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艺术家，尤其是电影导演，其实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是天真的，比如陈凯歌，张艺谋他们好像很老成、深沉的样子，其实都是“装深沉”，他们内心深处全都是孩子气。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心才能拍出那些五彩缤纷的东西。有人就说我在片场凶如恶魔、爱拼命什么的，其实我就是一个大孩子和一帮更小的孩子在泥土中玩得满身大汗。因为他玩得极其投入。虽然社会很复杂，人际之间的冲突也很多，我们对于电影的感情就像一个孩子盼着要去的游戏场，但是这种“玩”和“玩电影”的心态截然不同，在拍电影的过程中都是极其认真，把它当作天大的事情去对待，但是人生观是盼望着到这个游戏场去玩。
因为我们在生活最底层工作过，对我们后来的创作以及感动于我们的东西也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们当时就像一群放肆的孩子，特殊的历史环境把我们扔在朱辛庄，这简直是天赐良机，让我们放肆地成长，就好像一批种子撒在了一片野地里，简直就是疯长。
我们这帮同学还有一个独特的东西——“我就坚持自己的东西”，从来不跟风，不跟大潮跑，特立独行。另外我们这帮人在精神上、人格上抱团，不是一天到晚非要吃饭、喝咖啡之类的，我们互相之间是欣赏对方，敬重对方。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百零八将，本来就是天下英雄，本来就是杀人电影界的一批英雄好汉，天命所致。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陶经
78级最知名的录音师
陶经是录音系最为知名的一位录音师，他自己也承认“我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他的幸运表现在同中国最顶尖的两位导演兼同学的合作，从《孩子王》和《霸王别姬》，到《活着》与《英雄》，陈凯歌、张艺谋最为知名的几部作品都是与陶经合作的成果。
陶经在评价一个人时，通常喜欢说这个人很“nice”，或许这个国际化的说法能够涵盖一个人的所有优点。他崇尚忘我工作的状态，又抱有“感恩”的态度，因为上电影学院仿若经历了一次生命的洗礼。在朱辛庄那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他们曾经怀抱着理想争论，也享受了争论的快乐。
陶经：我们拥有一样的血液从农场考进电影学院那个叫做“星火农场”的地方聚集了28000人，都是“老三届”后的那一拨儿青年学生。当时一个连队400多人，每年有回上海的七八个指标，但是每个人心里也都挺矛盾的，有时候想法比较分裂，说是要扎根、要进步这没错，甚至也会希望接近组织使自己更革命化一些；可是心里的另一个声音也非常强烈，就是特别想回上海，这两种想法都很真实。应该说三年的农场生活对我是特别重要的一段，看到过生生死死，看到过被忽视的人性。
当时受“文革”时八个样板戏的影响，人们都觉得做文艺、做电影的人是很不得了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我没敢想，原本是准备参加高考的，1977年没有考上，过了半年的时间又是1978年高考，因为电影学院提前考试，我当时仅把它当作一次练兵。
其实77届给我们的刺激是很大的，我始终记得那个场景，每天早晨6点农场的大喇叭就开始向28000人广播，记得那个磁性的男声真是不可比拟的好听。“东方红”的音乐放完后就开始念77届考上大学的人员名单，而且是一个连队一个连队地念，一个一个名字地念，我们都钻在被窝里听着，天还黑着，大喇叭带着回音清楚地念着每一个名字，可是没有我。
考完之后自我感觉还不错，但说实话没想到自己能考上，因为一共二十几个名额，我认为早被文艺界的子弟“开后门”占满了。我的数理化基础不错，也懂音乐，因为在中学的时候练过声乐也拉过小提琴，所以打下的基础很好，当时在农场文工团的时候经常又拉提琴，又上台表演，什么都要会一些。
记得那年正是春末夏初抢种稻子的时候，我从场部回来的人那里知道自己考上了。通知书像是包点心的那种黄乎乎的纸，油印的字盖了电影学院的章。我盯着那张纸激动得有点懵懂，用所有的钱买了罐头和酒，那天正好停电，我们就点着蜡烛聊天。我知道大伙儿心里面都有自己的想法，所以也不敢太张扬。我是那年“星火农场”第一个考走的职工。
录音系的人几乎都会乐器记得我们所有人看到电影学院的那块牌子，都迫不及待地要去领校徽，拿了校徽以后就小心收在塑料盒里，有事没事地别在身上，很光荣很体面的感觉。所以你可以从我们同学的照片里看到，很多人都是别着校徽的，尤其是第一批寄回家里的照片，100％都是别着校徽、站在学校的牌子之前踌躇满志的那种。
大家那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尤其体现在刚上学的前两年，就是抱团儿。因为导演系的人比其他系的都大，有什么问题了导演系的壮壮、江海洋、金韬他们一出头，别的系都很响应。大家因为拥有了为这个“高贵”事业去奋斗的精神，也就仿佛拥有了一样的血液，都是一个血脉出来的人。可以说延续到今天，这种同学情谊仍在起很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我们这一生。
我们录音系好像除了一个人，剩下的人全会乐器，当然水平参差不齐，但是水平高的有很多，我们系组织起一个乐队是没问题的。正好“文革”时的“五七艺术大学”分散后在乐器库里留了一大批乐器，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去挑。一到文艺演出我们就演奏，最典型的是四重奏《天鹅湖》，我拉小提琴，有时也弹贝司。
电影学院那时候是没有围墙的学校，四面都是农田和树林，我记得秋天的阳光洒下来，金色的地面特别的漂亮。我们就带着打好的饭，在树林里练琴，引来各个系吃饭的同学，那叫真正的浪漫。五点半老师回城的班车走了以后，大家可真叫一个“乱”，“乱”是解放天性，所以在田野里看到一对对儿的，一点都不新鲜。当时教工对我们也都比较宽松，只要别干太出格的事情，就不会管。
那时年轻，也容易饿，大家就自觉地补充营养，到地里掰玉米，到塘边钓青蛙，然后拿条裤子将两个裤腿一扎，把青蛙往里面扔，回来以后做了吃。
上学期间疯狂地看电影，不知道那时候哪来的那么多“过路片”，最多的一星期到城里九趟，看完后这帮人就开始争论。“争论”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课，争论中很多谬误的不清晰的东西就会明白，甚至擦出超越自身能力的火花。有的人逻辑性特别强，有的人擅长声情并茂，还有的用体力打持久战，最终他有力气说了最后一句话而占了上风。
毕业分配．黄宗英帮忙我喜欢北京，而且我认为自己以后想要做事情的话，留在北京可能会更愉快一些。我直到现在都在思考当时为什么不想回去？可能是个性的原因，主要还是对生活模式的向往和想干些事情。因为上海人的做事方式很客观、有效，工作和生活是截然分开的。当然不是说这种方式不好，可能我更适应前者，在工作之外作为朋友，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
我当时属于没有关系的，北京留不了，上海不回去，彻底抓瞎。有两个新兴的厂正好来要人，一个是潇湘厂，一个是广西厂。毕业分配这个事情很像《动物世界》，看到的都不是敌人，只是肉。本来是把我分到潇湘厂，档案都已经过去了，但后来一下子给我分配到广西，我认为不能接受，心里有一股气，觉得太被人左右了，于是就不服从分配。
在那时，“不服从分配”是很大的事情，好像身上有了污点以后再找别的工作都困难。那时谁是我的恩人？黄宗英阿姨。赵劲对他妈妈说的，老人非常帮忙，我和他们家素不相识，只是和她的儿子是同学，老人让我写信提几点理由，开会的时候带到文化部专管人事的人手里，她还告诉我，北京和上海已经完成分配，还有两个大城市，一个南京，一个天津，我想留在北京，就选择了离得最近的天津。一周不到，文化部下来一个小组，解决了电影学院遗留的11个人的工作问题，到最后全部去了天津电影制片厂。就在《黄土地》出来以后，我们这帮同学都非常欢欣鼓舞，觉得它实践了我们的美学观念。1987年我和陈凯歌合作了《孩子王》，至今我都认为那是一部非常纯粹的电影，现在不可能再有那种纯粹了。
1983年广西厂成立“青年摄制组”
《一个和八个》：“第五代”来了
在“第五代”之前，人们并不知道原来中国电影史可以进行这样的代际划分；在给“第五代”这个群体命名的同时又倒推了老师辈的“第四代”、活跃在新中国电影时期的“第三代”，以及解放前的“第二代”和“第一代”；而在此之后的新生代却不愿再沿着醒目的代群之路走下去。正如当年不知是谁创造性地给这群刚出校门、生机勃勃的青年导演冠以的称号一样，“第五代”导演注定要以对中国电影历史创造性地改写而将这一称号打得响亮。
中国电影的一次“基因突变”，拍摄于1984年的《一个和八个》即使放在今天的环境下来考虑，它仍然是百年中国电影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电影之一。虽然将中国电影以“代”来划分有些过于简单，但这部电影仍然可以说是一个时代开始的标志。
在80年代初期，作为一直深受苏联电影模式影响的中国电影界，能够诞生出《一个和八个》这样风格迥异的电影，确实可以说是一次中国电影的基因突变。而正是借助这次成功的尝试，所谓的“第五代”才开始正式登上中国电影的舞台，并在随后的20年里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电影的发展和走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和八个》对当代中国电影的贡献远大于其艺术上的创新，因为本片中所尝试的影像风格并没有在其后的中国电影中得到完整的延续和发展，而是在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后功成身退，成为中国电影史中的绝响。
对于这次中国电影的“基因突变”，和当时的大环境自然是分不开的——-女口果当时没有出现这部电影，也许会有另一部影片出现，来取代它所应发挥的作用。毕竟对于刚刚获得话语权的78班来说，那么多曾经被禁锢的时光和在其中煎熬的心灵，足以让他们进行一次空前绝后的爆发了。
但为什么这个对中国电影的突破最后落到了《一个和八个》上呢？也许正是应了那句“时势造英雄”。被“发配”到广西厂的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四个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最后成为了这个导致突变的元素。
对于任何一部中国电影来说，刻意强调某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太现实的。但如果仅仅从《一个和八个》的艺术成就来说，如果这部电影没有摄影张艺谋近似执拗的坚持，《一个和八个》是不可能凭借画面造型的力度和象征性震撼中国电影界，并顺理成章地使本片的成功带动了一批中国电影的创作。而这种画面造型上的极端大胆的尝试，如果不是摄影张艺谋面临重重压力仍然初衷不改，那么本片可能会在各种外界压力的逼迫下变形成一个最后什么都不是的电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张艺谋对于中国电影的改变也许早在这个时期就开始了。
《一个和八个》可以说是极端夸张的不对称不均衡构图，后来曾经在《黄土地》和《大阅兵》中继续得到小心谨慎地应用，但已经没有了《一个和八个》中那种狂野而大胆的气质。而张艺谋转为导演后导演的那些影片，虽然也能够在影像中看到当年的痕迹，但就电影本身的气质而言，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已经如同那些时间一样消逝了。也许正如谢园所说“我们在最青春的时候浑身赤裸地在冰天雪地里呼喊过一会儿，寒风刺骨，痛快淋漓，至今每每想起都是痛至心扉的感觉。而当你再次刻意去呼喊的时候就不会有这样的力量了。”张军钊：这是一代人的成功毕业分配我们四个人分到广西电影制片厂，我一个人最早到的广西，记得当时特隆重，厂长、书记开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这个刚毕业的学生，挺感动的。我们去之前就跟厂里谈了，苦不怕，唯一一个条件：给我们创造机会，让我们独立拍片！我们几个人刚刚进组跟其他片做副手，几个人也都不老实在厂里干活，因为当时潇湘厂吴子牛他们要成立“青年摄制组”了，也是我们的一帮同学，厂里听说后赶紧把我们从各剧组调回来决定马上成立“青年摄制组”，我们四个人就开始组织剧本，决定选厂里已经通过的，不另起炉灶了。到文学部的编辑那儿要了《一个和八个》的剧本，看完以后当时就决定要拍这个戏，因为人物关系非常好，大伙儿看了以后都同意。
为了这个青年组和第一部戏，我们找到“老大哥”郭宝昌，拜了“山门”，他非常帮我们，有些要求不好向厂领导直接提的，他帮我们说些好话。
后来本子改出来后先拿给郭宝昌看，他并不掩饰，拍案叫绝，觉得这帮小子真是厉害。当时定下来的调子，就是按照“诗电影”的路子来拍，中间有很多调整，尤其是结尾部分和厂里领导的意见有很多不同。
片子真正跟观众见面的时候，我其实已经被折腾得一头雾水甚至麻木，丧失判断力了，因为一会儿被提出这儿有问题，一会儿又被通知那地方要改，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这个片子是好还是不好，就是感觉很糟糕。拿到学院“新影”放映厅去放的时候，我坐在后面的放映室里透过小窗子看到影片结束后全体站起来使劲鼓掌，激动得不行，我才知道影片成功了。从那时起就开始了《一个和八个》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