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懵了，从来没见过一个电影的摄影助理唱主角的。壮壮很可爱，把我们仨叫～屋里，悄悄告诉我们，这是电影厂，不能再像拍《小院》那样，以后有话要在底下说。我们开始还不理解，真拍上了就感觉受了打击，影片前三分之一，我们还主动发表意见，后面就是各司其职了。不过，现在想来，我们那时有许多想法都是很幼稚的，张艺谋那时的主要理论是打破常规拍摄，我则迷恋长镜头，后来一想，这么一部儿童片加动物片要真照着我的想法用长镜头，不知要多少个小时。
拍《红象》遇到的困难的确不小。导演组的压力其实更大。《红象》中的大象是缅甸反政府武装的，大象要通过政府军的封锁线进入中国，当时，这两头象能不能弄来就一直是个未知数。
拍摄前，我们可借鉴的电影很少，因为当时能看到的动物电影本来就很少，借鉴得最多的一部电影是《黑驹》，还有一部是塔可夫斯基摄影师尼科维斯特的片子。拍摄中，很多方法都是现想出来的，比如拍摄豹子那场戏，我们从低视角拍，拍得很惊险，我对这段还是比较满意的，但后期被剪掉很多，理由是怕吓坏孩子。
《红象》上映后，电影学院欢呼声一片，主要原因倒不一定是觉得片子拍得好，主要是我们这届第一次把名字打到银幕上去。大家觉得这是一种集体的光荣吧。《红象》也是儿影成立的一部关键电影，但是，它在社会上的影响显然不会有《红孩子》那么大。
作为摄影师，我们的选择自由并不大，但是，我们这代人更多地迷恋像云南这样的异域风情。我们与第六代不一样，他们是从拍摄身边起步的，我们创作不出这种社会故事，我们选择了一种逃离。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田壮壮
从来没想过要做电影
在上学的时候，田壮壮是电影学院无可争议的轴心人物，不但导演了《我们的角落》、《红象》和《小院》，在《猎场札撒》、《盗马贼》前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作品系列，而且还把侯咏、吕乐等人团结在自己身边。谈及田壮壮，不少78班同学比较集中的观点是“他是唯一一个现在还坚持拍自己东西的人”，“坚持”对于田壮壮更多的是一种“自然而然”，并不较劲也并不挣扎。如今，田壮壮从学校又回到了学校，从27年前的学生成为了导演系系主任，万水干山后又回到了那个曾经神圣的从前。
田壮壮：从来没想过要做电影那时候不喜欢看电影其实我做电影这个事是挺奇怪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做电影，我从来没有想过今后会做电影，我那时候也不喜欢看电影。然后就考进电影学院开始学电影，也不想学导演，却莫名其妙地学了导演，学导演的时候呢，也没想就真当个导演去拍个什么。
在大三的时候开始拍《我们的角落》，拍完这部片子后没想再怎么着，就又有了《红象》。后来拍毕业作品，拍《小院》有这么多朋友来帮你，三个导演、四个摄影、十四五个演员，就是觉得挺莫名其妙的，感觉总好像是有谁在帮忙似的。快毕业的时候当时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老前辈金山找我，因为《我们的角落》最终没有播出，他给我一个本子让我们拍《夏天的经历》。
电影不是教出来的我们当时的这帮人进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都觉得电影是非常神圣的事情，像是庄严的仪式一样。而且学电影没有那种“一剑封喉”的高招，各有各的方法。我一直相信电影不是教出来的，你可以遇到良师益友，但只是给你一些启发而已，最根本的是靠自己。
马丁·斯科塞斯是特别重要的～位导演。《出租汽车司机》看了很多遍，当时觉得特吕弗的《四百下》是真正的电影，日本的小津安二郎对人生的含蓄探索是东方的。中国导演中水华导演的修养和学识深厚，功夫不在表面技巧上，功夫在人格、学识修养和悟性贯通上。
毕业后把同学全看了毕业分配我分到了北影厂。我们毕业散伙以后，晃荡了好长时间也没事干，其实当时也无所谓干什么。那时候凌子风老导演拍《骆驼祥子》，他问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拍的吗？我说还有三个经典的东西可以拍，一个是《死水微澜》，一个是《春桃》，一个是《边城》，后来这三个经典老先生还真一口气拍下来了，他就真让我跟着他拍《边城》，让我做副导演。我那时候心想，自己肯定也该做副导演了。
正帮着找演员，到了广西，“发配”到那儿的张军钊、张艺谋、肖风、何群他们正在弄《一个和八个》，为剧本绞尽脑汁正发愁呢，我们几个就商量，我和何群负责每天三顿买菜、做饭，让他们哥儿几个好好讨论，晚上我们一块儿撒开了聊，那段时间过得确实挺有意思的。
回北京以后，严婷婷找我说写了个本子叫《九月》，问我能不能帮着拍，我就问凌子风导演说有个片子想让我拍能不能去，他老人家挺开明，就说“去吧！”正好那时他有两个副导演，后来我就去了。
《猎场札撒》是最初的冲动很多事就像连环一样，给凌子风导演做编剧的姚云又认识江浩，我看到江浩的很多东西，非常喜欢，就约江浩一起过来改剧本，改了个剧本就是《猎场札撒》。当时拿着这个本子到北影厂，人家没太当回事。后来又开始改张锐的《盗马贼》，那个时候也从没想过要去找钱，剧本就是改完了就完了。
那时候正好有个国际电影回顾展，请来了不少国际著名导演，记得有马丁·斯科塞斯，我就特别想去看他们的电影，后来谢飞老师帮我挤进去了，我就在电影院特着迷地看，看着看着江浩来一个电话说：“内蒙厂可以拍《猎场札撒》了！”记得当时挺惊喜的。跑到内蒙厂和他们谈，他们不懂我们要干什么，就给我们几本胶片、一些演员，我们在草原上晃荡了一个月，摄影是侯咏、吕乐。其实本来这个剧本和后来通过的不一样，但是我觉得想拍就拍了。《盗马贼》也是类似的情况，后来西影投拍了，吴天明非常信任我们。
发现对电影刻骨铭心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好像戏可多了，只要想拍都能拍成，挺好的一个环境。拍完《盗马贼》后就觉得没意思，到处让我们改，我也不太愿意。后来一琢磨，算了吧，谁能出钱就拍什么，什么都不在乎，没追求了，有活干就干，没活干就打麻将。这么混了几年觉得没劲，还是得拍自己喜欢的片子，于是就拍了《蓝风筝》，从那儿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是想拍什么了，那时大概40岁。
可能随着年龄变化，慢慢开始梳理自己，才发现自己对电影的感情还是挺刻骨铭心的。开始拍《猎场札撒》、《盗马贼》的时候特别想坚持自己的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挺强烈的。一方面是电影形态上的，另一方面是态度上的、内心的情绪。那时候主要想表达关于人的本体、信仰、生死的东西，其实都有点“借题发挥”。最好的事情是认识了伊文思，他给予我很多精神上的引导。
后来觉得电影这东西不是一个人就能拍，就能改变什么的。但是你可以不拍，可以不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点是能够做到的，所以就挺“事儿”的，挺偏执的。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吴予牛’《喋血黑谷》成为1984年票房冠军吴子牛，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中的一员骁将，因用全新视角和手法拍摄战争题材影片而具有独树一帜的风格。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偏爱战争、流放、历险，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
吴子牛：当年一度想退学吴子牛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属于战争题材的作品，偏爱战争、流放、历险，探索人在生与死、血与火、绝望和磨难的困境中灵魂的挣扎，所以吴子牛又有“嗜血导演”之称，被评论为“醉心和迷恋苦难与暴力”。
近年来吴子牛也开始介入电视剧的拍摄，《天下粮仓》就出自这位饱承忧患的导演之手。
2004年底，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吴子牛个人影展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联邦广场举行，这是第一次由中国导演在澳大利亚举办个人影展。这次影展放映了吴子牛导演的5部作品，《晚钟》、《英雄郑成功》、《南京大屠杀》、《国歌》和《火狐》，尽管这几部作品都讲述的是战争与和平的主题，但所选择的事件、人物和视角却截然不同。
那时代几乎所有电影我全看粉碎“四人帮”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历了一次文艺复兴。从1971年到1977年，文艺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么萧条，反而很热。那时有很多人都学绘画、小提琴。我在地方话剧团工作了一段时间，排演了几个戏，回城后自然就想考中戏、电影学院。我那时交往的朋友也大多如此，他们大多喜欢音乐，有很多上了音乐学院。我是从四JII到西安考区参加的电影学院招生考试，初试是编小品，或给一个东西结构一个故事，比如一把手枪、一张白纸。复试是放一部电影，然后两个小时写个评论。考的主要是基本素质，我很顺利就考取了。
在进入电影学院之前，对电影没有很深的了解，但和许多同学一样看了很多电影。我住的旁边就是～个影剧院，可以免费看电影。我总坐在银幕的背面，那个时代几乎所有的电影我全看了很多遍，对里面的台词都能倒背如流。。
上了两个月的课想退学电影学院当时使用的还是莫斯科电影大学的教材，以苏式课程为主。当时，最大的收获是能看到不少外面根本见不到的教学参考片，比如法国新浪潮、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片子，包括费里尼、伯格曼、安东尼奥尼、特吕弗等。这些片子对我们的冲击最大。
只上了两个月的课，我就觉得很失望，甚至一度萌生了退学的念头。后来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仔细想了两天，我从四川来到北京是为了什么？后来我还是决定留下来了。主要是觉得这是一个四年的完整时间，这是最宝贵的。至于如何利用、能否利用得好，那是自己的问题。
而且，电影学院最大的优点是相当自由。由于我们这一届有很多年龄很大的学生，思想比较定型了，非常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就派出代表与学校交涉，改变教学方法。哲学课就是在大家的要求下改革的。还有，这四年，我一直没上过体育课，因为我身体非常好，体育课时，我就上图书馆看书，抄《圣经》。我之所以抄《圣经》是因为感觉西方的文化都是以之作为起点的。另外，我们与大多数老师之间的关系也都很融洽，其实在电影学院的这四年，是老师与我们共同学习的四年。
当时，我们大多抵触好莱坞，崇尚欧洲电影。我当时觉得好莱坞从技术上是一流的，但是没有任何思想和灵魂。而且，拍这样的电影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可能。而欧洲电影则比较接近我们那时的精神状态。其实，对我而言，这一点至今也没变。
大三时我参加北青和峨眉联合拍摄的一部片子，这是一部伤痕电影，主演是张纪中。
第一批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导演毕业时，很多人都想留北京，我则直接要求去外地。当时潇湘缺人，我就去了那里。同时分去的有18个人，最终去了13个。当时，厂里急着要上戏，我很快写了个剧本，给厂领导读了四个小时。领导觉得不错，就叫我自己当导演拍摄。这就是《候补队员》。我于是成了我们这一届里第一个当上导演的人。我找张黎当摄影，谭盾配乐。1983年，我到北京，田壮壮告诉我《候补队员》得了“金鸡奖”特别奖。我告诉厂里，他们不相信，还说不要扩散。后来，得奖消息传下来，我们还赌气不想去领奖。最后，领完奖就迅速离开，拍第二个戏去了。
其实，进入制片厂后，大家很迅速就走上了正轨，按照老体制去拍片。但是，这之中观念的碰撞是很剧烈的。找同学合作一方面是关系好，相互了解，最主要的是因为观念比较接近。比如，毕业不久我拍了一个北京的纪录片，当时很多人看了都很吃惊。因为这既是北京，但又和他们看到的北京不同。我没有拍任何名胜，拍的是四合院、胡同这些最平常的场景。
我们是第一批受西方现代思潮影响的中国导演。这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那时一直坚持不使用专业演员。在《鸽子树》中，我便开始使用非专业演员，但是因为题材原因，这部电影没有公映，后来的《喋血黑谷》我依然没有使用专业演员。
北京电影学院“78班”之张军钊
第五代发轫之作《一个和八个》
张军钊这个名字在“78班”中与两件事情密切挂钩，经常被大家惦记。一件事是他从新疆来到北京，四年后去了没人愿意去的广西，没半年就拍出了《一个和八个》，成为当代电影史中被浓墨重彩描绘的一笔。另一件事更值得称道，1980年夏天导演系同学到大连某部队深入生活，疗养院播音室的一位女战士和张军钊“私订终身”，这位女战士后来成为张军钊的夫人，也是78班同学们的伙伴。“好男儿志在四方”的魄力与天造地设的好姻缘就是这样不期然地相遇。
张军钊：电影学院给了我自由报考时考官错喊“张军剑”1977年恢复高考，电影学院并没有招生，所以当时也不知道能报电影学院，报的是普通的文科大学。电影是在很早就开始热爱的，但是原来是没有这么一个专门学电影的地方供你选择。后来就在我准备报考文科大学的时候，特偶然的机会看到《人民日报》上登的一则消息：“北京电影学院招生”，一看，立马决定要报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