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应说明，治疗的或者病理的后果是由社会的压力与制度的压力造成的，使更大的、基本的及次要的收益变得更加容易、更加有利、更加可能。它们并非绝对地“决定其命运”，或者使其绝对真实。我们对于简单的与复杂的社会中的人格范围了解得够多了，从另一方面尊重人性的可塑性与弹性，另一方面尊重少有的个人中业已成型的性格结构的特别顽固性，这使得他们有可能抵抗甚至蔑视社会压力。
人类学家似乎总是能够在残酷的社会中发现善良之人，在太平的社会中发现好战之徒。我们足以明白不能像卢梭那样依据社会契约来责难全部人类的罪恶，我们可以以不同的观点审视它而它们对于不同的意图均有裨益。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为我们的社会或者任何其他一个社会折衷一下，把它称作十分病态的、极其病态的等等。我更看重的是测量与平衡彼此对立的病态培养力量与健康培养力量。随着控制忽而转向一套力量、忽而又转向另一套力量，社会明显地具有两种不稳定平衡的摇摆不定性。这些力量得不到测度与实验是没有道理可言的。
文化的主观阐释是我们抛开上述一般观点而转向个人心理学问题时首先碰到的实际性问题。按照这一观点，对于这一神经病患者而言，社会也是病态的，因为他在其中领略到太多的危险、恐怖、攻击、自私、侮辱与冷漠。当然可以理解当他的邻人审视同一个文化、同一人群时，他也许发现社会是健康的。从心理学上讲，这些结论并不彼此矛盾，它们可以在心理学层面上同时并存。
由此可以得出，每一个病情颇重的人都生活在一个病态社会之中。把这一论述与我们前面关于心理疗法关系的讨论结合起来看所得出的结论是：疗法可以被当作一种建立小规模良好社会的企图。这一描述同样适用于社会上大多数成员都主观上产生病态时。
心理疗法从理论上讲意味着对抗一个病态社会中的基本压力。或更概括地讲，无论一个基本的健康或病态的程度如何，治疗意味着在个人层面上与那个产生病态的力量进行搏斗。可以这么说，在基本的认识论意义上，它试图扭转潮流、从内部瓦解、表现出革命性或彻底性。那么，每一个心理治疗者应该在小范围内而不是大范围内与社会中的心理病理的遗传力量作斗争。
如果将心理疗法大力推广开来，心理治疗者每年就有千百万个求助者，那显然这些与社会本质抵触的微小力量将会变得强大起来，那么社会的变革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变化将偶尔地出现在有关热情、慷慨、友好诸如此类特质的人伦关系的温馨之中。当足够多的人们变得更加大方、更加慷慨、更加善良、更加合群的时候，那么我们可以放心，他们也必将影响法律的、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变化。或许学习小组、交友小组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人格完善”小组与流派的迅速推广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无论是多么良好的社会，似乎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排除病态，如果恐怖不是来自于其他人，那它们也总会来自于自然，来自于死亡，来自于疾病，甚至来自于这个单一的事实——来自于社会之中，尽管这会对我们有利，但我们也有必要修正满足我们欲望的方式。我们也不敢忘记人类自身即便不从天生的恶念中也会从无知、愚蠢、恐惧、误传、笨拙中酿出罪恶来。
这一套相互关系极其复杂从而极易被误解，至少它对人们的误解是一种诱导。也许用不着我就能够防备这点。我只是提请读者看一下我在论及乌托邦的心理学的讨论课时为学生们准备的论文就够了。它强调了经验的、实际上可以获得的东西（而不是不可修理及幻想的东西），并且坚持不断深化的表述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表述。这一任务被如下问题结构化了：人性所允许的社会良好状况如何？社会的所允许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考虑到我们已知的内在的人性局限性，我们能够期待的人性的良好状况如何？从社会自身固有的困难角度看，我们所能奢望的社会的良好状况如何？
完美无缺的人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但我认为，人类比起人们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可塑性。至于完善的社会，在我看来这是无法实现的希望，特别是当我们见这样明显的事实的时候，甚至造成一种美满的婚姻、友谊或长幼关系也几乎没了可能。如果纯洁的爱在两人中间、家庭中间、人群中间都可以得到，那么对于人来说将会多么困难？对于30亿人呢？显然，两人、群体和社会尽管无法完善，但它们是可以改进的，可以依好坏等级排列起来。
另外我们了解了很多改进两者、群组与社会以便排除异常变化的可能性。改进个人可能是数年治疗工作的问题，甚至“进步”的主要方面竟是允许他从事终身改造自己的任务。迅速地自我实现，这在转变、顿悟或觉醒的伟大瞬间确有发生，但这不过是特殊现象，并不应当期望太深。精神分析者早就学会了不去仅仅依赖于顿悟，但现在却强调“力争通过”冗长的、缓慢的、痛苦的、重复的努力利用和动用顿悟。在东方，精神启悟者和引导者经常也会支持这一论点，即改善自身是一种毕生的努力。现在，学习小组、基础交友小组、人格完善小组，有效教育等领导者中的那些丰富于思想和更为清醒的人们渐渐意识到了这一教训，这些人现在正献身于扬弃自我实现的“强刺激”理论的痛苦历程中。
如上所述，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系统阐述显然是持续深化的表述。普通社会越是健康，个体心理治疗也就越没有必要，因为只有极少数的才是病态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患者也就越有可能在没有技术疗法的介入之下通过良好的生活经验得到帮助或者治愈。普通社会越是健康，治疗者也就越是容易治愈他的患者，因为对患者来说简单的满足疗法是极可能被接受的。普通社会越是健康，顿悟疗法治愈也就越是容易，因为有足够多的东西来扶持。良好的生活经验、良好的友谊等等同时伴随着战争、失业、贫困以及其他社会病理诱发影响的相对减弱直至消失。显而易见，这类易于试验的若干定理是完全成立的。
这样一些有关个人疾病、个体疗法与社会本质之间相互关系的描述有可能帮助解决这一常常表述出来的悲观主义问题：“在最初产生病态健康的病态社会中健康或健康的改善怎么可能呢？”这种两难推理中所暗含的悲观论调与自我实现者的出现，与心理疗法的存在（心理疗法通过现实的存在说明了它的可能性）是相互矛盾的。就算这样，只要把这一完整的问题向研究敞开的话，它也有助于提供一种如何成为可能的理论。
超越自身法制的统辖
从需求满足中获得裨益的可能性随着病情的加重而减小。为有利于神经病需求满足，当基本需求满足被人放弃之后，它们经常甚至得不到人们的追求与渴望；即使它们被提供出来，患者也无法利用它们。从上述这一连续整体中得出一个论点：为患者提供怜悯于事无补，因为他害怕它、不相信它、误解它，最终拒绝它。
顿悟疗法就这一点而言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唯一的。别的疗法都不顶用，建议不行，宣泄不行，病症治愈不行，基本满足不行。因此，超越这一点我们可以说步入了另一个天地，那是一个被其自身法制所统辖的地方，在这里所讨论的全部原理若是不经修改或限定便不再运用了。
技术疗法与非职业疗法之间有着巨大的、重要的区别，我们在它的早期并未为它添加任何东西。然而后来必须这么做，因为从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革命性发现开始，心理学发展正将心理疗法从一种无意识的技巧转变为一种有意为之的应用科学。而且存在着一些适用的心理治疗工具，但它们并未自动地适用于良好的个人的，它们仅仅适用于那些智力超群再接受过如何使用这些新技巧的严格训练的人。它们是人为的技巧，不是自然的或无意识的技巧。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可以不借助于心理治疗者的性格结构而被传授。
我只谈一谈这些技巧当中最为重要、最具革命性的，即，使患者产生顿悟，也就是说努力使他的无意识的欲望、冲动、禁锢、思想对他说来成为有用的（发生分析、性格分析、抵触分析、移情分析）。主要是这一工具使得具备必要良好人格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比起只具备良好人格却没有职业技术的人来大占优势。
造成顿悟的技巧似乎始终没有超出弗洛伊德的理论之外。自由联想、梦境解析、日常行为意义的阐释是治疗者帮助患者获得意识顿悟的重要途径。还可以任意举出一些可能性但都是一些次要方面。导致某种方式的人并利用这一分离的松驰技巧以及各种技巧并不比所谓的弗洛伊德技巧更加重要，纵使它曾被更好地运用过。
其实，任何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可以得到这些技巧，只要他能够在一定的范围内，接受精神病学与心理分析学的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适当训练课程。不错，正如我们认为的那样，在使用它们的功效方面存在着个人的差异。从事顿悟疗法的一些学者比起另一些学者来具有更好的直觉。我们可以看到被我们归为良好人格的那类人比起没有具备这类人格的人来将会更为有效地适用它们，所有的精神分析学院都包括对学生的人格要求。
能够意识到心理治疗者自我理解的必要性，这是另一个弗洛伊德给予我们的伟大发现。当治疗者的这种顿悟的必要性被精神分析家承认的时候，持另一种见解的心理治疗者们尚未正式承认这是一个错误。从这里描述的理论中得出，使得治疗者的人格变得更好的任何力量因而也会把他变成一个更好的治疗者，精神分析或治疗者其他深刻的疗法能够有助于这点。即使有时它没能完全治愈，那它至少可以使治疗者意识到那些可能成为他的东西，意识到他内心之中冲突与受挫的根源。结果，当他与患者交往的时候，他就能够忽略自身的这些力量，并且调整它们。由于总是意识到它们，他就能够用理智来控制它们。
治疗者的性格结构曾经是比他所学的任何理论及他所运用的意识技巧都更重要的因素。但是这种重要性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小，因为技术疗法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出色的心理治疗者的性格结构的重要性已经渐渐削弱，这种情况会愈来愈明显，而他的训练、他的才华、他的技巧、他的理论已经逐步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尽可以放心，将来有一天它们会成为决定因素。我们曾称赞过心理疗法的这些技巧是出于这些简单的原因：首先是过去这些技巧只有心理治疗者可以获得，其次是因为在我们称之为非职业心理疗法的领域里它们永远都有用武之地。靠抛掷硬币来决定是否去找牧师或是精神分析者不再是理智恰当的了。高明的职业心理治疗者把直觉手段远远抛在了后面。
我们看到改善后，职业心理治疗者不会被利用来服务于消除担忧、给予支持及其他需求满足的意图，因为我们将从非同伴中得到这一切。一个人将为简单满足疗法或释放疗法无能为力的疾病而来，而这些疾病只有那些不是被外行所运用的职业技巧才容易接近。
从上述理论中却有可能推导出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假如疗法能对相对健康的人们起作用，那就可能使技术疗法重点针对最健康的人。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发生改变了，经验丰富的心理分析者以及存在分析者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占用来训练、教育以及分析年轻的治疗者、教育医生、社会工作者，心理学家、护士、牧师和教师对于一个治疗者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认为在暂时放开顿悟疗法这一主题之前，有必要将它与需求满足之间隐含的二分法分辨一下。纯粹的认知或理性主义的顿悟（冷静的，不带情感的认识）是一回事；机体的顿悟是另一回事。弗洛伊德学派有时谈到的彻悟就是承认这一事实：仅仅对于基本病症的认识，甚至再加上对于病源的认识以及对于它们在当今心理机构中能起作用的认识，本身常常是不具疗效的。同时不应该有情感的体验，经验的真实再现，宣泄以及反作用。也就是说，彻悟不仅仅是一种认知体验，也是一种情感体验。
顿悟通常是意动的，需求得到满足或受到挫折的体验，是真实地体验到被人所爱、所遗弃、所鄙夷、所排斥或所保护，这是一种更有趣的论题。分析家所谓的情感最好被看作是对于实现的反应，比如，父亲真心爱他是把他当做梦幻地复活了一个20岁青年的经验（受压抑、或者被曲解至今）的人，或者通过切实的经历、恰当的情感体验，他猛然意识到他原来一直对自己钟爱的母亲心存恨意。
我们称这种认知的、情感的和意动的成分同时并存的丰富经验为机体的顿悟。但是假设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主要研究情感的体验。我们必须不断地拓展这一经验以便容纳妥协成份，我们最终应当发现我们是在谈论机体的或整体论的情感等等。对于意动经验来说也是这样，它也将拓展到全体有机体的非机能经验。最后一步将是意识到除了研究者方法的角度不同外部机体顿悟、机体情感和机体意动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并且最初的二分法将被轻易地视作过于拘泥于原子论从而无法达到主题的人为之物。
补偿欲望匮乏的尝试
自我疗法与人们通常所意识到的相比而言，从理论上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同时又具有更大的局限性。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理解他缺少了什么，学会他的基本欲望是什么，大体学会表明缺少这些基本欲望的满足的症状，那么他就可以有意识地着手尝试着补偿这些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