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前后，一些民营企业中出现了雇工现象，由此引发了关于雇工经营的辩论。《人民日报》甚至为此开辟了专栏，辩论时间长达三个月。在此期间，经济学家林子力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论断说道：“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马克思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来推算的，认为雇工在8人以下、自己也参加工作的雇主，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雇工一旦超过8人，雇主就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成了资本家。
现在看来，马克思的算法即便非常精确，也难免片面，毕竟同一时期各地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保持同样的水平。当然，林子力将这一结论直接运用到100多年后的中国，更是大错特错。当时，人们将这一论点称为“七上八下”，也就是说7个雇工没问题，8个雇工就会改变了企业的性质。
我们不能指责前人的理论推导，毕竟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从中我们能够看出，民营经济的发展，时刻充满着未知的风险。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每次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都会出现一批“倒霉”的人，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温州“八大王”就是最早一批倒在改革开放门口的先行者，而年广久虽然得到邓小平的庇护，也难免吃尽苦头。比较聪敏的先行者想方设法摆脱体制的冲突，很快就有人想到通过挂靠政府部门或公有制单位，为自己戴上一顶“红帽子”。然而，帽子也有被摘掉的时候，当暗流真正汹涌的时候，“红帽子”也会失去作用。当年，影响深远的“鹿运红帽子”事件就是这一现象的缩影。
鹿城运输总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张朝荣出资361万元，占公司总股金的62%，是最大的股东。受制于当时的政策，张朝荣选择挂靠在鹿城区公交委名下。事实上，国家并没有出钱。公司由张朝荣筹资并发起创立，并一直由张朝荣经营。但出人意料的是，鹿城区无缘无故地免去了张朝荣的总经理职务，并让一位非股东成员取代了他的职位。
在临时召集的股东大会上，张朝荣据理力争：“为维护合法权益，我表示坚决反对，宣告提前退席。”但这并不能逆转局面，张朝荣很快就被排挤出局。此后，张朝荣到处上诉，在维权的道路上折腾了4年之久。当年，张朝荣为了维权，还给《中华工商时报》写了一封信，揭露了事件的真相。随后，该报围绕该事件连续做了8篇系列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鹿运红帽子”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红帽子”企业都产生了危机感，随即掀起了一场“摘帽”运动，有将近7000家“红帽子”企业要求变更注册登记，摘除“红帽子”。其中，名气较大的万向集团、横店集团和方太集团，也在鲁冠球、徐文荣、茅理翔等人的努力下，加入了“摘帽”行列。
邓小平南方谈话，终于从官方的层面承认了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自此，民营经济才迎来了第一个春天。随后，万向、吉利、希望等一大批民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很快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力军。
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随着“抓大放小”政策的实施，国有企业撤出的行业和领域迅速为民营企业所占据，民营经济进入了上升的快车道。当时，国有企业执行的是“有进有退”的政策，而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国退民进”，也就是国有企业退出的地方，民营企业就进去了。这是“国退民进”的本义，但在后来的媒体炒作和学界争论中，这一本意发生了变迁。
2001年7月1日在民营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在这一天，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允许民营企业主入党。在次年举行的党的十六大上，5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出现在大会现场，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自此，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质的提升，同时也为民营企业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2005年，国务院常委会讨论通过“非公经济36条”，进一步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并从多方面加大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进一步削减了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成为民营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此后，民营经济发展迅猛，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日益突出。截止2009年年底，我国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数高达740万家，占据了全国企业总数的71%，解决就业人员8607万。个体户数量为3197万户，解决就业人员6585.4万人。
同时，民营经济也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2009年民营企业纳税8586.1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3.6%。同时，民营经济也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生力军，截至2009年3月，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达到39.2万家，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5000亿美元。
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进入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近几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包括美日欧在内的经济体经济发展全都陷入停滞，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然而，我国经济却依然增长迅猛，这与我国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民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在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和繁荣城乡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表明，一个地区经济繁荣与否，与这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关，而市场化程度高低又取决于该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通常，民营经济发展越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大的地区，经济就越繁荣，就业压力也越小。有统计分析表明，各地GDP总量和民营经济的规模成正比。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
对于我国来说，民营经济的规模已经足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跨国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垄断我国的民族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反复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然而，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民营企业，不仅没有获得来自政府、银行等各方面的支持，反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瓶颈，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从数量、质量、经济规模上来看，我国的民营企业都处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实力迅速提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稳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然而，民营企业始终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因为无法打破体制的框架制约。
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奠定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非公经济36条》确定了民营经济的经济地位，但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传统的所有制歧视并没有完全消除，市场准入障碍也依然存在。多年来，许多行政执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对民营企业家抱有偏见，甚至把他们看成资本家。政府政策导向已经打破这种歧视，但人们长期形成的意识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民营企业还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承担这种外在压力。而在市场准入方面，民营企业更是属于弱势群体，不仅无法像国有企业那样在各个行业畅通无阻，甚至能够进入行业的还不如外资企业多。有人将外资企业享受的待遇称为“超国民待遇”，而民营企业享受的则是“次国民待遇”。
对此，民营企业自身力单势薄，只能通过多方呼吁争取支持，希望政府早日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从融资渠道来看，融资难的问题已经成了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国有企业动辄从政府和银行获得巨额资金帮助相比，民营企业很少能获得来自政府和银行的资金援助。银行面向民营企业的贷款额度很小，而且有着比国有企业更为严格的贷款要求。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普遍较少，在达不到银行要求的情况下，只能以房产、车辆作为抵押。并且这些抵押物进行资产评估和保险，而不能享受国有企业以账面资产替代的低成本。除了部分像温州那样民间融资比较成熟的地区，民营企业可以获得必要的发展资金，大部分民营企业只能无助地看着机会擦肩而过。
在2011中国企业500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表示：“我们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中小企业，现在中小企业普遍感觉到融资难，普遍感觉到生存压力比较大，特别是我们外向型的民营企业，这些加工型的民营企业，这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他们的日子比较难过。一方面我们庆祝500强企业大举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中国的微小企业的处境还是相对比较难，国家给了很多鼓励、支持和推动，银行也给了支持，但是普遍还是感觉到融资难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刘永好反映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调查研究显示，中国民营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个体规模太小，这成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其实，并不是民营企业不愿发展，但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民营企业无法获得必要的发展资金，只能靠自身的日积月累。就目前来看，温州那样的民间资本应该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瓶颈的有效方式，但要想形成有效而巩固的民间融资环境，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温州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民间资本，经过30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规则。
人才缺乏同样让民营企业家焦头烂额。企业发展势头良好，要追求规模扩张势必要引进更多的优质人才。然而，由于很多民营企业位于中小城市，也不具备为引进人才解决户口的条件，因此对人才的吸引力有限。大学毕业生倾向于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实在没有机会的话，也会选择省会城市。在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毕业生能够忍受大城市的“黑户”身份，但在中小城市，如果连户口都不解决的话，几乎是找不到人的，更别说优秀的人才。
当然，户口只是影响民营企业延揽人才的外在因素，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端人才的引进。有不少员工反映，民营企业的老板普遍对外来人才缺乏信任，人才难以得到重用；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只有少数像华为那样的民营企业具有较高的工资收入，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待遇太低，很难留住人才；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诚信，在原本就缺乏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员工甚至连工资都没有保障。在今年年初的民工荒期间，就有很多民营企业的员工反映，不少企业无法兑现招聘时的待遇和其他承诺。比如说工资，有的企业会通过各种借口进行克扣，让员工始终无法全身心地融入企业。
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人才成了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
2011年两会期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商会董事会主席、经纬集团董事会主席陈经纬在做客人民网时就认为，高端人才的缺乏，制约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陈经纬说：“现在的普通员工和劳工很多，一些大学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广大民企特别是民营企业，要找到高端的管理人才非常非常难。所以，高端人才的缺乏，制约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瓶颈。所以，我再一次呼吁，国家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还是要再花一些功夫，企业需要人，企业需要做一些贡献，为国家培育高端人才做配合和协作，出钱出力，为了我们未来的发展。高端人才是最紧缺的！”
这样的人才瓶颈是民营企业自身难以解决的。正因为人才的缺乏，才导致了民营企业转型的困难。企业转型需要人才替代会产生规模性人才需求，同时由于转型，对人才的水平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但以民营企业的现状，维持原有的发展已经人才匮乏，要想转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陈经纬就认为，民营企业面对的人才瓶颈，国家应该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予以解决。具体说来，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协助社会培养高端人才，而在税收等方面应给予企业优惠。
另外，由于资本实力不足和技术落后，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从事的都是制造业，尤其是那些外向型民营企业，几乎都是以轻工业品为主。民营企业刚创立的时候，通常规模都比较小，档次比较低，大部分都是靠低技术含量产品起家，因此在技术方面没有过高要求。然而，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太低，无法形成行业门槛，因此任何手握资金的人都可以经过仿造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考虑进入新的领域，开发新的项目和产品。
仿造不仅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也危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就像当前在中国低端市场流行的“山寨机”，无疑就是仿造走向极端的体现。此前，美国人甚至在昆明市发现仿真度非常高的“山寨”版苹果零售店；近期，又有国际媒体报道说昆明出现了经营模式抄袭瑞典品牌宜家家居的家具店。模仿和学习是后来者必经的阶段，但决不能将模仿当做看家本领，那样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中国制造”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但现在却成了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桎梏。
有鉴于此，民营企业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后，必须加大技术研发和资金投入，争取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便在新一轮品牌竞争中走向胜利。
事实上，民营企业不仅仅面临着融资难、人才短缺和技术滞后的瓶颈，同时还要面对制度缺失、创新不足等问题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