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是对人体系统的一种震荡，各人对此有各自独特的反应方式，有时通过外部行为来表达，这一事实使认识抑郁更复杂。
烈酒与某些药品提供了最常见的办法，可将内心冲突表现为行为冲突，这其实也是对尚未觉察的内心抑郁的一种反应方式。因为酒能增强交际爱好（抑郁症患者常常不得不与自己想退出社交圈的倾向作斗争），能使感情麻木，减少顾忌，允许怒气发泄（这一点抑郁症患者觉得难以处理），并能进一步遏制认为自己出了毛病的念头，这是能压抑住抑郁之痛苦感觉的一种有效一时的办法。
但是这一招有利也有弊。酒精实际上是一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抑制药物，它最终会加剧内心深处的抑郁。一个酒徒往往这样抱怨：“我不中用了，真想去死。”接着又喝上一杯，想让自己好受些，结果却不可避免地更加难受。对什么东西一旦养成习惯就意味着依赖。
也可能依赖某种行为，如男女群居，作为对付精神压力的方式。上瘾是另一码事。有酒瘾的人会产生一种生态平衡的变化，其性质目前并不完全清楚——因此，他的身体需要不断地使用酒精，以此来得到舒适，并满足某些肉体方面的需求。酒瘤是酒精与中枢神经系统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结果。一旦发生，便不可逆转。许多酗酒的人并未上痛，但是对上痛的人来说，喝上一杯足以启动急欲饮酒的深层化学过程。
人们对抑郁作出反应的种种不同方式，会使抑郁本身伪装起来，推迟患者接受这一事实。行为上的伪装最易使人上当，最可能促成陷阱。我们当代的社会是以多元的价值观念系统、人格与地域的高度可变性为特征的。因此，将抑郁表现为行为模式的倾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这种行为偶尔可能表现为赤裸裸的反社会行为，但是它最终总是伤害那些只求在运动中逃避抑郁的人。
抑郁——成功的牺牲品
抑郁症常被称为“成功病”。当一位医生开业成功，生意人成了公司的执行副总裁，发明者在专利官司中胜诉，通常就在这节骨眼上，他们的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抑郁汹涌而人。
彼得氏法则认为：许多人晋升的岗位超越了他们的能力范围，这之后，他们便稳定不变地维持在“不能胜任”这一水平上。对这个观点还另有一种看法：提升本身能导致抑郁，而这抑郁常被当作能力衰退。当一个人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目标时，他患抑郁症的风险骤然上升。
成功时常带来重大变化——社会、经济以至地位的变化，加上更大的责任与外界压力。许多人因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负罪感，下意识地觉得自己不配获得自己取得的成就，这样一来便开始倒退，使成功的事业逐渐衰败，最后完全毁掉。对所有人来说，生活中一个重大目标的实现，会激发起对个人价值与方向的重新评价。
在一个“向上爬”的社会中，以事业成功所提供的外部证据来证明人们本身的价值，这是不可缺少的需要，这与自尊心密切相关。无论我们的目标是爬到公司更高层，更多的收入，完成一篇论文或一部书，成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或在一场政治角逐中取胜，在所有这一切成就之中，自尊心都能得到增强；一旦功败垂成，则自责心理赫然出现。
矛盾的是，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越是取决于外部成就的证据，那么这种成就越是难以令人满足。一位雄心勃勃的科学家这样描述他对自己的抱负作斗争时的情景。“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起，我就觉得自己像被什么东西逼着似地努力地干。父母将我赶进学校，如果我不是门门功课都始终拿A的话，即使到了10岁或11岁时，我还会感到惊恐、绝望。我以最优成绩从大学毕业，我原以为这足够可以平息一下我的自我怀疑了吧，但丝毫没有。我不知道自己在研究生院是否能学得好，我担心是否能做值得一做的研究，甚至当30年后我获得了科学奖励中最高的一个奖赏，我仍觉得自己并不完全够格，总觉得自己工作能获得如此赏识，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偶然碰上的。”
尽管人们心中的“我”都反对测量，但大多数人还是在到处寻找测量方法，能大致把自我价值核算成时、码或明之类的测量单位。每个社会有各自的尺度。
美国人历来用钱作为确定一个人价值的指标。罗伯特·伯顿在其《忧郁症剖析》一书中写道：“一句话，每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我们的至善即财富，我们崇拜的女神是金钱女皇，我们每日向她供奉，她驾驭着我们的心，我们的双手，我们的爱，我们的一切；最强大的女神，是她哺育我们成长，使我们忧郁，让我们欢欣，衡量我们的价值；她是我们行动的唯一统帅，我们为她祈祷，为她奔走，为她驰骋，为她来、去、工作、竞争，就像鱼儿为扔进水里的一块面包屑互相撕咬一样。贞操、机智、勇敢、博学、诚实、宗教以及除金钱、势力、官职、荣誉、权威之外足以使我们受人尊敬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价值。”
在我们的文化中，金钱与自尊心的密切关系实在太引人注目了。当人们在自己的储蓄中存入一笔可观的现金时，大多数人通常会有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有些人的情绪随着股票市场的涨落而起伏，这类现象也不罕见。由于个人的经济问题是那么真实与直接，因此在精神治疗中要把患者自己引入金钱观中的那些感情色彩用十足的成分指出来是相当困难的，即便这些感情成分与眼前的事实关系甚微。
历来许多成功者能在自己的工作中肯定自己，他们不是通过对自身价值的肯定，而是对于本人才干与能力的肯定来实现这一目标的。仔细地调查了他们的经历之后得知，他们现在正在干些什么与他们的童年和青春期所表现的兴趣和自发性格倾向之间存在着逻辑关系。
显然，众多实际原因阻止了人们去干最适合他们干的工作。但是，当一个人有某种选择时，他就应该力求满足符合他性格的兴趣爱好，如果看不到这一重要性，便会冒事业失败的风险。还有些尽管微妙但十分强大的社会压力甚至能使那些已为自己找到称心职位的人心中升起不满情绪。
许多成功者都付出了代价。在成功的过程中他们牺牲了某些有价值的东西，如家庭关系和友谊等。一旦他们达到自己确立的目标时，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失去的一切。他们体验的抑郁向他们提供了一次恢复生活平衡的机会。
成功者之所以会付出这么高的代价，原因之一是成功者周围激烈的竞争气氛。它促使人们变得孤独，使他们难以找到知音。成功可能激起悲伤感，因为任何目标的实现几乎都包含着终从学校毕业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终结，常常会带来失落感。一项工程完工之日也是终结到来之时。“完了”的感觉，与“我从这儿再接着朝哪儿走呢”的疑问结合起来便会激发抑郁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反思。
爱迪丝·格林22岁结婚时，知道丈夫亨利一贫如洗，两人不得不过着简朴的生活。在亨利完成建筑学论文期间，爱迪丝作好充分准备来应付生活的匾乏。他们推迟3年要孩子，这期间，她在一所大学当秘书。亨利毕业以后在纽约的一家大公司里找到一个很不错的职位。一年之后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
年轻的建筑师薪水不太多，所以爱迪丝找了个簿记员的兼职工作。他们住的是单卧室的公寓，婴儿睡在起居室。她想：“事情不会老这样下去的，不出一二年我们就能幸福了。”夏日他们去琼斯海滩度假，冬夜他们与朋友一块儿分享一瓶意大利红葡萄酒和一张意大意肉饼。偶尔一家人去佛罗里达爱迪丝父母家作客。他们每月上两回电影院，晚上在家看电视或下棋，爱迪丝和亨利在“等待”。
亨利39岁生日被任命为公司的合股人，他的工作获得了充分的赏识。他每年收入4万美元，现在是亨利、爱迪丝和两个已经上学的孩子离开闹市、搬到郊外去享福的时候了。
在他们迁入新居后的几个月中，爱迪丝有一种不敢迈出房门的恐惧感。她整晚睡不好，和新邻居打交道也十分勉强，她还推迟了室内装演的时间。夫妻俩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多，都是为了些鸡毛蒜皮的琐事。“出了什么事？”她忧心忡忡地扪心自问。
多少年来爱迪丝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处境：她必须和丈夫、孩子一起过好日子，不用再为钱不够、住房太小、没有时间等操心了。生活中的一个阶段结束了，她和亨利共同享受的许多欢乐也随之一去不复返了。对此，当初谁也未加注意，因为那时他俩的注意力集中在“我们发财的那一天”。
大妇俩翘首盼望了15个春秋的时刻终于来临，可谁也没有为此作好准备。就像通常发生的那样，忧郁窒息了爱迪丝的热情，以及她对亨利的性兴趣。她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爱亨利，这个疑问多少年来从未在她头脑中出现过。她是个好母亲吗？她能充分满足新邻居的社交要求吗？现在已不再需要她给婴儿换尿布了，不需要她赶着去干簿记活了，也不需要再给年轻的建筑师打气了，看来新的生活已经根本不需要她了。
《华尔街》杂志称成功的经理们的太太为“成功的牺牲品”，并报道了她们很高的酗酒率。家庭中的孩子也被卷入这场伴随成功而来的抑郁困境。他们通常公开反叛，否定父母向他们灌输的勤奋加成就的生活模式，宁愿离家出走去“干他们自己的事”。
看到父母亲沉溺于竞争及种种物质享受，并将此当作社会地位的象征，许多年轻人大不以为然。他们在怀疑的过程中挣扎着寻求自己的目标。他们否定父母的生活目标，并迫使父母们也对自己的成功痛加反思。
引起抑郁的原因不论是与孩子的冲突还是什么其它事情，抑郁通常都在人们经过奋力拼搏终于实现自己目标的那一刻降临。正是在这一时刻，人们必须对自己是谁、生活是怎么回事、从此该何去何从等一连串问题加以反思。
获得内省力的机会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认识自我总是抱抵制态度。在个人生活中，任何足以强迫人们打破这道防线的变故或事件，无论何种原因，都会带来痛苦。体验过一场急性抑郁症，不仅能使人进一步了解自己，而且能使自己更臻完美。
不仅抑郁症能提供我们一次获得内省力的机会，就连心理“崩溃”也能在一场严重危难，譬如蒙受重大损失之后，加速人们重新考虑今后生活的进程。当我们失去一个亲人、一个职位，或者自我的一部分时，抑郁症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一个人对此的依恋心越重，跟他的自尊心或依存需要关系越密切，抑郁症反应就越强烈。由于蒙受损失继而出现抑郁症最常见的境遇有：亲人的死亡，以及与深深挚爱的情人断绝关系等。
弗洛伊德在题为《悲哀与抑郁症》的论文中试图区分这种悲哀性反应与抑郁症。他认为，失去亲人时，悲痛是正常的反应，而抑郁则是异常的反应。他提出两者之间差别的根源在于有关双方原先相互关系的亲疏程度，尤其是对死者是否怀有某种潜意识的敌意和愧疚。
事实证明，这样的区别只会把问题引入歧途。将悲痛看成是急性抑郁症的一种形式更有用。倘若患者对损失高度敏感，或者该损失的某种性质使患者如不接受专家治疗便无法处理激烈的感情，这种抑郁症就更加复杂。而蒙受打击时，体验不到抑郁感则病情要严重得多。未产生抑郁只会使应急反应潜伏下来，在一段时间之后不知不觉地影响患者的生活。
我们的文化压制了人们体验与表达感情，期望每个人都能掩饰自己的七情六欲，最好对自己也这么做。无论精神压力的性质如何，除非他身体出了毛病，人们总指望他继续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每逢遇到精神压力时，人们情愿肉体上出现病症，如心血管疾病，或者消化系统疾病，使他能心安理得地依赖别人，也不必掩饰自己的无能，从而不致招来非难。
然而，如果谁蒙受重大损失，却不能对痛苦的心情作出反应，那正是这个人，今后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倍受慢性抑郁症的摧残，这种摧残总是以肉体疾病的面目出现。当处境确实不幸，当损失的确无法挽回，即使精神崩溃一次也无可非议，而且不无助益。急性抑郁症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处在我们这样日新月异的社会，事情说变就变，而且往往毫无先兆，谁也免不了蒙受损失。精神病专家们在研究文化对于各种精神状态的影响时指出，明显的抑郁症在结构紧凑、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发病率较高，因为这种社会的价值观念系统一目了然，抑郁症几乎无法躲避。他们的研究还显示，一个动荡社会的特征则是隐蔽的抑郁症发病率极高，因为那里价值观念系统混乱，有时甚至到这种地步：人们几乎弄不清去何处寻找衡量自尊心的标准，此外在一段不长的时间内，一个人可能遇到多次环境变动。
由于在这样一种结构松散的社会，人们除了患抑郁症之外，还可以有许多其他选择作为对生活中精神压力的反应，从沉涵于反社会的暴力到终日吸毒酗酒；在处理人际方面问题时，常常简单地采取断绝关系的解决方式，譬如离婚。这样一来，抑郁症往往被掩盖起来了。
任何形式的变动，如果涉及对个人十分重要的人或事，便可能成为抑郁的催化剂。孩子长大成人及成人步人老年的过程都包含着一系列变化。一生中的每个转折关头，从童年到结婚到衰老，都要放弃或失去某些东西。为了顺利地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一个人必须以直接的、有意义的方式来体验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