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这部电影时，这个武打镜头可能只有两分钟，但在拍摄时，要花上三天到四天的时间，这是很艰难的。再回顾那些日子，我们没有任何保护衣物，像现在，我们有暖气和防水布等物品，在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也没有这么多的预算，唯一有的就是我们的精力。在拍摄后的第四天，我再也没有办法把手指伸直，我引人注目的手掌已经干枯得像爪子一般，花了一个星期在中药的治疗下，才恢复到可以使用整只手。我猜大概是因为肌腱在不断的冷热交替下开始萎缩的缘故。
“看了李小龙和成龙”当时有机会看到了所有李小龙和成龙的影片，我认为他们各有特长。李小龙的特点是刚健有力，有实战感，腿功尤其好，很好看；成龙的腰功和腹肌都很好，动作出入意料的诙谐有趣，笑料很多。他们很少使用兵器，都以拳术为主。共同的长处是有丰富的电影拍摄经验，会非常巧妙地运用电影镜头和技巧。
《少林寺》是我第一次拍电影，缺乏经验，尤其是影片中的“文”戏部分感到不太满意。
李连杰拥有很好的观众缘选择李连杰李连杰10岁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当年在北京拍运动会纪录片时，他有时候过来看，说他很想拍电影。我们说：“走走走！你太小了！”给《少林寺》找小虎这个主要角色时，我就直接想到了他，因为从他的武术表演可以发现，他端正纯洁的外形能让他拥有很好的观众缘。
没经验不是问题武打演员基本都是运动员，他们虽然没有演戏经验，但运动员见到的大场面多，经常在超过万人的观众面前表演，不会怯场。但是普通人对着镜头还是容易发抖，有时拍一个只有两三句对白的近景要拍两三个小时，因此我们只要求演员表现自然，由摄影师去适应演员。但我们拍摄的时候要求真实，都是在硬地上硬摔。
那个年代的预告片我们那个年代的电影预告片都是有了成品之后才根据电影内容编写出来的，而且，我们本来没有打算在国内找市场，剪辑的预告片也是为了照顾海外的观众，因为拍摄《少林寺》的初衷就是因为国内风景在海外是很受欢迎的，海外华侨希望看看中国的风土人情，也希望看到真正的少林寺在哪儿。
真功夫和现在的武侠片现在的武侠电影运用电脑特效之后更加丰富化，谁都可以来演，但我觉得它反映的不是中国武术，《少林寺》标榜真功夫，是为了推广中华武术，并且刻意强调的是要让观众看清楚武术动作。也许会有人怀念真功夫电影，但现在条件不允许了，电影公司找不到那么多运动员来表演真功夫，武术运动员也没有当初那么多种风格。再说，看惯电脑化的武侠电影的观众，看真正打得辛苦的武术电影会觉得视觉上得不到满足。
八零初类型片之名著改编片
1981年岑范、严顺开携手《阿Q正传》
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的电影是拄着文学拐杖前进的，实不为过。
历届的金鸡、百花奖的获奖影片中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占据了很重要的席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现当代作家的作品成为电影改编的主要对象。
恺撒的归恺撒，阿Q的归阿Q名著改编电影的传统在中外都是由来已久，而争议也许从这一类型电影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没有停过。灵活创新与破坏原著精神只有一纸之隔，忠于原著和死板僵硬也不过是硬币的两面。
改编《阿Q正传》这部毫无争议的白话小说经典，应该是项危险系数很高的工作。拍得再好，不过是鲁迅先生的功劳，稍有差池则定有狗血淋头。据说鲁迅在世时曾告诫试图将《阿Q正传》改编成话剧的洪深，阿Q的演员无法找，弄不好就会拍成滑稽戏。鲁迅一定不会想到，几十年后，阿Q登上大银幕时，扮演者恰恰是个滑稽戏演员。
其实，与对原著精神把握的尺度相比，演员可能还只是一个次要问题。阿Q这个不朽人物是“杂取种种人”而成，鲁迅自己说：“人物的模特儿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自诞生之日起，这个形象就是整个种族国民性的代表，阿Q的性格特征包括一系列引人注目的缺陷，怯懦、守旧、愚昧、自欺欺人、精神胜利法。阿Q是愚昧的国民的镜子，是劣根性的集合，是对思想启蒙的期待。
然而，与当时很多作家相比，鲁迅的伟大在于他并未再往前跨出那一步。他没有在阿Q这个形象上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尽管阿Q思想偏狭、丑陋，生活麻木、可怜，但这种恶和以崇高的名义对庸碌生活改造所释放的恶相比微不足道。
自阿Q诞生以来，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动，对阿Q的理解随着时代的改变而起伏不定。1981年，新时期刚刚开始，观众有理由对此时改编的这部电影心怀疑虑，导演和编剧会不会跨出鲁迅并未跨的那一步，让一部涕泪交织的悲喜剧成为符号的堆积。
事实证明，岑范和陈白尘给出了一份几近完美的答卷。阿Q还是那个阿Q，赵秀才还是那个赵秀才，假洋鬼子还是那个假洋鬼子，没有流氓无产者代表，没有封建地主阶级代表，没有买办代表。有赖严顺开如有神助的表演，鲁迅笔下的那种调侃与辛酸的交错感，真实地呈现在了观众的面前。
都说鲁迅笔下的人物多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相信，导演的心里和我们一样，阿Q可气、可恨、可悲、可恼、可恶，但终究是一个可怜。让这个人物长存于世间的，绝不是他身后的滚滚旗帜，而是埋藏在他潜意识深处的大悲哀。
阿Q，代表中国走进戛纳继《祝福》在50年代被桑弧导演搬上银幕之后，鲁迅的小说《伤逝》、《药》、《阿Q正传》在80年代初鲁迅诞辰100周年之际先后拍成电影。其中，尤以上影厂出品的《阿Q正传》延续了海派电影的精髓，在鲁迅的故乡绍兴上演了一出悲喜剧。最值得铭记的一笔是该片代表中国内地电影第一次参赛法国戛纳电影节，滑稽戏演员严顺开的阿Q形象也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鲁迅笔下的阿Q没人敢拍拍这个戏真正是阴差阳错，我其实是不够条件接这个戏的，当时听说这部片子的主创阵容是导演黄佐临、编剧陈白尘、主演赵丹，据说赵丹还是一人分饰阿Q和鲁迅两个角色。由于赵丹1980年病逝，佐临导演就婉言谢绝接拍这部戏，后来听说厂里考虑了很多导演。
我那时正借调在珠影做我自己的剧本，是武侠题材的《宝剑恩仇记》。本子做得差不多要准备开拍了，上影厂打电报让我速回上海，后来厂长跟我谈让我接《阿Q正传》。我那时一门心思想着武侠片，真是不敢接这个戏；另外我在舞台上演过话剧《阿Q正传》，我知道拍这部片的难度。鲁迅先生在生前就对《阿Q正传》有所顾虑，说它不宜改编，担心舞台化的阿Q流于滑稽可笑而损伤原形象的价值。
“精神胜利法”救了我我想我要是拍这部影片一定不能弄过去的老东西，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是在找“出口”。最困难的时候，也正是“精神胜利法”救了我。后来我在心里面为自己找了一条退路，我说如果我拍砸了，有人批评我，我就反击“那为什么你不去拍？你不敢拍，至少我还拍出来了”。这虽然是个笑话，但是确实给我减轻了不少压力。
另外，鲁迅这么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学巨匠，他这一关怎么过？当时我想，导演也有“表现欲”，也有自己的看法、视角和追求，鲁迅这么个大人物，我这么个小人物，怎么动他的东西？后来还是在阿Q身上得到了启发，我想99％我没法和鲁迅比，但是拍电影我还是敢比的，鲁迅不一定懂得导演，在这一点上我有可能比鲁迅做得好。就这么自己和自己较劲产生了创作冲动和激情。自我怀疑过后进入状态，我想起50年代香港长城公司曾拍过《阿Q正传》，一比较心里有数了，至少我们拍得绍兴味儿很足！后来看了滑稽戏《阿Q正传》，北京青艺话剧《阿Q正传》，绍兴绍剧团演的《阿Q正传》，我找到了自己想表达的感情。
笑声里的悲哀拍《阿Q正传》，我把关键点落在精神上，因为阿Q无大恶，他是劳动人民，没有妻子孩子，也没有老子，孤身一人，没有家，没有朋友哥儿们，没有后台，什么也没有，如果没有“精神胜利法”，他怎么解脱？受的气又如何排遣？我是非常同情这个人物的。
鲁迅笔下的人物很多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母亲从小教育我们不能欺负穷人家的孩子，要平等相待。所以在处理阿Q这个人物的时候，我强调“哀其不幸”的一面多一些。很重的一场戏是阿Q“调戏”吴妈，我跟严顺开说那应该是感情上的躁动，是“求爱”，并不是流氓行为；另外，阿Q偷窃是因为实在饿极了，偷了人家地里的萝卜，被老尼姑发现还差点被狗咬。这些情节或许会让观众哈哈大笑，但这笑里面肯定也有悲哀。
我说阿Q这个人物可气、可恨、可悲、可恼、可恶而又可怜；而这个影片它是悲剧，同时也是喜剧，有时还有点闹剧，有时还按正剧处理。
一个人和一部影片都是多面的，一句话说不清楚的。
代表中国内地第一次参赛戛纳电影节这部影片参加了1982年的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竞赛，这也是中国内地电影的第一次。当时很隆重，还有升国旗的仪式。《阿Q正传》是正式参赛的影片。那时没有一点经验，有记者问我：“你为什么想拍这样的题材？”我说是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但是尴尬的是，在法国只有研究中国文学、东方文学的人知道鲁迅，年轻人大都对“鲁迅”这个名字很陌生。
影片最后的戏有一段旁白说：“阿Q虽然断子绝孙了，其实并没有断子绝孙，而据我们知道直到现在阿Q还有许多子孙世世代代延续下来，至今不绝”。记得在记者招待会上就有外国记者提问题很尖锐：“岑导演，你在影片中说阿Q并没有断子绝孙，那就是说现在你们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心想不能败下来，但电影里也确实说了这样的话，于是我回答：“不错，阿Q并没有断子绝孙，不过不仅是我们中国有，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可能有，可能就在贵国也有像阿Q一样的人吧？”结果问问题的记者带头鼓掌，底下的掌声响成一片，我灵机一动将了对方一军，没有给中国人丢脸。
八零初类型片之农村片
赵焕章奉献“农村三部曲”1980年初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问题成为了社会的焦点，1981年赵焕章执导的《喜盈门》虽是一部出生于大城市上海的农村电影，却长时间成为中国又纯又正的农村电影的唯一代表。赵焕章后来又拍出了脍炙人口的《咱们的牛百岁》（1983年）和《咱们的退伍兵》（1985年），这两部影片与之前的《喜盈门》被称作“农村三部曲”。
“搞电影的不能忘了农民”做演员拍的第一部戏就是农村片农村和农民生活最初与我并不是很密切，因为我出生在县城，念书在济南，当时心里是很得意的，有种优越感。我们赶上的时机很好，1948年济南就解放了，我毕业后参加山东省文联人民文工团，后来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我有机会在山大的戏剧科学习。当时团里的大部分人员都来自农村，非常朴实，身上有一股劳动气息。在文工团的时候我是做演员的，印象很深的是我拍的第一部大戏就是一部农村片，名字叫《王秀凤》，那时我刚刚19岁，但在片子里饰演的却是王秀凤的老公公。
1952年我从山东老区算是“调干”来到上影，记得当时有四十几个人从山东来到上海。那年正是上海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合并，也就是民营电影国有化改造。开始作为演员演过老导演沈浮的《斩断魔爪》等戏后，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学导演。于是从场记到助理导演再到副导演，直到1980年升为导演。《喜盈门》算是独立完成的首部大戏。
一手把锄头．一手写剧本我的这几部农村片都是在山东拍的。《喜盈门》的编剧辛显令当时是在文化馆，写一些“小戏”，也写诗歌。而《咱们的牛百岁》编剧的袁学强就是农民，一手把锄头，一手写剧本。他们的优势是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劣势是对电影不熟悉。
里面还有好多故事，我在“文革”期间拍过一个小戏就是山东的本子，本子就是辛显令写的，我们是老乡，以前就合作过。《喜盈门》的本子最初递到厂里没有多大反响，我就让辛显令递到其他厂试试，可能70年代末大家还都陷在“伤痕电影”、“反思电影”中，对农村题材的片子没人重视。1979年底《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问题，各厂立马重视起来，都开始抓农村片，我对厂里说看到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很好，厂里看后认为可以投拍。
因为当时厂里对于剧本的要求很高，质量严格把关，作者到上海来两个多月一起改剧本，当年就住在永福路上的上影文学招待所，那时我们熬夜再加上抽烟抽得厉害，每个人张开嘴，舌头都是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