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全国人民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文革”造成的严重困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实质，错误地提出“两个凡是”的方针（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他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求人们巩固和发展“文革”的成果；强调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认定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拒绝为之平反；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冤假错案的进程；在继续维护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在经济建设上，他也犯了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结果导致了经济工作新的失误，加重了财政经济困难和国民经济的严重比例失调。
华国锋积极推行“两个凡是”的方针，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焦虑和不安。他们强烈要求冲破左倾错误方针的束缚，邓小平多次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必须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体系来指导各项工作。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随后，绝大多数报纸陆续转载了这篇文章，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加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引发了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是一场全国规模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破了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为全面拨乱反正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条件，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为了开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与会同志强烈要求下，华国锋宣布了对“文革”中遗留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及一些重要领导同志功过是非问题的平反决定，包括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等，他也为“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做了一些检讨。在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标志着“两个凡是”方针的破产和实事求是原则的胜利，为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准备。
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不适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定；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申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审查和解决了党在历史上的一些遗留问题；提出了经济工作必须实施“三个转变”的思想，即注重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改革经济管理制度、发展中外经济合作；提出健全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并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思想的束缚，重新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成为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伟大起点，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