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自贡和富顺，到处都可以见到高大的天车。所谓天车，被人们称为东方埃菲尔铁塔，是由成百上千根质轻耐腐的杉木捆扎而成，主要用于提取卤水，也用于淘井和修井。每一口盐井都有一架天车，昔日的自贡盐场，天车林立，蔚为壮观。彼时，中国最高的建筑是上海国际饭店，但当孙明经来到自贡，他看到的盐场天车，竟然比国际饭店还高。孙明经为天车所吸引，拍摄了一幅题为《布满井架天车的小城》的照片，这幅照片如今已入选“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现代化的采卤和制盐取代了沿袭1000多年的古老技术，这些天车从此渐渐残败倒塌。但即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自贡土地上竟然还存留着数以千计的天车，它们以直指蓝天的伟岸在默默地为一个逝去的黄金时代作证。天车之下，意味着有一口曾喷涌过卤水或天然气的井。这些井的直径只有碗口大，却深入地下几十米、几百米，甚至上千米。这种井有一个通称，叫卓筒井。那是北宋庆历年间，四川盐工在总结李冰的大口盐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而问世的。随着世界上最先使用钻头、竹制套管和安装有单向阀门装置的汲卤筒的卓筒井的出现，盐井越来越深，卤水越来越丰富，井盐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因此，卓筒井钻井技术也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第五大发明。
随着凿井技术的日益进步，自贡地区的盐井越钻越深。道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835年，自贡的燊海井凿穿了厚厚的岩层，井底咸度极高的黑色卤水刹那间喷涌而出，令在场的人激动万分。然而，这些朴实的东方工匠不知道，他们用3年时间打造的这口井的深度，如果按西方的长度单位换算的话，已深达1001.42米，一跃成为人类第一口超过千米的深井。
富顺原本是个边远落后的多民族杂居之地，因为有了盐，这里的一切都发生了质的飞跃。到北周年间，朝廷以当地最有名的富世盐井之名，设富世县；后来因避李世民之讳，改富义县；又因避赵光义之讳，改富顺县，并沿袭至今。一开始，富顺县治就设在梅泽发现盐泉之地——可以想象，经过自梅泽到北周的三四百年的发展，这里已经从野兽出没的荒郊野岭变成因盐而兴的人烟稠密之地。
富顺城关镇一带的井盐开采繁荣了1000多年，到明朝嘉靖年间，渐渐呈现式微之势。但就像文明的命脉总是薪火相继、代代相传一样，当富顺城关镇井盐走向没落之际，同样属于富顺管辖的西北方向的自流井一带，一个更大的井盐基地正在形成。这就是后来的自贡盐场。
井盐很古老，盐都自贡却很年轻。作为一级行政单位，自贡这个名字出现得很晚，一直要等到上个世纪30年代才出现。当时，今天的自贡市区分属富顺县和荣县，属于富顺县的自流井镇和属于荣县的贡井镇都是最重要的井盐基地——此两地的名字都和井盐有关：自流井得名于一口不用外力提拉，即可自动流出卤水的浅井；贡井得名于此地的大公井所产之盐洁白味美，多年以来就是贡品。自流井和贡井虽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县级政权，却不但只有咫尺之隔，更为重要的是，两地都是天车林立的盐场。因此，它们走向统一的行政建制只是时间问题。
设立自贡市动议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其原因一言以蔽之：因盐而兴。正是地下埋藏的难以计数的卤水和天然气，使得这里自清朝中叶以来，就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盐业基地，而进入20世纪后的发展则更为惊人：1938年，全国共计产盐2322.9万担，四川854.6万担，占全国的36.79%，自贡则产盐456.8万担，占全川的53.45%、全国的19.67%；当年全国盐税收入为13859.7万元，四川3273.5万元，占全国的23.62%，自贡则占全川的80%。总之，在这座充满咸味的城市里，七成以上的居民依靠盐业为生。古老的人工采卤制盐需要大量人力物力，除了直接服务于盐井的工人，那些间接为盐井服务的则有数倍之多。当时的记载说：“担水之夫约有万”、“行船之夫数倍于担水之夫，担盐之夫又倍之”、“盐匠、山匠、灶头，操此三艺者约万人”、“为金工、木工、石工、为杂工者数百家，贩布帛、豆粟、油麻者数千家，合得三四十万人”。
经济的繁荣和人口的激增，使设立自贡市的时机呼之欲出。1938年5月5日，四川省政府正式决定成立自贡市政筹备处；次年秋天，自贡市政府宣告成立；1942年8月13日，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从明朝中叶一个群山环抱的盐业基地，到四川诸多城市中排名仅次于成都和重庆的第三城，自贡用了差不多400年的时间来完成这化蛹为蝶的飞跃，而促成飞跃的，当然是大地深处那日夜奔涌的盐卤。
川盐济楚的辉煌
央视播出的《咸说天下》认为，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每一个地方虽然都出现了社会分工，但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一般都可以在当地生产，唯有盐这种特殊的商品只能由其原产地贩运而来。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人类最初的贸易商品可能就是盐，最初的商人可能就是盐商。
对此，自贡的盐商们想必会举双手赞成。在近现代自贡历史上，自贡盐商是一些重要的标杆，他们辉煌业绩的巅峰就是两次“川盐济楚”。
孙明经在自贡时，这位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对这个同样年轻的城市还缺乏应有的了解，他搞不懂为何自贡的盐商们一谈起川盐济楚就眉飞色舞，像吃了兴奋剂。后来，他渐渐明白，所谓川盐济楚，那是历史给予自贡的两次伟大机遇。
如前所述，依靠一整套领先世界的盐卤和天然气的开采、生产技术，自贡在长达千年的岁月中，一直是中国西部最大的食盐生产基地，它的盐业经济早在明朝初期就已经遥遥领先于中国西部。
但是，一个存在的现状是，尽管这里盐业资源丰富，但仍然无法与江淮海盐的巨大市场份额相比，这是因为从古至今，中国盐政就实行定点运销制度；也就是说，某地出产的食盐只能就近销售到政府指定地区，不得越界倾销。因此，自贡出产的食盐即便质优价廉，即便生产能力巨大，也无法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也因为如此，多年以来，自贡盐业虽然给当地带来了不菲的财政收入，但它的影响依然有限，一直停留在小敲小打状态。
到19世纪中叶，自贡井盐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个黄金时代。1851年，洪秀全以拜上帝教为名，在广西发动起义。两年后，太平军攻陷武昌，随后顺水东下，定都南京，长江中游地区的江西、安徽和江苏被太平军占领。太平天国的横空出世，造成江淮出产的海盐无法像历朝历代那样通过水运上溯到湖南、湖北两省，而两湖地区根本不产盐，短短时间里，这一地区盐价飞涨，两湖人民面临淡食之苦。对此窘境，清政府下令，把自贡的井盐调往湖南湖北销售，这就是自贡人经常在孙明经面前提起的“川盐济楚”。
自贡井盐一下子获得了比以往至少大两倍的产品倾销地，而丰富的资源和成熟的技术，都使越来越多的投机者把目光瞄准了井盐开采。当时的史料记载：“乃大开井灶，并办深井，及于火脉，火乃大升，盐产日增月旺”，“商店和井灶错处，连乡带市，延袤四十里有奇”。当时，井盐开采的主要动力除了人力就是畜力了，据载，鼎盛时期自贡盐场常年拥有的生产用牛高达10万头，若以单位面积计，自贡是中国大地上生产用牛密度最大的地方。从咸丰年间朝廷下令川盐济楚延至此后的同治年间，自贡形成生产能力的盐井和天然气井多达707口，用于煎盐的煎锅5590口，年产食盐20万吨，占全川盐产量一半以上；年征税银170万两，占全省盐税40%以上。极盛时，自贡井盐除满足本地需求外，大多数远销省内各地及云南、贵州、湖南和湖北诸省200余州县，全国平均10个人中就有一个人食用自贡井盐，自贡在赢得“盐都”美称的同时，也一举成为19世纪中国最大的手工业工场和中国最大的井盐生产基地，被人称为“富庶甲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
1888年，美国人弗吉尔·哈特在自贡作了一次调查，其调查后的推算表明，当时自贡井盐的年产值高达4940万美元——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是100多年前的美元，换成今天的时价，其价值在10个亿以上，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整个自贡的工农业总产值也超不过这个数字。
太平天国被剿灭后，自贡井盐失却了两湖市场，盐业生产相对萎缩，但随着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全面入侵，沿海一带相继失陷，海盐运输受阻，作为海盐传统销售区的两湖地区以及西北部分省区如同太平天国时期一样，再次陷入淡食之苦，大后方陷入一片恐慌。于是乎，自贡井盐在国难中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这就是第二次“川盐济楚”。前面说到的孙明经的自贡之行，他要拍摄的纪录片和照片，就是为了向国人宣传自贡井盐，以便安抚民心，鼓舞士气，告诉那些陷于淡食恐慌中的同胞：有自贡这个千年盐都的存在，日本人以为只要断了海盐来路，中国人就会不战而屈的虚妄始终是一场美梦。
第二次川盐济楚给自贡盐业带来的发展甚至超过了第一次川盐济楚。原因在于，这一次需要食用川盐的民众比第一次更多，行销的区域更广；另外，此时的生产技术也较19世纪中叶有了较大改进。据统计，抗战前自贡井盐产量占全省的45%，仅仅在国民政府下令川盐济楚一年多后的1939年，这一比例就上升到54%。到抗战结束时，更是跃升到60%。在免除销售区人民淡食之苦的同时，自贡井盐生产和销售还给国民政府带来了巨额税收。抗战初期，自贡盐税收入每年均在3000万元以上，后期则增加到5000万元以上，仅盐税一项就占到了全省的80%。为此，当时的《大公报》报道说：“抗战期间，沿海沦陷，大后方军民几乎完全仰仗四川的井盐，自贡盐场当时大举增产，供应民食，居功至伟，但也因为有这种千载一时的机会，盐场的繁荣也赖以飞跃进展。”
盐业的繁荣兴旺，造就了许多钟鸣鼎食的盐商家族，他们生活优裕，文质彬彬，但在国难当头之时，一个个都慷慨募捐，比如前文提到的余述怀，就是大盐商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募捐的金额，创下了抗战期间国民个人募捐的最高纪录，为此，冯玉祥题字称他为“今之弦高、献金模范”，蒋介石接见并赠以金质奖章。余述怀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青年时从经营酱园铺入手，后来开过盐垣，进而一步步成为自贡市首屈一指的大盐商。他的发迹和壮大，如同一个传奇，至今还在自贡广为流传。最为难能可贵的是，这个文化不高的大盐商，一生却热心教育，既曾捐款2000多万创办中学，也曾捐款400多万修建川大实验楼。
查阅当年留下的资料，我还发现，盐业给自贡带来的财富，不仅造就了若干富甲王侯的大盐商，即便是普通盐工，也享受到了种种福利，比如当时开办的面向盐工子弟的学校，就是由盐商和盐务局出资，学生不需要交纳任何费用。
深入一条河的往事
现在，我们必须说到那条从自贡市中心蜿蜒流过的河，因为，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川盐济楚，自贡井盐能闪烁如此动人的经济之光和政治之光，都是与这条如今看上去狭窄而浅的河流密不可分的。
即便不是川盐济楚的非常时期，自贡所产井盐也有90%以上供应外地，它的传统销售区为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而进入川盐济楚的非常时期，销售区则扩展到两湖地区和西北部分省区。自贡的盐要运抵这些遥远的地方，其运输方式不外乎两种，其一是依靠人力和畜力的肩挑背驮，其二是依靠水运。显然，不论是从运输能量还是从运输成本考虑，水运都是最科学最经济的。自贡井盐外运的生命线，就是釜溪河。
釜溪河又称荣溪河，后来因为成为自贡井盐外运通道，人们又把它称为盐井河。这条河由旭水河和威远河在自贡市区凤凰坝交汇而成，属于沱江右岸的一级支流，在富顺县李家沱注入沱江，全长只有70多公里。但就是这不起眼的70多公里，从清朝康熙三十六年（1697）开始，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内昆铁路内江至宜宾段通车以前的200多年间，充当了自贡井盐外运的最主要通道。统计数据表明，清初，通过釜溪河水运的数量占自贡井盐总量的70%，清末以后为80%，抗战时期则上升到90%以上。
自贡地区主要为丘陵和低山，按理说釜溪河应该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但事实恰好相反，从自流井——自贡市区所在地——到只差几公里就要注入沱江的邓关镇，其间6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狭窄，而且不时经过水流湍急的险滩。《四川盐政史》的描述是：釜溪河“本属山溪，河床纵坡极陡。水涨之时，一曳无余，水落则节节险滩，难以行船。”
从老照片上可以看出这条河当年的拥挤：千帆齐拥，密如蚁群。很难想象，如此众多的盐船拥挤在一条水浅滩多的小河，一旦发生碰撞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