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无疑是相对完整的；然而，作为一个纯粹的认知对象而言，历史又是不完整的。岁月的沧桑淹没了许多关键的细节，历史的玄机又隐藏在这些消失的细节中。扑朔迷离的悬案为历史的真相披上了一层光怪陆离的外衣，人们的眼光被吸引，人类特有的好奇心必将对这些尘封的悬案作出更加深层次的解析。
顺治皇帝结局不明
历代皇帝有哪个不爱江山？为了争夺江山，兄弟反目成仇，甚至互相残杀的实例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少见。然而，顺治皇帝却是一位深情款款的帝王，他为了美人可以放弃至高无上的皇权。那么，顺治皇帝真的是所谓的“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典范吗？这位十分注重感情的皇帝后来的下落如何呢？人们大惑不解。清世祖顺治皇帝，即爱新觉罗·福临（1638年～1661年）。是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的第九子。崇德八年（1643年）承袭父位，当时年仅六岁，由叔父睿亲王多尔衮及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十四岁（1651年）亲政。他是在顺治元年入关的清朝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在位十八年（1643年～1661年），在位期间他削平群雄、打击朋党、沿用汉制、历行节俭，使当时百废待兴的国家得以休养生息，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但是，正当他风华正茂年轻有为之时，在他的宠妃董鄂氏死后不到半年，他也从历史中消失了。对于顺治皇帝的结局，人们众说纷纭。经过各方面的综合推断，顺治皇帝主要有两大可能：第一种说法是：顺治病死在了宫中。具体原因是因为爱妃董鄂氏及其爱子（即董鄂妃的儿子）相继病亡，顺治帝受到了巨大的精神打击，身体每况愈下，后又染上了天花，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子刻在紫禁城内的养心殿驾崩，年仅二十四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支持第一种说法。据历史文献记载，福临确实想要出家，但受到皇宫内保守势力的极度反对，最终未能出家；而不久则死于天花。《王文靖集·自撰年谱》中也有记载，王熙奉诏入养心殿，谕：“朕患痘，势将不起。”《青琱集》中记载，朝廷“民间毋炒豆、毋燃灯，毋泼水，始知上疾为痘”。清史专家孟森亦发表《世祖出家事考实》一文，指出顺治帝是死于天花。第二种说法是：顺治皇帝出家做了和尚。我国的《清朝野史大观》和《清史演义》中曾有记载：董鄂妃死后，顺治帝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万念俱灰，看破红尘，最终抛弃帝位，遁入山西五台山，削发为僧。这位顺治皇帝真的可以为了一位已故的美人连江山都可以抛弃吗？偌大的江山在这位顺治皇帝的眼里竟然比不上一位妃子重要？有人认为顺治帝出家的确是因为董鄂妃之死导致的。据说，董鄂氏聪颖俏丽，知书识礼，十五岁时应选秀女，不久被顺治之弟襄亲王纳为福晋。后来，她以亲王命妇人侍后妃，屡入宫禁，与顺治帝频频接触。当时，顺治的皇后和妃子都是皇太后的侄女，他与她俩根本没有感情，形同陌路。董鄂妃的贤良温驯、柔媚可人，使顺治一见钟情，董鄂妃对他也萌生爱意，于是，顺治帝凭皇权在握，逼死胞弟襄亲王，占夺弟媳，并将其接入宫中，不久即被封为皇贵妃，备受宠幸。从此，顺治帝原来的嫔妃皆受冷落，这样就引起了她们的不满和皇太后的董鄂妃画像怨愤。顺治十四年，董鄂妃生皇四子，次日顺治帝即宣称此乃“朕第一子”，明白显示此子为皇储，董鄂妃将成为未来的皇太后。孝庄皇太后感到此举将对她亲手操纵的满蒙联姻的政治格局构成威胁，对她一手包办的皇位传承是个讽刺，于公于私都无法容忍。于是，便想方设法除掉董鄂妃。当年冬天，正当董鄂妃产后不久，皇太后忽然要去南苑养病。下谕旨让嫔妃及文武百官近前视疾问安。董鄂氏岂敢违旨？只得冒着风雪赶到京郊南宛，“朝夕奉侍废寝食”。董鄂妃经不起如此折磨，面容憔悴，身体衰弱，内心凄苦。更不料，她的爱子只活了四个月就早夭了。这个打击犹如雪上加霜，更使她一蹶不振，从此忧伤郁闷，不到三年便撒手人寰，抱恨西去。后来顺治帝追封董鄂氏为皇后。后人论及董鄂妃时，多强调她倾国倾城之貌。从《行状》看来，顺治帝更看重的是她善良、高洁的品行。皇家后宫美女如云，而性情相投、知情识趣的知己则可遇不可求。顺治帝与董鄂妃幸运地遇到了对方，然而天妒红颜，董鄂妃青春妙龄不幸逝去，徒留多情的顺治帝苦苦追忆，惋惜哀悼不已。于是半年之后这位为爱痴狂的顺治皇帝就下了决心，舍弃大好江山去了山西五台山作了和尚。像顺治这样痴情的皇帝在历史上还是十分罕见的。但是，也有人认为顺治帝出家的真正原因是为了借对董鄂妃之死的哀痛，来逃避当时宫廷中的尔虞我诈的斗争。据有关史料记载，顺治皇帝自六岁登基之后，国家的一切大全实则掌握在雄才大略、野心勃勃的多尔衮摄政王手里，后来又由自己的母后独断专行、临朝称制。当时顺治帝虽小，但是对于自己作为一名傀儡皇帝来说心理实为不满。从小在这种环境下长大成人的顺治帝逐渐变得喜怒无常、骄顽暴烈。精神和心理都受到了严重的扭曲。他的一部婚姻史又涂上了浓浓的血腥政治色彩：母后出于统治集团的需要，强加给他一个不如意的皇后和妃子，而带给他极大喜悦的与董鄂妃的爱情却是昙花一现，董鄂妃成了残酷的宫廷斗争的牺牲品，这一切带给他的是无尽的哀怨和愤懑！他身为一国之君，却受制于人，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万念俱灰，世间一切在他的眼里都一文不值。于是，他下定决心毅然走出了深宫庭院，走进了可以享受人间和谐安详的佛堂。至于后来盛传顺治帝在宫中病死的消息，实则是顺治精心设计的一个假象，以此来掩人耳目。因为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人们认为一个有着九五之尊的皇帝突然出家为僧是行不通的。据《王文靖集·自撰年谱》记载，顺治十八年元旦，朝臣应援旧例庆贺朝见，朝廷却突然下令朝臣免见。然而，顺治却在养心殿破例召见了王文靖，进行长谈。此后一连三天都单独与他密谈。此时顺治才二十四岁，身体康健，为何紧急磋商？初六日夜，他又被顺治召见，对他说：朕患痘，势将不起，尔可详听朕言，速撰诏书，即就榻前书写。他三拟诏书，顺治三次过目，钦点，直至第二日中午才算定稿，晚上顺治就去世了。此集作者是顺治最宠信的汉族大臣，他说三次面君内容关系重大，“不敢在书中披露”。据说，初五早晨，大臣们突然发现宫廷异样，撤掉庆贺春节的对联、门神，初七晚朝廷下大赦令，刑狱囚犯几近一空，同时传令民间不要炒豆，不要点灯，不要泼水——这正是当时民间祈福天花患者的风俗。即是说，顺治是出天花而死。可是，继位的人康熙也出过天花。那么，康熙为什么当时却安然无恙呢？这又作何解释呢？难道董鄂妃死了，老天也十分眷顾这位痴情的顺治皇帝吗？山西五台山后来，人们都认为，或许顺治帝出家是天命所为，出家为僧是上天安排他了却红尘的一条必由之路。有关资料记载：顺治帝曾对宫中禅师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还表示：“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他从宫中消失的前几日，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到悯忠寺削发做了和尚。还有一些相关的参考文献记载，顺治的儿子康熙，曾四次上五台山，目的就是探视他出家的父亲。前三次上山，必屏退侍人，独登高峰叩谒。第四次顺治已故，他则吟诗哀悼，诗意悲凄。顺治留下的随身物品也可以作证：康熙年间两宫西狩，途经晋北，在五台山上竟找到了内廷器物，作为供御之用。这些器物当是顺治随身所带的物品。以上这些记载以及物证都可以说明顺治皇帝当年确实离开皇宫，削发做过和尚。第三种说法是最近历史学家提出的炮击致死说，认为顺治在试图征服台湾时，被郑成功的大炮炮击致死。一代九五之尊顺治皇帝的归宿众说纷纭，对于他的结局人们提出的观点都看似有理，但是究竟哪种情况属实呢？我们也不得而知，因此，顺治帝下落如何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桩奇案。
龚橙引英军劫掠焚毁圆明园
每个人都有一死。有的人死后高功盖世、流芳百世；有的人则遭人唾弃、遗臭万年。龚橙的功与过也是后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话题。龚橙是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龚自珍的长子，在晚清学界被人称为“狂士”。他初名珍，后改名橙，字公襄，又字孝拱，以字行，绰号“半伦”。我国有“盖棺论定”的说法，即认为一个人死后，其一生的是非功过就可下定论了。而龚橙去世已一百多年，对他至今犹人言殊，还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龚橙引导英军火烧圆明园之事是真还是伪，至今是个谜。在这桩案子中，究竟孰是孰非，在正史中很难找到材料来说明，在所谓野史以及当时的笔记小说上却众说纷纭，正反两方的都有，而持贬损态度的也有不少。龚橙导引英军焚烧圆明园的说法是由王闿运（字壬秋，号湘绮）的圆明园长词引起的。其词自注之二有：“夷人入京至宫闱，……贵族穷者，倡率奸民，假夷之名，遂先纵火，夷人还，而大掠矣。”“贵族穷者”、“奸民”具体指的是谁却没有明说。后来刘成禺根据王闿运的残稿中“有汉奸销英翁及匏叟书”，写了《王湘绮笔下两汉奸》一文，载在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里。文中说：“龚孝拱，字橙，号匏庵，仁和龚自珍子，英人攻天津、广州，威妥玛尊为谋主，多用其策。”龚橙是汉奸，导引英军焚烧圆明园的说法由此而生。后来，此事又见于刘叔问的《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一书的跋文：“初有奸人龚孝拱者，游海上，以狙诈通于夷，闻圆明园多藏三代鼎彝。龚放嗜金石刻，至庚申京师之变，乃乘夷乱，导之入园，纵火肆掠。”再后来，便有了陈文波的《圆明园残毁考》认定“贵族穷者”就是龚橙。“英军北犯，龚为向导，曰清之精华在圆明园。”（见蔡申之《圆明园之回忆》）1916年，徐珂在其编纂的《清稗类钞》一书中说：“庚申之役，英人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龚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石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文苑杂录》卷下）今日圆明园龚橙导引英军焚烧圆明园的说法开始如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落满了中国的各个角落。野史、小说如《清朝野史大观》、曾朴的《孽海花》等也认为龚橙导引英军焚烧了圆明园。一时此说成了事实确凿、举国皆知的定论。为什么会产生龚橙导引英军焚烧圆明园的传说呢？我们先来看看龚橙其人的经历吧。龚橙是清代大学者龚自珍的长子，早年随父亲住在京城，但是参加几次科举都不中。中年之后，移居上海，不仅结识了买办杨坊、曾寄圃等人，并经曾寄圃的介绍，做了英国人威妥玛的幕僚，而且深得威妥玛的赏识（有的书中还有他是巴夏礼的汉文秘书一说）。但是他晚年颓放，单独居住并且动辄喜欢谩骂人，所以人们都害怕、讨厌他，把他看作一个怪物。由于其行为怪癖，人们都认为他无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只有一个爱妾，所以得了一个“半伦”的绰号。大概由于这个原因，尤其是他曾辅佐威妥玛，于是为众多爱国人士所不耻，视他为汉奸，并认为是他导引英军焚烧圆明园。孙静庵著《栖霞阁野乘》对此事的说法就颇有不同。书中虽然没有否定龚橙“引导英法兵焚圆明园”，但却道出了一个隐情：龚橙这么做，实出无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这种说法在《龚定庵轶事》中有所记载：“定庵子孝拱（原误作孝棋），为英人巴夏礼客，导英法兵焚圆明园，世多以为诟病。然此时民族主义尚未发达于吾国，且孝拱用意固别有在，不得以中行说之流概之。”“人传孝拱于英焚烧圆明园事，为之谋主，海内群指为汉奸。岂知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拱力止之，言圆明园珍物山积，中国精华之所萃，毁此亦可以偿所忿矣。是保全都城，孝拱与有功焉。”孙静庵不知何许人，名不见经传，但从他误把“孝拱”认为是“孝棋”看来，他与龚家肯定既不沾亲，也不带故，应无“有意开脱”之嫌。其行文则力求公正，既不否定龚橙与火烧圆明园的关系，又不把他与当时盛行的说法混为一谈。他说的“当时英人欲径攻京城，孝拱力止之”，“保全都城，孝拱与有功焉”，虽未提到龚的具体言语和行动，也应该是有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