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献韬
（《新京报》副总编辑）
因为工作岗位调整，从2005年3月起，我开始分管《新京报》的娱乐新闻和文化副刊，接手李多钰开创的工作，每天签发“中国电影百年”专版。我是个无趣的人，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不爱收藏也不懂艺术，与这些普遍看过上千部电影、收藏上万张碟片的“中国电影百年”记者编辑相比，是个标准的电影盲，印象最深的国外电影是《真实的谎言》，看过最多的国内电影是贺岁片。面对众多超级部下，为了不出丑、少露怯，我决定恶补电影这一课，按照“国内十大电影”、“世界百部佳片”的指引，多方搜罗，弄来一堆花花绿绿的碟片，开始了自我启蒙之路。
这样每天一部不分古今中外地乱看一通，大半年看下来，倒也积累了不少与电影有关的感受。经常是点灯熬油加班加点看完一部片子之后，都会咬牙切齿地或者如释重负地重复一句：一片难求，此言不虚！看《美丽心灵》的时候，我像疲劳驾驶一样边盯着前方变幻的景物边抽自己耳光，熬过冗长乏味的前半部分，那个虚拟的室友和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女孩终于离纳什而去，我感觉有一股电流从头顶直通脚心，像20年前的初恋，身体里充满感激和冲动，如此丰富而真实，甚至想冲上去拥抱影碟机。看《鬼子来了》，无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无论哪一场戏哪一组情节，感觉都是姜文在讲述他自己的故事。后来在网上搜到一些姜文的言论，印证了我的这种感觉，他说这部片子就是给自己40岁人生拍的一部传记。联想到《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他本人的少年成长史，不由得感叹一番：像姜文这样牛的男人，中国还真没有几个。让我们和他一起变老，等着看他的中年史、老年史。
杂片子看多了，对电影的朝圣之路慢慢就成了观光之旅。有一阵子，我热衷于比较各个时期演员的高矮胖瘦；有时候关注不同时期片子的片头片尾字体和书法，其他的如衣服样式、口音、音乐、布景、道具等等，只要细心观看，总能发现一些好玩的东西。我时常想，那些保存在恒湿恒温片库里的老片子，就像被冷冻起来的精子，包含了拍摄年代的全部信息。《新儿女英雄传》是史东山导演的一部长片，摄于1950年，当时的演员演战争年代的民兵和老百姓根本不用化装，人人都是朴实得掉渣的本色演员；屋子里的摆设也是真家伙，灶台黑黑的，墙壁上蛛网遍布；赵子岳出场的时候，我用慢放和变焦仔细研究他手里的那把镰刀——那就是一把真镰刀，刀口上还有割庄稼时留下的几个小豁口。
对于发烧级影迷或骨灰级碟友来说，越战片《全金属外壳》（Fullmetaljacket）可能只属于初级入门读物，不屑一谈。我要说的是其中的一句对白，在干掉了三个美国大兵之后，年轻的越共女狙击手被“复仇”的美国兵射翻在地，一小群美国兵端着枪小心地围拢过来，站在浑身是血不停抽搐的濒死的女敌人身边，一个美国兵率先感叹她再也不能做爱了（Nomoreboom-boomforthisbaby一san）！一连好几天，这句话像魔咒一样一直在我耳畔萦绕，走在大街上，看到年轻女孩，我就想：她是幸运的，她还能做爱。
类似的以人为本的经典语录在国产片子中所见不多，那些已经用滥了的“高，实在是高”、“向我开炮”、“八格牙路”、“做人要厚道”……之类的应该不在此列。就我仅见的这些国产片子里，比较靠谱的一句应该是《芙蓉镇》里刘晓庆的那句：“还我的男人！”闪现出些许人性的光辉，但口号味和话剧腔还是重了一点。
这样毫无章法花插着看一些国内国外的片子，感觉有点像在街头作随机采访，慢慢地就得出了一些准客观结论。单就题材来说，好莱坞所谓的历史题材、大场面制作，翻来覆去都是在二战、南北战争、越战、西部拓荒等几个历史时段里打转转，偶尔拍点中世纪欧洲以及古罗马古希腊。
不久前看了一部得了五座奥斯卡小金人的片子《GLORy（光荣之战），讲述南北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团的战斗故事，七百多人的几次战斗，再怎么壮观，再怎么惨烈，导演手法再高明，看起来再热闹，看过之后想想也不过如此，没什么大不了的。反观华夏民族五千年历史，其中三千年历史是有明确而详细记载的，三千年间，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有多少动辄群死群伤几万几十万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战役、动乱、天灾、人祸，多少帝王将相、英雄豪杰，多少肝肠寸断、生离死别，哪一个场面都足够宏大，哪一个情节都足够复杂，哪一个题材都值得拍一堆大片。
话扯得远了，还是回到《中国电影百年》这本书上来。多钰女士天赋禀异，在《新京报》创刊之始，即以报人的眼光和文艺家的气质，主持开辟“中国电影百年”专版，每天一个专题，前后坚持两年，娱乐新闻部和文化副刊部大部分记者编辑参与此事，其中尤以刘帆、王小山、杨彬彬、张悦、牛文怡、袁红等着力最重，用情最深。到了后期，张悦等人成为专职“电影百年”记者，这一肇始于多钰天才灵感中的报道方式，经过上述一干媒体人士的坚守与创新，俨然成为了一种新的电影报道模式。
2005年9月上海电影节期间，偶遇李少红导演，谈起本报的“中国电影百年”系列报道，她说了许多不单单是捧场的好话，特别提到印象最深的一个版，是本报关于第五代导演集体上位的一部小成本制作《红象》的报道。李导演说：“看你们做的电影史，感觉是在读新闻，许多连参与者都已经遗忘了的细节，被你们挖出来，用一种简单清晰的方式重新写出来了，很新鲜，也很有价值。”像李导演这样热情宽厚的支持者还有很多。中国电影的第一百零一年就要开始了，脱胎于本报同名系列报道的《中国电影百年》下编也要付梓了，按照惯例，作为外行领导、挂名主编，我得说几句感谢的话：感谢众多优秀电影人对“中国电影百年”报道的直接支持，没有这些忙人拨冗接受采访或亲自撰写文章，本系列报道将失去最宝贵的原创意义和新闻立场；感谢陈山、郝建、陆弘石等诸位学术顾问精深而独到的“顾而且问”，这道“每日例汤”能够慢慢炖出“信史”的味道，专家的建言献策功不可没；当然，最应该感谢的还是本报读者，像这样一个不凶杀不色情不八卦不传奇、稍显学究气偶尔掉书袋的系列报道，能够每天进入你们的法眼、经常享受你们的称赞，除了一再证明读者诸君的高明之外，我想不到还有其他额外的意义。
2005年1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