了考察釜溪河，我曾于一个菜花渐黄的早春从自贡顺流而下，造访那些曾经的水陆码头。岁月的无情变迁，已经湮没了当年的人与事，但一些旧日的痕迹还在，它们是这个春天里关于盐都、关于一条河的灿烂与落寞的关键词。
从自贡双河交汇而成釜溪，到釜溪河于李家沱注入沱江，全长70多公里的釜溪河一直穿行在丘陵和低山之间。这条弥漫着盐的咸味的河流，就像世界上其他的重要河流一样，流经之地也造就了几个因盐运而兴，也因盐运而没落的水陆码头。
仙市是釜溪河上的第一个码头，也是东大道下川路的第一个码头。所谓东大道下川路，是指从自贡经隆昌、重庆通往湖南、湖北以及贵州等地的交通要道。那些停泊在王爷庙下的盐船，满载着盐巴顺水而下，不消几个时辰，即可抵达仙市。盐船到达仙市后，必须在码头泊下来，以便盘滩过坳——原来，仙市附近水浅滩急，满载的盐船吃水较深，无法通行，只得由工人们把盐包搬下船，顺着河边搬到险滩下游，空船则顺水而下；到了水深之处，再把盐包搬上船，继续往下游行驶。与此同时，一小部分盐包还将在仙市被分流——通过陆路从这里运抵牛佛、内江以及川中诸县。只不过，与继续水运东去的量相比，分流的量要小得多。
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造就了仙市，这里也就从一片荒山演变成码头，进而有了商店，进而有了街市。近年来从仙市挖掘出的古碑证明，早在1300多年前的隋朝，这里就曾经是一个业已消失的县——义和县的县治所在地。
肇自近代，尤其是第一次川盐济楚以后，仙市一跃成为富顺境内的几个大镇之一，到清末民初已有四街、四门、五亭、三码头的气派。众多的庙宇是仙市曾经繁盛的见证和象征：据在镇上生活了70多年的张大爷回忆，不到两平方公里的仙市镇，最多时有20多座庙宇。这些庙宇既是民众朝拜神灵祈求庇护的上香之地，更是商人和市民的会所及俱乐部。当年，不论川主庙还是天后宫或是南华宫，大多是与盐有关的商人们聚会议事的场所。其实，时至今日，这些残留的庙宇依然被精明的当地人当做一种资源：院落幽深的南华宫，已被开辟成“农家乐”，扶疏的花影里，一些人在打牌，吵吵嚷嚷的麻将声中，回响的则是许巍的歌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我去仙市的时候正是春节，釜溪河水更浅了，水落而石出，仙市码头边原本淹没在水中的石级都露出了灰白的真面目。尽管当地正在着力把仙市打造为旅游之地，但街上并没有几个人，好多居民房前屋后的树枝上和矮门上，都晒着大片大片的青菜。自贡一带的居民都有腌制青菜的习惯，这种由来已久的习惯其实也和此地丰富的盐业资源有关——用来腌制青菜的，是一种颗粒大而洁白的盐，人称鱼子盐。据说，只有用它腌的青菜，才既不腐烂，也有更为美妙的味道。曾经香火鼎盛的庙宇还残留有两三座，川主庙里，保留有一个几乎完整的戏台，戏台的房梁，是用一段粗大的黄荆木制成。黄荆是一种生长缓慢的树木，那么大一段房梁，估计得生长300年。看看旁边的文字，果然如此。这些庙宇都带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天后宫的修建者肯定是福建人，川主庙是四川人，南华宫则是广东人。它表明在不久的过去，如今已稀有外地人的仙市，曾是一个五方杂处、高大的屋檐下回响着南腔北调的兴旺之地。
庙宇很安静，只有两三个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令人意外的是，川主庙里也晒满了青菜，不仅挂在院子中央的那株枯树上，连大殿的门槛上也满是青菜，大殿里那尊高大的神，他威严的目光好像也落在无处不在的青菜上。这个细节是一种暗示，他向我们表明，神灵与人间烟火同在，那些原本因兴隆的商业而被塑造出来的神像，当商业的高潮过去，神灵也像繁华事散归于平淡的过来人一样，落寞而平静。
与仙市相比，和它近在咫尺的沿滩更为繁华，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这里就是自贡市辖的一个区，要比仙市高一个行政级别。当然，更重要的是，在盐业给自贡带来好运气的黄金时代，尽管同为釜溪河畔的盐运码头，沿滩也要比仙市重要得多。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民国年间，这里设立了专门缉拿私盐的盐政部门。此外，沿滩除了是从自贡下行的盐船的必经之地外，它所辖下的王井等地本身也产盐。
如同仙市镇一样，沿滩镇一带也多险滩，下行的盐船也必须像经过仙市时那样盘滩过坳。每天守候在码头边的搬运工人，数量多达百人以上，他们都是盐业这根食物链上的一个小环节，依靠体力和汗水，混一口带咸味的饭。
道光年间，即19世纪30年代，为了提高盐运效率，自贡各大盐商出资，在重滩、仙市、沿滩等地修建了4道石堰储水，从此盐船不再需要费时费力地盘滩过坳。但是，由于每过一道石堰都要事先蓄水，因此消耗水量极大，放船需时甚久；加之枯水和洪水季节还要停航，致使全年由自贡王爷庙至邓关仅能往返6次。
随着第二次川盐济楚的到来，这种运输能力已完全不能适应时代需要。为改变这种状况，由川康盐务管理局投资，有关部门在沿滩及下游建成船闸和拦水坝一座，从此，釜溪河在通行了上千年之后，终于实现全流渠化。从王爷庙到邓关的盐船，每年可往返40次，其中的沿滩船闸，每日可过闸10次，运货800多吨。作为船闸所在地的沿滩，它又迎来了一次与繁华亲密接触的良机。这座曾控制自贡盐运咽喉的船闸，因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曾捐款200万元，故以他的字“庸之”为名，取名庸公闸。船闸上一米见方的“庸公闸”三个大字，系著名书法家赵熙所书。值得一提的是，后来自贡因发现了大量恐龙化石而被称为龙都，但很少有人知道，自贡境内第一次发现恐龙化石，其实就在庸公闸旁。那是抗战结束次年的事情。
沿滩又名升平场，史载，早在清朝中叶，这里就因盐船过滩而与自井、邓关合称釜溪河三大盐码头。有一年，康熙皇帝第17子果亲王经行此地，被其繁华所感，题写了升平场三个大字。清末，随着第一次川盐济楚的千载良机，沿滩这个水陆码头也迎来了它历史上最生动的花样年华。在古老中国，衡量一个城市繁荣与否的标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看它庙宇的多与寡，建筑的繁与简。就像仙市在它的黄金时代有20多座由各地商人修建的庙宇一样，沿滩也有多达几十座的庙宇。只不过，几十上百年的光阴陡转，沿滩连半片庙宇的残砖也找不到了，倒是街头偶尔可见一两株数人合抱的黄桷树，只有它们，才见证了时光的变幻流转。
今天的沿滩镇沿釜溪河一带，还保留了不少百年老屋，它们都是川盐济楚的见证者，可惜，这些老屋已经过于破败。而今，沿滩区政府也从这座古镇迁往更靠近自贡市区的新城了，在盐的事业终结之后，这座古镇的破败与衰落更加势不可挡。
当釜溪河流到邓关，它短短的行程就要结束了，因此，邓关既是釜溪河上的最后一个码头，也是由此进入沱江的第一个码头，它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
邓关又名邓井，因最初在这里居住者乃邓姓的采盐人家而得名。乾隆元年，政府在此设盐运通判署，向来往盐船征收盐税，故而又称邓井关，但一般都简称邓关。从邓关到釜溪河注入沱江的终点李家沱，距离已经只有5公里，而李家沱一带因地形原因，无法建成码头，因此邓关就是釜溪河与沱江河上来往船只的天然良港，多少年来，邓关就充当了自贡井盐外运的交通枢纽。对于盐运给邓关带来的勃勃生机，《富顺县志》说：“夹岸列肆，帆樯如发，直接沱江，甚为壮观，为富顺水陆通衢，濒溪市镇之冠。”
毫无疑问，在釜溪河的所有码头中，邓关是最大也最繁忙的一个。从釜溪河上的邓关水闸到李家沱汇合处这5公里的水面，长年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只。川盐济楚期间，这些船只90%以上所运货物为盐包，其余则为土特产。按照传统习惯，从自贡行驶到邓关的橹船，一般到这里就要返回，它所运来的盐包，要转运到那些长途行驶的大型货船上。上个世纪30年代，邓关的年吞吐量即达10万吨以上。如此大量盐包的转运所需要的人力和物力，必然赐予了邓关一个繁荣的机遇。即便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自贡井盐的外运已经渐渐减少，但五六十年代，为了充分利用邓关天然的水运，国家依然在周边布局了盐厂、树脂厂和炭黑厂等多个数千员工的大中型企业，邓关的年吞吐量一度达到30万吨以上。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自贡境内多条公路和铁路的开通，邓关的水运也开始走下坡路。等到以盐为原材料的盐化工企业彻底式微，邓关境内原本红火的工厂也大多倒闭破产，这座繁荣了100年以上的古镇就此进入了垂垂暮年。今天，那些当年曾接纳过无数盐商、驾长、水手的临河的阁楼，已经在和时光的拔河中一败涂地，全都走向了不可抑制的破落。
曾经宽阔的河道上漂满垃圾，再也看不到歪脑壳船和满身肌肉的水手与搬运工了，只有几只冒着黑烟的采砂船在肆无忌惮地忙碌着，给阴冷的邓关带来了一些更加杂乱无章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