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蛮子憋宝，邪门儿啦
1909年9月，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河北成立，首任会长张相文提出以“秦岭——淮河”为界划分南北，此后人们说你是南方人或是北方人也大都以此为界。当然无论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无疑都是中国人。然而，天津人总怀有一种大都市心态，管北边来的人叫“侉子”，管南方人叫“南蛮子”（或单指广东人），好像南方人从来就不是中国人似的。老天津人还有一种心态，认为天津风水好。风水好，地下便一定有宝，可是那“宝”却让“南蛮子”给“憋”走了，天津本地人怎么就这么不长眼呢？这真叫是邪门儿啦！
清朝末年，天津有位叫李庆辰的文人，他写过一部类似《聊斋》的文言小说，叫《醉茶志怪》，里面就有诸多掘地得宝的故事。在一则故事中，李庆辰写道，某君“掘发得一物如龟，方厚约四五寸许，遍体金色，绚烂有光，四足齐动”。活灵活现，一只金龟子，京剧里有一出叫《吊金龟》的戏，看来此事很可能发生在天津了。
在天津卫，有关南蛮子憋宝的故事颇为流传。一些老辈子人竟然说，“南蛮子”的眼睛比夜明珠还亮，望天能看到玉皇殿，瞧地能穿透十八层，看海能见水晶宫，观山能像玻璃一样透明，一般肉眼凡胎的人可比不了。听老人讲，当年有位“南蛮子”来到了天津，他一眼就看出天津的铃铛阁里有宝，于是每天在铃铛阁里静坐，一直坐了一年，终于有一天夜里，他看见从铃铛阁后边的空地里走过来一头全身金光闪闪的黄牛，这位“南蛮子”追上去，只用一把草就把那头金牛牵走了。当然，这位“南蛮子”发了大财，而天津人呢？就眼巴巴地看着人家把自家的财宝“憋”走了。
河北大街靠近北端旧时有一段路，人们叫它“石桥”，现今虽然看不见石桥的模样了，可是从前这里确实有一座很结实的三孔石板桥。石桥底下流淌着一条小河。据说此地来了一位南方人，这个人头戴珊瑚珠的帽翅儿，身穿白杭罗的大褂，脚登青缎子便鞋，鼻梁子上架着金丝边儿茶镜。他围着石桥转了五六个圈儿，在桥下瞪着眼瞧了两三个时辰。然后趁人们不注意，闪身走了。后来，此人常在附近一家豆腐房买豆腐渣。偏巧，有个外号叫“瓷公鸡”的人也常来这家豆腐房买豆腐渣。他买豆腐渣是将其掺在棒子面里给长工们蒸饽饽的。一天，“瓷公鸡”无意中发现那位“老客”挑着一担豆腐渣往石桥下边走，还连喊“啰、啰、啰……”这时只见几只金猪从河里钻了出来，那人拿着豆腐渣亲切地喂着那一只只金猪，“瓷公鸡”一看就明白了。
次日天不亮，“瓷公鸡”便将长工们叫醒，早早来到豆腐房买豆腐渣，随后带着豆腐渣来到石桥下，也学着南蛮子的声音“啰、啰、啰”地叫，等那些金猪从水中一露头，“瓷公鸡”便向前递豆腐渣，同时大声喊道“快捆！”带头的金猪扭头就跑，“瓷公鸡”一个箭步蹿过去，拼命搂住一口大金猪，金猪力气很大，拖拉着“瓷公鸡”一同滚进了河底。此时南蛮子也挑着豆腐渣来了。等他问明白了事情原委，便把担子一扔，伤心地哭起来了。经大家仔细盘问，他才惋惜地说：“这窝金猪只要喂上一百天就到手了，没想到只差三天，就被这个人给破坏了，我的心血白费了……”这个南蛮子一跺脚，悲愤地走了，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
老年间，天津民间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跑船的南蛮子带了一船丝绸来天津卫做买卖。他在三岔河口相了关天，影影绰绰看见这水下有宝——大禹爷治水时留下的分水剑！他连货带船都没心思要了，一门心思要憋宝。南蛮子认为要憋这宝得找个降水的物件。于是他盯上了一个卖煎饼老头挎着的篮子，想买，老头不卖，南蛮子只得向老头交了实底：“大爷，我跟你实说了吧，我要这篮子是为了取宗宝，非它不可。这么办，把宝取来，咱二一添作五！”老头一听，乐了：“行，赶紧！”
转天四更一过，俩人在三岔河口打了对头。南蛮子递给老头三个纸糊的小旗儿：红的、黑的、黄的。他说：“待会儿我把这篮子盖点着了扔到河里，我下去以后，您可得看清楚我的手。伸嘛手，你就递嘛旗。千千万万不能耽误，不能错。要不，我的小命就完啦！“老头说“行！”南蛮子就打着火镰，把篮子盖引着，扔到河里。河里的水从中间分成了两路。一边，是清水、浑水；一边，是浑水、黑水。南蛮子跳了下去。工夫不大，由河里伸出一只手，黄的，老头一看，哆哆嗦嗦递下一个黄旗儿。过了一会，河里又伸出一只手，红的，老头战战兢兢，递下一把红旗儿。过了半个时辰，河里伸出一只手，黑手。老头吓得旗子也没递，扭头就跑。可黑手还在那张着，等着，张着。哗——两边的水并到一块了。黑手缩回去了。南蛮子没憋着宝，命也搭上了。
我曾问过一位老人：“为嘛南蛮子能憋出宝来，天津人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老人说：“南蛮子的眼特别亮，听说他们自打‘落草儿’就关在黑屋里，一百天不见亮儿。要不他们的眼睛怎么那么好呢？”这显然是传说。不过某些老天津人对“南蛮子”的火眼金睛却是深信不疑。
海张五修炮台，小事一段
海张五正式的名字叫张锦文，他的旧宅在今南开区北门内龙亭街东首，此人出生于清乾隆末年，到光绪元年死去，活了81岁。天津人为嘛管张锦文叫“海张五”，这里还真有些说道。
张锦文幼年丧父，随同母亲由原籍静海来到天津，开始并无正业，后在西头大街一家小饭馆里帮忙，干一些剥葱剥蒜、刷锅洗碗的杂活。因不得意，又到了北京，投奔正在刑部何侍郎宅里充当管事的舅父；经舅父介绍，他先在何家佣工，不久，正赶上旗籍人海仁外放盛京将军，通过他舅父的推荐，得到海仁允许，张锦文即随同前往奉天赴任，在将军府里充当管事。海仁就任之后，经过一个时期，由于内部倾轧，疏于打点，曾被御史参劾，拿问到京，听候查办。张锦文暗地里逃到北京，向其舅父哭诉海仁遭遇，请代设法营救。恰巧朝廷正派何侍郎会查这个案件，他舅父就面求何侍郎遇机予以关拂。查办结束，海仁并无犯罪之实据，奏报上去，准予官复原职。上谕下来之后，海仁立即获释。离京赴任之前，到何侍郎家里去辞行时才明白一切经过，因而对张锦文的“忠心”深为感念。海仁重行回任后，对他另眼看待，收为义子，令他和儿女们按年岁排序，张锦文排在第五，这就是张锦文被称为“海张五”的由来。
后来，张锦文在天津当上了盐商，接办“盐引”，因引号为益照临，故而称作“益照临张家”。盐务发家最快，随后他又开起了当铺，跻身于天津“八大家”之列。
海张五的出身，按过去来说是卑贱的，他本是厨子，今天称为厨师或炊事员，旧时属下等人，是被人瞧不起的。但这个人却极聪明而工于心计。
那年冬天，为防御外寇入侵，急需在大沽口修筑炮台。过去冬天比现在冷得多，刮起风来吹得电线发出吱吱的响声，人们管这叫“电线杆子唱时调”。旧时天津有条谜语：“地上有条线，人人踩不断。”谜底就是冬天地上冻出的裂缝。当时交通不发达，大车都是木轱辘用马拉的，胶皮轮是民国以后才有的。一夜之间想盖炮台，别说料不好凑，就是有料，滴水成冰的天气手都伸不出来，怎么干活？海张五想出个主意：就地取材。他一夜之间就真把炮台筑起来了，而且还特别坚固。他是怎么盖的呢？
海边有大片盐场，装盐的草袋与麻袋也有的是，他令人将草袋和麻袋装上盐，运到建炮台的位置，按炮台的形状垒盐包，边垒边泼水，最后冻成了一个冰砣。这样建起的炮台不但比砖垒的坚固，而且速度还快，防御功能比用砖垒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天津卫流传下“海张五修炮台，小事一段”这句老俗话。
海张五智谋高，名声却很坏。当年，他曾结交官府，镇压起义群众，对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极为“忠心”，受到一品封典的嘉奖。其子张汝霖也被加赏二品顶戴，孙张鸿寿恩赐举人。这时张家财势双全，成为“八大家”中最显赫者，尽管如此，张家也逃不出骄奢败家的规律。海张五死后，其后辈挥霍淫逸，加上八国联军的洗劫，不义之财很快澌灭。
老太太上电车，您先别吹
天津有轨电车始于环行东、西、南、北四条马路的白牌电车，1906年正式通车，开全国之先河。当时天津的电车及电业全由比国（比利时）经营。起初市民对电车很反感，原因是：庚子事变后，民众仇洋心理甚浓；缺少科学常识，说有触电危险；风传票价昂贵，洋商讹人。故一时电车竟成了“只闻城间铃铛声，不见人影登车来”的西洋景。后经华人暗授机宜，采取“先尝后买”的手段，遂见奇效。一时津城万人空巷，以乘车兜风为时髦。见市民已认可，比商立即取消免费一说，实行乘车售票制。初始票价极为低廉，绕城一周，一等车厢（设有绒垫、地毯、痰盂、电扇等设施）只收一小铜元，二等车厢（设藤制座椅）只收半个铜元。其后乘客渐多，且感出行方便，比商索性取消厢位等级，一律改为木制长条座，按段收费。每段收铜元3枚，超过一段收4枚，比初始时上涨4倍。
民国十年（1921年）前后，电车上发生了一桩命案。一天，一个天津消防队员乘白牌电车与一个比国人发生口角，比国人动手打人，两人动起武来，这个比国人有点招架不住，掏出手枪一下子把消防队员打死，随即逃回电车公司。消防队闻讯，群情激愤，带着家伙赶奔东马路出事地点将滞留的多辆电车捣毁。警察厅长杨梆子怕事情闹大，便出面调解，给了一笔抚恤金，出了大殡，把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因中国无权处理比国的杀人凶手，凶手由电车公司送回比国，逍遥法外。
继白牌电车后，比商电车电灯公司又于1908年先后开通红牌（由北大关经东浮桥今金汤桥至东车站）；蓝牌（由北大关经万国桥今解放桥至东车站）；黄牌（由北大关经劝业场至津海关）三条电车路线。1918年增设绿牌（由劝业场至墙子河沿今南京路）电车路线。1927年再增设花牌（由东北角至大沽路）电车路线。至此，比商经营的电车路线总长度达21.68公里。
那么“老太太上电车，您先别吹”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天津最早的电车为“房子式”，每个车厢有一人卖票，脖子上挂一口哨，人上齐了，关上门，才能吹哨；司机闻声后，才能开车。车启动时，司机踩铃示警。后来踩成“鼓点”声，很有节奏感。从前，老太太是缠足的小脚，行动不便，见电车来了，一边走一边摇晃手：“别吹呀！”等被人架上电车后，车才慢慢开动。“老太太上电车，您先别吹”便是这么来的。
后来由“吹哨”改成了“拉绳”，即电车的门边坠一根长绳，长绳“拐弯”后沿电车上部通到车的前方，售票员见可以走了，于是拽一下绳子，前边的小铃便有了响动，司机听到声响再将电车启动。“吹哨”和“拉绳”都是开车的信号，后者比前者似乎是个进步，却也并未“先进”多少。可如此一来，年轻人对“老太太上电车，您先别吹”渐渐难以理解了。
刘道原活人出大殡
据老辈人讲，民国年间天津最为排场的一次大殡是为李纯出的。那是民国九年（1920年）10月11日，忽传江苏督军李纯，因忧国忧民，用手枪自戕。灵柩运至李的家乡天津，李纯出殡顿时轰动津城。前清内阁阁丞华世奎点主，曹锟祭门，大开吊，大出殡，大回灵，三次待客，都是燕翅全席；并且大破孝，光是白布就用了二百多疋。出殡时所有百货仪仗应有尽有，除天津各寺庙僧道经外，还从北京雍和宫请来喇嘛经。各方面送的挽联、挽帐不计其数。殡仪长达四里。当时灵柩下葬沈庄子李家坟地，后因沈庄子人口日增，坟地外迁，原址改名李地大街，也就是李纯坟地大街的简称。
李纯到底是怎么死的呢？解放后这个谜才被解开，李纯死于情杀：李纯的四姨太与马弁某人有染，已非一日，齐燮元察觉后密告李纯。10月11日夜四姨太与马弁正在寻欢时，李纯忽然闯入，马弁见事已败露，一时性急，夺过李纯手中的枪，先发制人，打中李纯腹部使其殒命。齐燮元闻声赶来，当场将马弁处理埋在督署花园内，并急忙伪造遗书，虚构“自杀”物证，同时叮嘱督署僚属，有敢泄露实情者，定将严惩。其后不久，齐燮元升任江苏督军，权势赫赫，生杀予夺，知情人谁敢甘冒“祸从口出”的风险呢？此事遂无人提起。李纯“暴卒”之真相就这样被掩盖下来。
为死人出殡无论如何也都不足为怪，但如果是为活人出殡却是天下奇闻了。民国年间，天津就出了一件刘道原活人出大殡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