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说，急性抑郁症能提醒人们正视自己已经掉进陷阱这一事实。只要他们试图从陷阱中挣脱出来，便会激发急性抑郁症：只要人们想改变自己性格，以便舍弃设置新陷阶的需要，急性抑郁症便是这一过程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
所有陷阱中最危险的是无视抑郁症的存在，对于它向你发出的信号毫无反应。人们的这种否认态度受到抵制探索内心世界的社会价值观的强化。这些社会价值又是什么呢？
在我们文化中的某些领域，人们情愿进行毫无感情的性生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剥削他人，追求自暴自弃的行为方式，只要不牵涉自杀或杀人，就不愿度过几个不眠之夜，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是谁，自己的整个生活是怎么回事。
在我们社会中.使用诸如烈酒、苯异丙胺、盐酸巴比妥等药物来麻醉自己的感情，都被当作无所谓的事。表面上人们试图对滥用这类药物加以控制，但此类问题继续泛滥成灾。这足以表明社会中存在着这样的因素：它们私下纵容人们采取这些方式，来阻断自己的意识，避免正视抑郁。为了躲避抑郁，不愿获得内省力，人们常采取一种更加流行的手段：把过失投射或归咎于他人，特别是怪罪于他们亲近的人，或者是诸如黑人或白人、雇主或雇员、青年或成年人、男性或女性之类既容易辨认、而又是泛泛而指的群体。
否认自身的问题，归咎他人，不仅能有效地延缓抑郁的发作，而且还是一种来掩盖真正症结所在的高明方式，使最初的陷阱变成迷宫。
承认自己感到抑郁是逃离陷阱，从慢性抑郁症中解脱出来的第一步。这样看来，抑郁症的种种表现形式是十分关键的。
避免绝望的感觉恶化
人们明知自己抑郁却迟迟不去就诊，这样的事不胜枚举，因为他们不明白精神治疗能向他们提供什么。对许多人来说，精神治疗是跟传统的精神分析法同样类型的滑稽概念。
抑郁的人总感到绝望，所以要想让他们深信自己所遇到的问题解决的毫无指望真是易如反掌。既然他们只从自己生活环境方面看待自己的困难，而不是从自己如何看待、并如何对付这种困境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因此，他们就会很符合逻辑地这样问自己：医生或咨询专家能为我做些什么呢？难道他们可以给我找个工作？改变妻子对我的态度？使我收支平衡？
精神病治疗这一行业本身对于增加这种阻力也负有责任。它在培育治疗上的排外主义哲学。所谓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主要指的是治疗者只熟悉一两种解决情绪冲突的治疗方法，并倾向于狭隘地运用自己掌握的方法，而对病人的状况或某一类问题未给予应有的注意。
传统精神分析专家，每周四至五次让病人躺在睡椅上分析他们的心理，“小组派”精神治疗医生每周会见他那一小组的患者一次，或在漫长的周末，举行一次“交朋友”集会①。这类集会有七至八名参加者，集中处理人际关系，并进行会议记录分析。
倾向生物方法的精神病理学家主张开抗抑郁药，或使用电休克疗法，却很少顾及病人的心理成份。“初始尖叫”治疗专家等候着病人发出初始尖叫；而格式塔治疗专家则鼓励病人去猛击一只枕头，作为他所痛恨的母亲的替代物。气功也用来减轻焦虑。超脱的坐禅则旨在减低脑力活动，使病人更多地接触感性体验，在此过程中消除紧张。
精神疗法名目繁多，一个医生要使自己精通所有这些流行的医术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他放弃治疗上的排外主义，他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掌握的方法的用途及局限性，懂得如何采用它们来满足各种各样病人的特殊需要。他还应明白，何时该向自己圈子之外的专家请教，何时该让病人去别处就诊。
同时，精神病专家对于那些精神上需要帮助的病人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牧师、护士、教师都被认为是治疗精神疾病网络中的重要成员。不幸的是医学界各学派间激烈竞争，学派内部各成员之间急不可耐的较量是一种传统倾向，它大大削弱了精神治疗的进步。因此，得以发展的并不是解决心理疾病的各家之长，恰恰相反，在许多场合，一个学派怀着坚持本学派的疗法高人一筹的近乎教条的信念，与另一学派争夺治疗权。
结果少数受尽折磨的人去接受某一种碰巧流行的疗法以求缓解，而大部分病人则待在家中设置起越来越大的陷阶，陷得越来越深，并越来越确信在斯金纳的绝对主义与弗洛伊德的绝对主义以及伯恩的绝对主义之间，他们还是试试自己的办法好：费用省，没必要暴露自己，也不用依赖他人。精神疗法多少带有些江湖郎中卖狗皮膏药的味道，不过是一种推销的需要罢了。
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并非“一切正常”，特别是那些得慢性抑郁症的人。抑郁症降低了他们重振旗鼓的自尊心，因为他们不太明白可以指望从专家的指导中得到些什么，因此可以这么说，他们选择的处境是“我不正常，医生们也不见得更妙”。这种对寻求帮助的抵制态度又被另一种考虑所强化，这就是说，在一个讲究成功的文化氛围中去寻求帮助便等于承认自己失败。成为一个“病人”只能对患者已经消沉的自尊心加以确认。在力图使自己“一切正常”的斗争中，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使自己能自力更生。
人们向精神病医生咨询，是因为他们已经洞察到自己所体验的抑郁并想得到专家的帮助。有时，他们求医是由于从生活中未能获得自己所要求的东西。通常是一个爱发火的丈夫或妻子或上司迫使他们上这儿来。有时，则是因为服用了过量的巴比妥，从而使他们的处境已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
由于绝望的感觉是抑郁所固有的，许多人并不指望能得到帮助。如果他们已为自己设下重重陷阱而又无法自拔，那么这一消极态度往往会得到加强。如果他们主要从不变的外部条件来看待问题，那么抑郁通常会进一步恶化。
病人与精神治疗专家最初几次的接触十分关键，它将为患者的康复打下基础。这些接触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专家的经验与方法。但是他还必须做一些事情。
他必须为建立相互理解作出贡献。对于“感情转移”讲述得够多了。在这种情况中，病人将自己早先与父母、姐妹、朋友、情人关系中的种种恐惧与希冀投射到治疗专家身上。但是有关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性却所涉甚微。融洽，本质上是存在于两人之间的一种和谐的关系，一种相互作用，它能促进信任、交流与同甘共苦。产生融洽与不融洽的因素很复杂，但还是有迹可寻的。精神病理学家弗利德立克·雷德利希和社会学家奥古斯特·霍林谢达的研究有力地证明，当医生与病人都来自相似的文化背景时疗效最大，而两者文化背景大相径庭时疗效最微。但矛盾的是，与病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治疗专家也许更能够将这一病例描写出来，并将它提交医学杂志发表，或在医院之间交流。这恰恰是由于医生不能与病人打成一片，他能与病人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形式。这一状况虽有助于科学认识，但同时却干扰了医生去洞察病人的心境。
病人在最初几次就诊时，一般很少打听治疗专家的经验、资历、治疗方法等直接有关的背景信息，这一点十分突出。病人有一种令人费解的倾向：只凭信任接受专家治疗，有些病人根本不作任何尝试，他们仅仅根据自己与医生的直接接触，就想弄清医生属于哪一类人。事实上许多病人一连数年一直与他们极其厌恶的医生同在治疗、咨询的环境之中相处，他们是根据这样的假定：个人好恶与治疗无关；然而实际上这也可能是治疗过程的一部分。
要使治疗有效，医生与病人之间必须相互信任、尊重、有信心并喜欢对方。医生与病人必须尽早弄清这一切是否已经建立。融洽是治疗之本，只有在这一框架之内，该见效的才会最终见效。
融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治疗专家应能对患者的心情与处境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能力称作“神人”，即能使自己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有“神人”能力的人能够对你所体验的感觉心领神会。他自己也曾以某种方式经历过相似的事件或感情。“神人”与同情是完全不同的现象，同情指的是“为此感到难过”。有的时候为别人感到难过是十分恰当的。例如，当治疗专家倾听病人陈述她如何在一个月之中失去了父亲、丈夫和职业。但是医生的同情心并不能提高病人的信心。而医生的神人却能促使病人感到，她正向一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医生吐露心事。医生的这一素质能减少病人的恐惧心理，他们本来担心会由于接受治疗而进一步丧失自尊心。
“我需要你。”对许多抑郁患者来说，要承认这一点很难，而治疗专家对此的响应也十分微妙。他必须设法以某种方式响应病人这一要求。而不是在治疗过程中降低病人的地位。他千万不能采取这种姿态：“我是医生，你是病人，这样我就高你一筹。”同时他必须掌握由于他担任的医生角色，即病人授予他的权威。这种局面与父母或教师向青春期少年打交道时有些相似：必须既要在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将他们当成独立的个人，但又不能完全放弃身为父母或教师所固有的权威身份。
从这一权威基点出发，治疗医生用语言或非语言方式与病人交谈：“我理解你所体验的一切，无论现在你如何看待自己，我对于恢复你的自尊心和处事能力是能助一臂之力的。我明白你感到痛楚，但是感觉痛苦，并上这儿来求知，正是转机的开端。我不想用‘生病’这个词，这容易引起误解。最好这样认为：你生活中，或你应付生活的方式中出了些岔子。现在你终于下决心要设法纠正它了。治疗之后，大部分患者都比他们得抑郁症之前的状态还要好得多。”
在这些初次接触中，治疗专家必须集中精力收集资料。病人果真得了抑郁症吗？如果是的，抑郁症是何时开始的？可能是什么诱发的？抑郁造成的主动性丧失何种程度地干扰了他发挥作用的能力？病人属于哪一类人？他以往生活经历是怎样的——他在哪儿上学？他的婚姻状况如何？他干过多少种职业？这些工作他干得如何？为什么他不时换雇主？他蒙受过什么样的损失？他的自我价值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他自己认为目前这种心情的原因是什么？他家人是如何看待他的？
减低丧失自控能力的恐惧
病人常对抑郁的实际原因困惑不解，特别是当抑郁持续期很长时更是如此。调查事实的过程本身便能揭示病情的连贯性；而在一连串情绪反应之间建立起合理的联系，有助于减低病人对于丧失自控能力的恐惧。
在传统精神分析法中，治疗专家允许病人在一系列会面中逐渐诉说自己的情形，而不向病人提出任何问题，不去帮助病人理解这些事，也不把它们串起来，这在卡尔·罗杰斯提倡的对门诊咨询采用非指令性疗法中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许多病人抱怨说：“你什么也没对我说。为什么你不向我提供些指导呢？”他们从医生那儿得到的答复是：“治疗不是靠那种办法所能奏效的。”一种极端的非指令性疗法，可能是在向病人提出忠告时使用选择法。但这一般不适用于治疗抑郁症。这种方法事倍功半。它仅仅因为病人未能意识到某些重要信息的相关性便拒绝使用这些信息。最重要的是，它促使已经十分气馁、并往往是充满负罪感的病人，把他们意料中会得到的、他们感到由于自己“毫无价值”活该受到的怒气与冷落投射到医生身上。
沉默，被医生不恰当地用来与抑郁症患者交流，只会使抑郁加剧，并使病人作出许多不正确的假设。有位病人是这样描述自己和一位长时间保持沉默的医生在一起时的体会：“他只是坐在那儿瞪眼看着我。我觉得不舒服——‘不舒服’这个词太轻描淡写——我简直害怕了。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此外我觉得迟钝起来，我不能很好地集中精力。我觉得感情不能自然流露了。因此，我们两个在那儿坐上几分钟，这几分钟对我来说仿佛是无穷无尽的。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感到他实际上不喜欢我，他是在非难我。我问他是不是这样，可他就是不发表意见。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我应与自己的女朋友断绝那种关系。他停顿了好久，只回答说，为我作决定不是他的事。如果我在开始治疗前感到被冷落，那么在那样的几次就诊之后则真正地尝到了被冷落的滋味。”
抑郁症患者应指望医生以某种方式进行参预，但这种参预不能妨碍倾听病人自诉，也不应表现为以粗鲁的偏见与看法对病人的私生活横加干涉。治疗医生坐在那儿并不是告诉病人该做些什么。在医生对病人及其困难有足够全面的理解之前，医生不应当发表意见、指出问题或作出反应。他们应当主动与病人交谈一番，交谈开始后，以恰当方式对病人的需要作出响应。
病人提出的最初要求之一，就是想了解一下治疗本身的结构。通常，他们对于即将要进行的治疗有先人为主的观念。他们常常佯称自己多么没有时间，或者财政负担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