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低收入者买不起房的时代
小王郁闷地走进办公室，挤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更是让他一肚子火气。上班前，老婆又因为一点小事和他起了争执，虽然他强忍着没有让争执扩大，但当老婆再次提到买房的时候，他的怨气终于爆发了。
小王来自四川农村，凭借勤奋好学和上进心，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公务员。然而，生活似乎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由于没有积蓄，买不起房，结婚后只能在偏远的郊区租了房子。小王还好说，上班的路上只要花一个多小时，但他的老婆却要两个多小时，经常因此迟到，被上司批评是家常便饭。为此，他的老婆经常抱怨，争执太过激烈的时候，偶尔还会爆出一句：“你看人家小张混的，再看看你自己……”
小张毕业后，很快开了家自己的公司，现在已经成了有房、有车一族。
小王最受不了这样的抱怨，当即将手中的一袋牛奶狠狠地摔在了地板上。
然而，办公室也不是安乐窝。小王进门的时候，另外两位同事正在讨论房价问题。
小黄：“幸亏去年咬咬牙买下了房子，要不然今年得多掏30几万。”
老李：“可不是，我那房子180万元买的，现在涨到250万元了。房子养老比儿子养老、银行存款养老靠谱啊！”
看着小黄和老李脸上洋溢着的幸福，小王愈发沉下了脸，甚至连他俩打的招呼都懒得搭理。
对小王来说，买房的梦想的确越来越遥远了。小王刚工作三年，虽然公务员的工资还不错，但他每个月拿到手的钱也就是4000多元，再加上各式各样的奖金，差不多5000元。而他老婆的工资更少，作为一个本科毕业生，不仅工资不高，而且没有解决北京户口。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她的工资是1500多元一个月，现在也只不过刚到2000元而已。两人在郊区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第一年的时候，月租是800元，现在已经上涨到1500元。当然，他们还不能嫌贵，因为他们住的是一处老式的小区，那些新建的环境比较好的小区，大一居的房子甚至已经超过了3000元。
刚毕业的时候，小王还颇有责任心地每个月往家里汇几百元养老金，现在成天为房款犯愁，不得已只好放弃了这种孝心。即便如此，每个月扣掉各种花销，剩下的钱也很难超过3000元。这就意味着，他们如果想买房子的话，只能买月供低于3000元的房子。如此低的月供限制，就意味着他们只能买3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考虑到这个面积还可能是套内使用面积甚至是建筑面积，这样小的房子在北京市恐怕很难找到了。很显然，对小王这样的家庭来说，必须积累二三十年的收入后再买房。当然，如果他们打算要孩子的话，时间还得往后推移。
更让人忧心的是，这样的计算方法还没考虑房价上涨的因素，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其中，小王这辈子就只能租房而不能买房了。而那些咬牙借款进行首付、贷款买房的家庭，则始终生活在还贷的压力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房奴”一词。
从各方面条件来看，房价的上涨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物价整体水平的上升，还是影响房价的地价的抬高，理应有相应升高的房价来抵消这部分成本。然而，房价上涨的速度却是普通大众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深入到分配货币化层面后，福利分房被全部取消，除了配套的保障性住房，商品房成了人们唯一的选择。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回忆当年的房价：1996年她旅德归国，看到1000元/平方米的房价不由得大惊。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出国前她的月工资不过是区区的100元。然而，时间到了1999年，北京黄金地段楼盘均价已经超过了6000元，短短3年间，居然翻了将近5番。2000年至2005年的6年是住房制度改革后房价最为平稳的时期，6年内价格浮动不过千元左右。此后除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房价曾有过短暂下跌外，其他时间一直处于直线上升态势。到了2010年，北京新楼盘均价已经高达22310元/平方米，即便如此，这一价格还低于杭州的25840元/平方米。
如果说这种变化还不够直观的话，另外几个案例应该能让人感同身受了。
在清华大学MBA的一次沙龙上，一位学员曾谈到武汉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2007年的时候，楼盘以3000元/平方米销售，没想到一开盘就卖光了。开发商大为懊恼，连呼卖亏了，下定决心下次开盘要提到6000元/平方米。仅仅3个月后再次开盘，果然以6000元/平方米起售，没想到又一下子卖光了。开发商再次高呼卖亏了，随即表示下次开盘要提高到9000元/平方米。答案是显然的，同样是开盘就卖光了。这下开发商学乖了，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决定暂时囤积房源，等房价涨够了再卖。
开发商的后悔是少赚了，消费者的后悔可不是这么简单。那些原本有购房能力的人，受媒体影响以为3000元/平方米的价位难以持久，坐等房价下跌，没想到仅仅三个月后就翻了一倍，随即成了买不起房的一族。
杨阳就属于倒霉的一位，当时为了结婚，他从父母和亲戚手中借够了首付，准备买一套普通的婚房。然而，女朋友却告诉他，房价很快就会下跌，她愿意再等一段时间。本来就是女朋友催着要结婚的，既然她都愿意等了，杨阳当然很痛快地答应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杨阳哭笑不得，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短短的四个月内上涨了50%，原本凑够的首付不够了。
婚期一拖再拖，原本就即将成为大龄青年的女朋友不愿意了，她逼着杨阳赶紧买房。杨阳忍不住反击道：“要不是你当初让再等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有房子了……”言下之意就是，责任在你而不在我。女朋友虽然不是无理取闹之人，也明白是自己的责任，但她还是觉得自己等不起了，家人也一再催她早点结婚。结局是凄凉的，杨阳的女朋友嫁给了他人。
两年过去了，杨阳已经想开了，也不再抱怨什么，但当有人问他该不该买房的时候，他每次都会说：赶紧买，不买就来不及了。他当初就是因为想等一等，错过了一桩姻缘，他不希望别人步他的后尘。即便房价已经高得让人难以接受了，他依然表示只要有足够的钱，一定会第一时间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关于房子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无论是喜是忧，丝毫影响不了楼市的走势。在国家一轮又一轮的调控下，房价依然如雨后的竹笋节节拔高，直到2011年下半年才开始小幅回落，能持续多长时间也是未知数。
在楼市高涨的聚光灯下，“房地产泡沫论”的说法不绝于耳，甚至连部分房地产开发商都直言房价不久后会回跌。2008年年初的时候，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房价调整甚至下跌是因为房价增长已经高出消费者收入太多，理性回归是必然趋势。他甚至建议青年人结婚的话可以先租房：“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地产开发商，肯定建议你买房，而且是买万科的房子，我们从大学生公寓到最后退休的房子都有。但是比照国外的城市统计来讲，20多岁就买房的非常少，尤其是大城市，对即将要结婚成家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先租房为好。”
而潘石屹也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截至目前，北京、上海的住宅投资回报率仅仅为2%，商业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在4%~5%，住宅的回报率太低了。就从资金回报率来说，房价还没有降到位。而且，住宅价格应该降，今年不降，两三年以后还得降。因为保障房的影响是巨大的。未来5年政府要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如果按一个房子里住4个人算，那就是1.5亿人，总共的城市人口才6亿人，保障房的潜在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一年又一年，人们等着房价降低后结婚，等着房价降低后生孩子，等着房价降低后将父母接过来养老，更浪漫一点的，希望能够获得带着老婆去全国各地旅游甚至环球旅行的机会，以便弥补当初简陋婚礼的遗憾。
然而，这一等就是好几年。
2.房价背后，究竟还有几双黑手？
2007年，成都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被夷为平地，成为房地产大亨们眼中的猎物。不仅内地的房地产商盯上了这块肥肉，就连香港的房地产商也蠢蠢欲动。
拍卖那天，现场人头攒动，就像是举办明星演唱会似的，非常热闹。
起拍价并不高，只有2000万元/亩。
内地的房地产商首先登场，走马观花般将价格抬升到4000万元/亩。但国内房地产商的实力仅止于此，之后就是港商的表演了。六家港商轮番上阵，价格一路飙升到8000万元/亩。就连志在必得的李嘉诚的和记黄埔都未能笑到最后。最终这块地被香港九龙仓地产获得。
千万别被8000万元/亩的表象所迷惑，误以为连李嘉诚都承担不了这样的地价。事实上，这个项目除了前期高达72.4亿元的地价外，还要后续投资40多亿元。在此基础上，还有8个月内动工、三年半内竣工的硬性时间要求。资金条件和工程条件的叠加，让实力明显不强的内地房地产商知难而退。
8000万元/亩也就是近12万元/平方米，这块地毫无疑问成了成都当时的“地王”，而在这块地上建立起来的建筑，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成都的“楼王”。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时，很多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去拍卖会的，但稍有见识的人已经开始为成都的房价担忧。数据显示，2006年的时候成都5个城区商品房的成交均价不过4472元/平方米，新“地王”的出现将会如何刺激市场呢？
有分析认为，正是这次拍卖会改变了成都人的生活状态。原本，成都是一个悠闲而舒适的城市，甚至被评为联合国“最适宜人居的城市”之一。然而，这次拍卖给了成都人危机感，让他们开始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房子忧心忡忡。
引起房价上涨的原因太多了，有经济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为操纵的原因。从上面提到的例子能够看出，造成房价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某些地方政府拍卖哄抬地价，二是外资入侵的刺激。
当人们大肆谴责房地产商暴利的时候，房地产商的回应是地价太高，把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这是事实，与实行招拍挂制度之前的地价相比，现在的地价无疑是天价。然而，地方政府也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于是又将责任转嫁给中央政府，很多人就将地价的上升归因于当年的分税制。分税制加强了中央集权，迅速将中央财政的盘子做大。由于分税制的实施，中央财政在做大的同时，削弱了地方财政的根基。为了稳定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将目光聚焦到土地上。事实表明，土地显然比税收更容易来钱，而且也不容易造成民意的反弹。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拍卖的方式，再运用自己的“喉舌”鼓吹，地价也就顺应“官意”节节攀升了。
无论是中央财政的问题，还是地方财政的问题，地价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外资争抢中国“地王”的事并不多，大多数时候这些地被国企拿走了。郎咸平在谈论房价时，曾提到10个“地王”中有9个被国企瓜分了。其中，排名第一的杭州“地王”，每平米的价格是46268元。拍卖的时候，同样先是小企业哄抬价格，等到总价上到35亿之后，就只剩下国企在举牌了。最终，中华集团下属的方兴投资地产公司以40亿元的价格成功拍下了这块地。郎咸平看过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手中握有245亿元的银行信贷，40亿元对它来说并没有太大压力。最可怕的根源就在这里，这些国有企业几乎没有生存压力，只要不出现太大的经营问题，资金缺口随时可以通过政府或银行弥补。对它们来说，完全可以做到“只求最贵不求最好”。
如果说地方政府哄抬地价只不过会影响国内的收入分配，那么外资入侵，则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反感。尤其是当人民币在国际压力下不断升值的时候，更是引诱了规模庞大的外资，热钱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2005年的时候，1美元还能兑换8.27元人民币，然而随后开始的汇率改革，人民币币值开始走上上升的轨道。到了今天，1美元已经只能兑换到6.39元人民币了。
境外资金正是看准了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升值的趋势，才会疯狂地涌入中国。在当前的中国，真正有机会投资的就是股市和房地产。很显然，股市的风险是巨大的，投资机构或许能凭借自身的经验和强大的资本实力稳赚不赔，但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房地产无疑是更有保障的投资选择。于是乎，我们看到大量的境外机构挟数十亿、上百亿的资金涌入上海、北京等地，迅速搅动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强有力地刺激着原本就已疯狂的房价。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赌的就是人民币升值，如果不升值，外资就可能被套牢，逐渐被中国庞大的经济体系消融和吸收。但这是所有投资者和外国政府所不愿见的，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国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要求人民币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