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曲折，不知道要考什么内容，也不知道有什么专业，我就写给电影学院老师一封信，向他们咨询像我这样的情况适合报什么系。我那时参军复员以后是在当地的影剧院工作，大量时间看电影和戏剧，有点像自学。但是具体是搞导演，还是编剧，还是演员，什么也不懂，但特别坚定的一个信念就是要搞电影。
后来接到电影学院老师的回信，表示我其实适合考电影文学系，可是当时电影学院还没有设文学系，说让我在自己的实践中创作，其实就是把我否定了，后来连招生简章都没有给我寄来。很有戏剧性的是，我有一个朋友，他比我小，是应届毕业生，他开玩笑似的到电影学院要简章，结果要到了，但是他又不想去，结果就让给我。当时如果没有朋友的这个报考表格，也许我就不会和电影学院有什么后文了。想起来真是有意思，冥冥之中帮助了我。
电影学院最大的好处是自由原来自己看电影喜欢总结一些东西，没有老师指点也没有系统地学习过，后来到了学校后就可以印证自己总结的东西到底对不对。另外，我觉得电影学院区别于别的学校最好的一点是无比自由的氛围。老师对我们更多的是启发，而不是像戏剧学院那样正规，所以当时说“电影学院出导演，戏剧学院出表演”。西方电影一下子进入后，老师和我们几乎是同时开始接受这种新的电影观念，“教学相长”。可能正是这种自由驰骋的感觉给了我们反传统、革新的勇气，所以后来《一个和八个》的出现与学校培养出来的东西是分不开的，像长在身上一样。
我原来和电影毫无关系，到电影学院以后如饥似渴地需要借鉴大量的东西，特别是和壮壮、凯歌他们这些电影世家的孩子比起来，我的电影基础就比较薄弱。那时我看东西比较杂，哪怕这个片子有一丁点值得学习的我都记下来。我实际借鉴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各种片子的影响都有，具体到哪一部影片倒是很难说清楚了。
毕业“捆绑”去了广西厂当时比较普遍的情况是各个系的人配置到一块儿分别组成几个拍摄小组拍短片。我当时觉得五六个导演在一起弄一个片子特别容易混乱，也很难统一意见，所以积极性不是很高。就在这时候司徒兆敦老师跟我说，电视剧制作中心那边有一个电视剧可以拍，不是胶片是电视短片，问我是否愿意去，我就没跟他们在_块儿，一个人去拍了。这个片子叫《路》，剪完后一个小时多一点儿，主演是周里京。
记得“第五代”刚出来的时候，大家好像把我们几个人老弄混，当时经常出现吴子牛的照片，文字上说的是我。可能大家觉得这帮人的模样都挺像的。我的胡子是一毕业就留的，也不是特意留的，就是因为人比较懒，每天刮胡子是很麻烦的事情。后来我发现我们班的好几个人，比如田壮壮、凯歌、吴子牛当时都胡子拉碴的，不修边幅的样子。可能做这个行当对生活本质的东西看的比较重，相反不太注意外在的东西。
毕业分配的情况很严峻。谁不想留北京？但是当时的情况是北京的学生都不一定能留在北京，外地学生就更别想了。我是从新疆考过来的，但是新疆天山电影制片厂当时没有指标，我不会回去，到哪儿都一样。我当时比较想去潇湘厂，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去广西厂，我虽然心里有看法最终还是服从分配去了。当时已经确定的有摄影系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他们找到我说已经定下来我们几个要去广西了，一定让我去，说否则就没有一个导演，整个组不完整，意思是我们几个今后就绑一块儿了，今后互相照顾干点事情出来。结果“绑一块儿”的这几个人拍出了《一个和八个》，这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李少红
探索女性情感和精神世界李少红的影视剧被冠以唯美主义的称号，她的作品都有精美的画面、考究的服装和诗化的语言，而这些影视剧的主人公清一色的都是女人。在那个曾经“中性化”的年代里，李少红在懵懂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女时代，然而内心并不安分的她却一直在寻找“出走”的机会，电影最终成了她出入梦想的途径。
从电影学院毕业到结婚育女，在78班同学纷纷拿出彪炳史册的好作品时，李少红直到1988年才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银蛇谋杀案》，她饶有兴致地塑造了一个孤独怪癖的杀手。当那些敏感的成长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李少红也逐渐形成了以主观而局限的女陛视觉来感受历史的独特的电影风格，她鲜明而执著地去探索女性个体的情感和精神世界。
李少红：目标很坚定，就要做导演一首长诗打动老师恢复高考时是想报考医学院的，因为当时我在南京军区基层部队医疗队当护士。我母亲在北影厂，但她当时不太赞成我学电影，因为她自己切身体会搞电影实在太辛苦了。
后来决定去考电影学院，是因为喜欢。从14岁到17岁，我在四川当过4年电影放映员，放过很多电影。小学读到六年级，后来基本靠自学，记得当时把县城图书馆的文学书、历史书一本本借来读，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都是那时候读的。
对人的描摹有一种特别强烈的愿望，或许这与电影有关。
考试时我朗诵了一首长诗《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根据考试规定，一个考生只能朗诵5分钟，人家跟我说你朗诵这首诗没人敢打断你，结果我朗诵了整整15分钟，果然监考老师没一个人喊停。
读书看片谈恋爱在电影学院最大的收获是大量的阅读。这种阅读既包括阅读电影更包括读书。我当时对历史特别感兴趣，看了很多历史书籍，尤其是世界史部分。看书第二多的就是现代文学，我现在还留有当初买到的那套很早翻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名著，可真是宝贝一样珍藏着。
当时特别厌恶-切艺术中的虚假，厌恶得很，而最贴近生活反映真实的片子我们就很喜欢。比如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后来还有法国新浪潮。黑泽明的影片给我很大震动，《罗生门》让我思考个人化心、理电影的拍摄方法，还有特吕弗的弥台击钢琴师》、《四百击》等，记得当时我们很详细的读片笔记，这些影片对我们后来的创作也的确影响很大。
曾念平当时在电影学院比我们都高一届，但比壮壮、凯歌他们都小一些，比我大一岁。那时他已毕业留校任教了，我们这班人拍毕业作品时，曾念平是摄影指导教师。到了大学最后一年我们好起来的，那时候特别单纯，就是想嫁给他，我们既可以是事业上的伙伴，又可以是生活里的伙伴。
好像一下子就懂了导演是怎么回事到了开始小组拍毕业作品时，田壮壮带了一大帮人拍《小院》，潘渊亮他们拍的是《我们的田野》，夏刚他们组是《我们还年轻》……当时是整个78班各个系弄散了组合成摄制小组。还有另外一批同学是到电影制片厂跟着正在拍摄的片子做导演助理，凯歌当时跟儿影王君正导演拍《应声阿哥》，我、彭小莲参加青年电影制片厂韩小磊导演的影片《见习律师》，韩小磊导演也是我当时考电影学院时的考官之一，我印象特别深。拍作业有拍作业的好处，跟剧组也有跟剧组的好处。
毕业分配也有很多波折，因为我进校之前是军人嘛，算是南京军区的兵，退伍转业复员到北京，我的户口所在地是北京。这就比较麻烦，如果是军人应该是要分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但因为已复员就不知道该去哪了，后来档案就转到高校，重新分配后，到了北影厂。
记得当时还有一插曲，广西厂当时来电影学院要人时，导演系没有人，摄影那边张艺谋、肖风，美术系何群巳确定要去，他们要找导演系的同学，否则组不成一个摄制组，他们还鼓动过我。我当时热血沸腾都想去了，最后没有去，结果导演系去的是老大哥张军钊。
1982年的时候，我和夏刚给老前辈谢铁骊导演的《包氏父子》做副导演，记得当时做字幕的时候上面不让上我们的名字，因为当时刚刚毕业，好像还不够资格，结果谢老特别好，特意去申请给我们的名字上字幕，最终写的是“见习副导演”。当时主要负责剧务方面，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现场反映问题，以及学习导演处理事情的方法，那时好像忽然一下子就懂了导演是怎么回事。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夏钢
新时期都市情感电影代表导演
曾有媒体说，夏钢的电影长篇处女作《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曾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也许这句话更多的是在形容王朔原作的影响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拍摄了《大撒把》、《无人喝彩》、《遭遇激情》等都市情感题材影片的夏钢在当时的电影观众中建立了不同于其他第五代导演的声誉。
夏钢：就是要把爱情作主题当时全校只有一台摄影机报考北京电影学院是我的第一选择。不过当时父母是反对的，他们俩都是文艺工作者，不太愿意一家人都做同样的事。“文革”时期我当了8年的修路工人，恢复高考之后，我自然会选择自己喜欢的事去做。
那时库存的片子和电影的资料很少，主要是老电影和前苏联的片子。很多老师都有参与老电影拍摄的经历，他们在讲课时更多的是一种回忆。新的电影会从大使馆那儿借过来，老师也基本上同我们一起看，本着共同学习的态度来授课。给我影响最大的电影是《党同伐异》。当时电影的拷贝不全，影片并不完整，但是影片的思想内涵和拍摄观念都令我耳目一新，这是我第一部仔细研究的电影。再到后来看安东尼奥尼等大师的片子，逐渐辨别出自己的喜好。但是我不太喜欢好莱坞的类型片，因为对类型片的研究应该针对市场，而非电影本身。
当时的实践机会少得可怜。虽然老师会不断地布置作业，但是当时全校只有一台摄影机，三年级以上的导演系和摄影系的学生才有机会共同拍16mm的作业，想参加剧组也要自己去联系。
不服从分配．不愿去潇湘厂我的毕业作品是讲述年轻人情感生活的短片《我们还年轻》。我们凑了五万元的拍摄经费，剧组成员自然都是本校同学，35mm的摄影机和胶片是学校提供的，不过制片也是学校派来的。这部短片一共拍了两个星期，效果还不错，当年作为首次带到国外的学生作品，参加了第12届世界大学生电影节的作品竞赛，是5部获得提名的作品之一。
电影学院有个传统，学生会主席可以自己选择工作单位，同时还有个文件，在北京带工资的学生工作单位应该分配在北京。这两条我都符合。当时学校电影界的子弟比较多，学校不得不考虑这一因素，他们想把我分配到潇湘厂工作，但是找我谈话时也很为难。老师对我说，潇湘厂虽然是个小厂，但是机会比较多，这次分配过去的学生也不少，学校希望能有个带队的，因为我成绩好、能力强，所以想让我去做这个头儿。
我能理解老师的难处，但是我对老师说不行。后来几经努力，终于让我把关系落在北京市政工程局，当时正好有机会到谢铁骊的剧组去工作，所以就以借调的名义把我安排到北影厂工作。
首次独立执导拍摄王朔小说毕业后参与拍摄的第一部作品是《包氏父子》，我做的是副导演和场记的工作。当时影片中上工作人员字幕的时候，因为我是新手，别人不同意打上我的名字，但是谢导说，人家工作了为什么不能上？这才将我的名字打上，不过后面加上了括号“见习”。
我首次独立执导影片比别人都要晚一些，因为我觉得自己还行，应该会有好的机会留给我。当时有人找我拍《黄天霸》的续集，拍摄资金180万，但是我拒绝了。我认为第一部作品要拍就要拍我喜欢的，否则我宁可不拍。后来终于找到了王朔的作品《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虽然审查过程一波三折，但是大家还是比较善意地让这部作品出来了，而且反响也不错。
后来拍摄的《遭遇激情》、《大撒把》等影片都是以都市情感为题材，其实是与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一直都生活在北京，以往看过的电影都是以农村和部队戏居多，即使像写城里人生活的《瞧这一家子》，其生活观念都仍留有农村的痕迹。大部分的爱情影片都是以社会价值观念作为标准，追求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爱情和情感其实只是附属品。所以我在拍毕业作品时就明确了一点：感情就是我作品中的灵魂。当我说男主人公喜欢一个女孩就是因为女孩长得漂亮时，很多老艺术家有些瞠目结舌。我想我只是较早地把纯粹的爱情作为影片的主题。
关于代的概念就是从第五代开始的，中国电影的发展轨迹也是从第五代开始摸索出现的。我觉得第五代的意义一是让世界了解了中国电影，二是创作者开始把个人特征带入到作品中来，也就是出现了个人化的电影。由于历史原因赋予了第五代丰富的人生经历，所以他们的作品的灵感、质感是来源于实践，而不是理论。但是第五代的创作并没有达到一种极致，他们仍在适应变化的过程中不停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