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艺术西戏中演:用戏曲搭建跨文化沟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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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西方经典对戏曲现代化的意义(2)

正因为是“第一个吃螃蟹”,京剧《奥赛罗》还存在着一些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京剧艺术的魅力。京剧在这部戏里,有时候显得只是一种元素的呈现,而没有足够地展现出京剧的美学特色。比如用京剧化的念白来念外国人物的名字,以及用京剧的唱腔来演唱莎士比亚剧作散文化的诗句,这多少会让观众听来有些别扭。但是,不能否认的是,1983年版京剧《奥赛罗》已经迈出了京剧跨文化改编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它用京剧程式化的表演很好地体现了原著的思想;虽然没有出国演出,但在全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各地的戏曲剧团很快就开始步北京实验京剧团的后尘,也纷纷改编演出起莎士比亚来。在1986年四月北京、上海同时举行的中国第一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上,出现了五台不同的戏曲莎士比亚的演出。除了北京的京剧《奥赛罗》以外,还有上海的昆剧《麦克百》(改名为《血手记》)、黄梅戏《无事生非》、越剧《第十二夜》和《冬天的故事》。剧评家易凯评论道:

经过十年动乱洗礼的中国人民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确立为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社会的经济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民族的精神状态由凝滞趋向流动,人们的审美意识、价值观念、心理定式、欣赏习惯由群体单元化走向个体多元化,这些正在发生着的巨大深刻的变化,不能不给予古老的戏曲艺术以极大的冲击。观众的锐减,剧场的萧条,剧目的老化,演出水平的下降,一系列带全局性的“并发症”,固然使戏曲艺术出现颓局;但又反过来促使它痛定思痛,深刻反省。一场深刻的、全面的变革正在戏曲内部酝酿;一个新的转折、新的突破已可望兴起。就在这个时刻,五台戏曲莎剧应运而生了。①

易凯在一个个评论了五台戏曲莎剧演出中的人物形象后总结道:“显然,莎剧中这些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比之传统戏曲中那些性格单调、特征稳定、缺乏层次深度的类型化人物形象,要来得典型、来得生动、来得真实得多。封建社会的低下的生产力,单纯的社会生活,狭窄的人际关系,简陋的物质文明,是戏曲中类型化人物形象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而压制个性发展的大一统儒家哲学、唯心史观,又是戏曲中类型化人物形象产生的精神根源。”②也就是说,中国艺术家需要利用西方经典的长处来帮助克服戏曲本来的短处。

① 易凯:《崭新的天地,巨大的变革———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五台戏曲演出观感》,《戏曲艺术》(北京)1986年第4期,第6页。

② 同上,第7页。

§§§第二节 突破阶级界限的禁区:京剧《朱丽小姐》

这方面的另一个例子就是《朱丽小姐》。该剧是瑞典作家斯特林堡①的代表作之一,1889年他在哥本哈根成立了实验剧院,揭幕之日就上演了该剧。朱丽小姐这个人物具有很强的现代性,她不喜欢门当户对的富家子弟,订了婚也要退掉。却对闯过江湖的男佣人产生了兴趣,先是和他跳交谊舞,深夜聊天,后来竟然进到了他的房间。还计划私奔,却又因金丝雀之死而彻底看穿了他,最后听从他的暗示而自杀。这一夜之间剧情变化幅度之剧烈和人物心理展现之精准是舞台上罕见的。朱丽和仆人这两个人物应该能引起今天的青年人的共鸣,因为在现代社会中,城乡人员流动频繁,来自不同地区、阶层的男女有了越来越多的交往的机会。当今中国的都市女和所谓的“凤凰男”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是不是能够克服障碍,实现平等沟通相爱相守,越来越成为当代人关注的话题。但这种情境在传统戏中却很罕见,因为中国戏曲一直是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除了一些小型地方戏剧种的例外,大戏里基本上不允许下层劳动者当主角。偶尔也有主角阶级地位悬殊的剧目,最后却能喜结良缘,比如京剧《红鬃烈马》;但仔细比较一下,就能看出与《朱丽小姐》的巨大差别。

①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男,瑞典人(1849———1912)戏剧家、小说家、诗人。代表作《在罗马》、《被放逐者》、《奥洛夫老师》、《朱丽小姐》等。

《红鬃烈马》的剧情是,短工汉子薛平贵饿得倒卧在丞相王允花园外的雪地上,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撞见,马上一见钟情,告诉他几天后她要在十字街头高搭彩楼,抛绣球选婿,叫平贵一定要来,好被她打中当乘龙快婿。王允嫌贫爱富,强逼女儿悔婚。王宝钏力争不果,便与父亲三击掌后,随薛平贵投奔了寒窑苦度光阴。从表面看,王宝钏好像比朱丽小姐更有现代的开放意识,其实这个戏强调的是,薛平贵本来就不是短工汉子的命,很快就飞黄腾达了,地位甚至超过了跟随他离家出走的宰相之女。薛平贵在舞台上必须是扮相俊朗的小生,身上要穿“富贵衣”,这是传统戏曲舞台上最穷的人穿的服装,又叫穷衣。但在戏班里,人们又把它看作是吉祥的服装,列入头一件服装,放在衣箱的最上面。因为传统戏曲剧目中有一个套路,只要是一开始穿富贵衣的剧中人,结尾时总是金榜题名、富贵幸运,故称富贵衣。因此,过去的戏班总把这件富贵衣看作是吉祥的预兆。比如《玉堂春》中的王金龙,落魄后被赶出妓院时,穿富贵衣。《棒打薄情郎》中的莫稽,先穿富贵衣,后来中了状元,成为八府巡按。《红鬃烈马》中的《彩楼配》,薛平贵也是先穿富贵衣,后来竟得唐室天下,当上了皇帝。

这个短工汉子必定飞黄腾达的“富贵衣”套路,显然与现实生活中百分之九十九的穷人的命运毫不相干,只能说是某些穷人的白日梦。对传统戏曲不能用历史真实性的标准来要求,其人物也很难有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格。剧中薛平贵一出场的头两句唱是:“何日得遂凌云志,豪杰空怀报国心。”①这哪里像是一个父母双亡、穷极潦倒的短工汉子?倒像是个出身教养良好,仅仅是偶然遭遇不幸的前富家子弟,只有这样解释人物的逻辑才说得通。后来他对王宝钏自我介绍说:“自幼学得全身武艺,也曾读诗书,流落外乡……”其实原来就是同一阶级的人,难怪宰相千金一看到他就说:“我看此人眉目清秀,仪表非凡,何以落魄至此呢?”①所以这里完全没有真正的阶级之间的本质性差异和矛盾,相比之下,《朱丽小姐》对阶级关系的刻画就要显得真实、深刻、毫不留情得多。

① 《王瑶卿现实剧目精选·红鬃烈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传统戏曲喜欢用大团圆结局让人心里舒服,习惯于回避现实生活中让人难受的阶级矛盾和冲突,就连《花园赠金》这样表面上的阶级差别也会有点让人不舒服,所以戏曲舞台上很少演出《红鬃烈马》全部的故事,目前舞台上比较多见的《红鬃烈马》一般都是从薛平贵高升以后的《平贵别窑》开始的,常演的折子戏有《武家坡》、《大登殿》等几出,本来应该展现薛平贵短工汉子形象的《花园赠金》、《彩楼配》等,在演出市场上并不太多见。

薛平贵要比《朱丽小姐》中的男仆幸运不知多少倍!他顺利娶到宰相之女以后,因西凉国作乱,便与王宝钏告别,出征西凉,马上又娶了西凉国代战公主为妻,西凉王死后,薛平贵继位为王。十八年过去了,王宝钏依然清守寒窑,备尝艰苦。终于盼得薛平贵路过武家坡,夫妻相会。后由代战公主保驾,薛平贵登上宝殿,王宝钏亦被封为正宫娘娘。该剧虽然在起初是女高男低,社会阶级地位悬殊,可戏演到中间薛平贵却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他的阶级从短工汉子一下登到天子,可谓极具白日梦式的戏剧性,远不如《朱丽小姐》接近社会的真相。如果把王宝钏放到今日,该可谓是选择“潜力股”的高手了。戏曲喜欢大团圆,《红鬃烈马》可谓最为典型,当全剧演到最后一折“大登殿”时,当初反对他们婚姻的反面人物都没有得到好下场,薛平贵他们一家子倒是其乐融融。最后,王宝钏和代战公主以戏曲舞台上比较少见的唱腔“十三嗨”作为全剧的结尾。

① 同上,第76页。

与之相反,《朱丽小姐》勇敢直面并不理想的现实世界,给予男女主人公的结局都是不如意的悲剧。男仆让不仅没有成为什么皇帝,连最起码的男人的责任都没有办法承担,当听说老爷马上就要回家的时候,立马规规矩矩穿上佣人的号衣赶去服侍老爷了。朱丽看到他那种畏惧的神情,实在感到厌恶,无奈只有走向死亡。习惯了传统戏曲大团圆结局的老观众很可能会问:难道朱丽真的是别无选择了吗?

朱丽和男仆让,这两个原本属于不同世界、不同阶层的人,是否可以真正地走到一起呢?是什么可怕的力量竟然可以把朱丽这样一个贵族小姐吸引到地位低下的男仆这里来的呢?是弱者屈从于强者呢?还是堕落者屈从于上升者(问题是男仆让最后并未上升一丝一毫!)?还是因为爱情?不论社会如何更迭,世界如何发展,男女两性间相互吸引的动物属性确是永无改变。这种肉欲的快活使得人类在自然环境中得以延续,绵延不绝。如果朱丽没有要逃离现实的处境,如果让也安于在公馆里做着媚上鄙下的工作,并拥有个普通平庸的家庭,他们会不会就这样,在无数个仲夏夜晚,听着花园中的仆人们舞蹈的欢愉声,永远偷情下去呢?当然可能,至少在那一刻他们是快乐的,那种在恐惧中获得的战利品,永远比常态下的努力所结下的果实更容易让人们产生愉悦,并且难以忘怀。但是,他们永远也无法真正走到一起,身体上的结合与灵魂的融合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事物,如若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谁又会只想贪图身体上一时的肉欲享乐?仲夏之夜的节日气氛,朱丽家人的外出,她月经将至,暮色与跳舞引起的感情冲动,不会出现在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中。然而此时此刻,自身与周围的特别环境会在她双眼前罩上粉红色的面纱,让她在朦胧中沉浸在自我想象的懵懂爱情里,享受着气氛所营造出来的幸福感觉。只有当太阳升起,清晨阳光透过白色的窗帘直射在绵软的床上,她才会发现身边那俱陌生的躯体,与自己那么接近却又相隔遥远。其实,他们一点也不熟悉,她尽可能地要拉近她们的距离,她想把这种陌生变成熟悉。但是,这种可能却是渺茫的。两个价值取向、社会地位、思想觉悟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永远也得不到心灵上互通所带来的幸福感觉的。当她预感到她这一生都将无法遇到这种灵魂享乐的感觉的时候,她就只剩下了一个被掏空的躯壳。她要选择死亡,死亡是一种解脱,至少她的灵魂在上帝面前将得到爱抚,她再也不必把自己与下等的肮脏的灵魂混为一潭,她要在死亡中将心灵上升,来弥补现实中把身体献给误解了的爱情的过失。

这个独幕剧从头到尾只有三个演员,非常吸引戏曲创新者的眼球。早在1997年,时任中国戏曲学院副院长的赵景勃教授就接受了当时他从美国大学请来进行短期教学的孙惠柱教授的建议,设想把它改编成京剧,还为此成立了一个工作室,组织戏文系的同学编写剧本,导演系的学生出点子排戏。但由于剧本修改等种种原因,最后没有呈现在舞台上。虽然这次创作没有成功,对于排练戏曲《朱丽小姐》的探索却没有停止。2009年夏天,上海戏剧学院的艺术硕士研究生赵群听孙惠柱教授在课堂上讲到,《朱丽小姐》很适合用戏曲来演,马上兴奋起来,课后就问孙老师有没有戏曲剧本,听说还没有以后,又问孙老师能不能为她的导演毕业作品创作剧本。大半年以后,上海戏剧学院的京剧《朱丽小姐》(孙惠柱、费春放编剧,赵群导演)于2010年三月成功上演,在戏曲人物的谱系中增添了两个难得的能引起当代年轻人反思的“圆形性格”。而且,京剧的唱念做打也为剧情提供了远比话剧更为丰富的表现手段,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2011年该剧在波兰首都华沙举办的国际戏剧学院戏剧节上得到了集体大奖,2012年仅一年中该剧就出访了伊朗、英国、爱尔兰、瑞典、意大利和韩国六个国家,广受好评。

在出访波兰那个版本的《朱丽小姐》中扮演朱丽的田琳是上戏戏曲学院京剧表演专业的二年级学生,在导演赵群的指导下,她的唱念做打基本功扎实,把一个受压抑的女性在出轨前后既惊喜又害怕的内心矛盾表演得真实自然,而且很有层次感。专家不仅对演出内容表示欣赏,而且对借用京剧的表现形式尤为关注。评委、美国导演杰夫里·西谢尔指出,这部戏既让观众看见名著思想的新视野,又让观众欣赏到中国艺术样式的审美性、民族性和开放性。①导演赵群曾经在一篇发表在《上海戏剧》的文章《善用程式,重塑程式———京剧〈朱丽小姐〉创作心得》一文中,对于朱丽这一角色在戏中要呈现出来的几个不同层次做出过这样的总结。“我把朱丽的表演定位为三个阶段:一是酗酒调情、二是欲火焚身、三是万念俱灰。”②这就好比为朱丽的塑造找到了斯坦尼方法所需要的贯穿动作,有了每一场次的准确的人物定位,就可以更好地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找到准确的程式动作,从而更好地体现人物内心活动。

① 新民晚报,作者,朱光,2011年7月6日。

② 赵群:《善用程式,重塑程式———京剧〈朱丽小姐〉创作心得》,《上海戏剧》2010年第9期。